今年年初,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羅(Nicolás Maduro)及其妻子被美國抓獲,並被帶回美國受審。這個令人震驚的事件標誌著美國數月來對馬杜羅政權施壓的最終結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員將馬杜羅及其親信稱為「毒品恐怖份子」(narco-terrorist),指控他領導著一個龐大的犯罪組織,並通過違反美國法律、販賣大量非法毒品牟利,這些毒品可能已經導致眾多美國人死亡。
雖然委內瑞拉政權的未來尚不明朗,但是花幾分鐘時間了解委內瑞拉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以及美國人可以從委內瑞拉淪為暴政和犯罪政權的過程中學到甚麼,是非常值得的。
現在發出警告或許尤為重要。在美國,民主黨人、社會主義者曼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紐約市市長;民主黨人、左翼活動家凱蒂‧威爾遜(Katie Wilson)當選西雅圖市長。這兩場選舉均在去年底舉行,引發了人們對美國社會主義情緒高漲的擔憂。曼達尼和威爾遜都公開以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身份競選,他們信奉「沒有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也沒有政府不想解決的小事」,以及「我們將用集體主義的溫暖取代個人主義的冷酷無情」。
許多稍有理智的人都正確地批評了這些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理念和集體主義情緒的幼稚之處。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那些自以為是的大學畢業生投票支持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究竟會引發怎樣的真正災難。
毫無疑問,委內瑞拉的悲劇就是一個警示故事。
社會主義在委內瑞拉陷入貧困、絕望和有組織犯罪——如黑幫「阿拉瓜列車」(Tren de Aragua)——的遭遇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美國風險投資家、科技商業節目「All-In Podcast」播客成員大衛‧弗里德伯格(David Friedberg)近期採訪了委內瑞拉民主運動領袖、202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談及委內瑞拉2024年全國大選的舞弊行為,凸顯了社會主義的悲劇以及由此導致的委內瑞拉暴政。
25年前,委內瑞拉的人均GDP約為4,800美元。2014年,這個數字接近16,000美元。但是最新的2024年和2025年預測值約為4,000美元——比2000年下降了約20%,比2014年更是驚人地下降了75%。委內瑞拉的貧困率已從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飆升至超過一半。然而,委內瑞拉是擁有世界上已探明石油儲量最大的國家——估計為3,000億桶——比沙特阿拉伯多10%,是美國石油儲量的七倍之多。
過去十年間,至少有七百萬委內瑞拉人逃離家園,其中大多數受過大學教育。馬杜羅政權就是一個犯罪集團。除了馬杜羅本人,他的多名家庭成員也因販運可卡因而被起訴。委內瑞拉政府不僅掠奪人民的財產,還肆意掠奪國家的自然資源。此外,馬杜羅政權還被指控與毒品走私和販毒集團卡特爾(cartel)活動勾結——因此,特朗普政府將委內瑞拉黑幫和販毒活動視為「毒品恐怖主義」(narco-terrorism)進行打擊。
委內瑞拉2024年總統選舉,展現了反對馬杜羅政權人士非凡的勇氣和智慧。同時,這也最清晰地揭示了馬杜羅的罪惡和腐敗。主要反對派候選人馬查多在初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後,卻被政府禁止參選。
相比之下,她不太為人所知的代理人岡薩雷斯(Edmundo González)仍然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我們之所以知道他大選獲勝,是因為委內瑞拉人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記錄了選舉結果,並將這些結果報告給了全世界。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和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都拒絕承認馬杜羅的勝利,其他選舉觀察員也同樣如此,他們宣布岡薩雷斯獲勝。
然而,如今岡薩雷斯流亡海外,許多參與競選的人身陷囹圄,甚至遭遇更糟的境遇。馬杜羅睚眥必報,無視所有證據,將異見人士及其支持者,甚至與他們有任何關聯的人都投入監獄。我們看到,僅僅因為與「反對派」(opposition)有業務往來,就有人被強迫失蹤或列入黑名單,這種行徑簡直如同黑手黨(Mafia)一般。一份聯合國報告發現,在馬杜羅政權統治下的委內瑞拉,「存在非法處決、強迫失蹤、任意拘留和酷刑的證據」。
委內瑞拉局勢嚴峻而複雜。關於對委內瑞拉毒販進行軍事打擊的合法性問題,已有大量文章論述分析,而關於馬杜羅及其妻子在深夜被捕一事,也必將引發更多關注。儘管特朗普政府在遵循憲法規範與法治方面仍有改進空間,但這並不完全是1990年代(針對拉丁美洲的毒梟與毒品走私網絡的)禁毒戰爭(War on Drugs,美國提供武器、直升機、情報、訓練,支援當地軍隊與警察打擊毒梟)的重演。
馬杜羅政權積極支持拉丁美洲各地的壓迫性政黨,並加強販毒集團的力量,而這些集團在許多國家實際上已演變為準軍事力量。那些希望在西半球推進自由、財產權和繁榮的人士,不應忽視委內瑞拉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委內瑞拉的衰落令人唏噓。它曾是一個繁榮、成功、文化底蘊深厚的社會,如今卻淪為貧困、犯罪猖獗、被軍閥統治的國家。但它邁向現代「農奴制」的最初一步卻顯得無害得多——而這應該成為那些年輕一代和自認有權享有特權者所懷抱的「集體主義」傾向的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警訊。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和暴政的締造者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1954—2013年),為馬杜羅通過軍事手段統治鋪平了道路。然而,查韋斯是通過民選上台的,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政治)局外人和人民的代言人——聲稱自己絕不與腐敗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同流合污,這種主義據他所言已剝奪了無數人的權利。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人們一直在討論美國年輕人的生活有多麼艱難。買樓更加困難,因為樓價更高,貸款成本也更高。20至24歲人群的失業率是其他年齡段人群失業率的兩倍多。學生債務持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無論是總體而言,還是對於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個人而言。
但是最近對馬查多的採訪揭示了那些自以為是、年輕氣盛的人及其同情者是如何忽略了自由社會的核心價值的。馬查多指出,委內瑞拉的年輕社會主義者在被警告要提高警惕時,「總是回答,『委內瑞拉不是古巴,那種事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但是最終,看看那場災難和破壞吧。」
社會主義者狡猾地利用了這種不滿情緒。在紐約市,曼達尼迎合了人們對住房、就業、租金、物價以及股市財富增長不均衡的不滿。收入和財富不平等令許多年輕人感到沮喪。收入流動性的下降也令他們感到沮喪。他們越來越覺得命運對他們不公。
儘管這些擔憂不無道理,但是它們絕不能成為推行社會主義的理由——這不僅僅是因為社會主義無法解決這些問題。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或者說是自以為是的無知者)並不了解委內瑞拉以及其它十幾個已經走過這條路的國家的遭遇。在委內瑞拉,他們面臨的不僅僅是高昂的樓價、收入流動性問題,或是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問題。
他們面臨著更深層次的問題:缺乏希望和機會。在美國,即使面臨上述挑戰,人們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即使薪水低於預期。如果想賺更多錢,他們通常可以選擇加班。他們可以自由行動。他們不會因為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或支持「錯誤」(wrong)的候選人而遭到毆打或監禁。他們可以改善生活,可以為未來創造條件。即使獲得成功比過去更難,但這與成功完全不可能截然不同。
這才是委內瑞拉真正的危險——也是最深刻的悲劇所在。社會主義不僅僅意味著效率低下和日益貧困——儘管它確實會造成這些後果。社會主義最終會導致暴政,讓最惡劣的人會爬上權力頂端,使公民社會被政治權力摧毀,而改善生活的機會不只是減少了,而是被徹底剝奪了。
儘管馬杜羅下台後委內瑞拉人民的未來前景一片光明,但是我們仍應繼續以日益嚴峻的口吻,向那些對歷史與國際事務所知甚少、甚至毫不關心,卻仍興高采烈地走在「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上的年輕世代,揭示社會主義政權的潛在危險性。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網站。
作者簡介:
保羅‧穆勒(Paul Mueller)是總部位於麻薩諸塞州的美國經濟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高級研究員。他在位於維珍尼亞州的佐治美臣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此前,穆勒博士曾在紐約市的國王學院(The King's College)任教。
原文:Venezuelan Tragedy: Socialism, Entitlement, and Tyranny Are Connecte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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