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停運的《立場新聞》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上月底被裁定「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首宗傳媒煽動罪成案件。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認為，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的判詞，對民情與媒體的關係、媒體運作的原則、時事評論的本質的理解，「大抵跟很多新聞工作者和時事評論員的理解很不一樣」，認為法庭如果不儘量考慮相關行業的規範和認知，或會對行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害。
《明報》觀點版於今日（5日）刊登李立峯文章，圍繞判詞中對「社會事實」的內容，指出案發時的2020年前後，市民對政府信任度低，但是民意負面與判詞中認為的民情「不穩定」，李認為「可以是兩回事」。
李認為判詞的邏輯是，民眾當時已非常不信任政府，人們容易接受負面資訊、相信謠言，認為以情緒化的表達方法批評政府，會火上加油。
不過李強調，新聞傳媒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是反映民意，包括反映民眾非常不滿政府，幫助政府了解民情，「為民喉舌，是很多傳媒人的常識」。
法庭考慮與傳媒實際運作出入很大
李立峯又指出，媒體在處理政治觀點的表述時，「會做某種整體考慮」，並引述辯方提出，《立場新聞》也有訪問建制人士和刊登親建制的文章，控方只抽出17篇文章指媒體煽動，並不恰當。
李認為，若要考慮新聞機構是否涉及煽動，把少數文章抽離於媒體所提供的整體內容去理解「意圖」，跟媒體實際上的運作有很大出入。
有否「全面觀點事實」難有清晰界線
李說，判詞的觀點，往往是指《立場新聞》刊登的文章「沒有考慮全面觀點事實」及「過份詮釋」，但是兩者難有清晰界線，時事評論亦不是學術論文或法庭判決，沒必要考慮所有事實，並進一步稱「若人們覺得某評論不全面或過份詮釋，可以回應反駁。在開放社會裏，不同言論和觀點自然會互相補足碰撞。」
對於判詞提到，2020年前後是「民粹年代」，又指《立場新聞》的定位是本土主義，李指出這些亦是基於某些事實再加以演繹、詮釋後的結論，但認為這結論可以商榷，「至少筆者沒有見過關於香港網媒的學術研究文章把《立場新聞》歸類為本土派媒體」。
文章最後直言：「如果法庭在判決一宗關乎一個行業的案件時，在社會事實的問題上，不儘量考慮該行業本身的規範和認知，那麼判決對該行業以至了解該行業的人來說，是很難有說服力的，也可能會對行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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