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 B2版）

最近，《紐約時報》發言人在被問及該報在這一問題上的記錄時告訴《大紀元時報》，該報確實報道了中國的「強迫器官捐贈」問題，並提到了塔特洛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這一指控，但沒有討論基本證據。

今年8月16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再次無視中共殺害被非法監禁的法輪功學員以獲取器官的大量證據，反而引述一個名叫「中國研究員」的人的說辭，稱那些證據並不存在。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DIC）是監測法輪功受迫害情況的非牟利組織，他們對「強迫器官捐獻」的說法提出異議，說「在同一個短語中使用『強迫』和『捐贈』這兩個詞，是矛盾的，也是怪異的」。

在3月份的一份報告中，該非牟利組織詳細描述了《紐約時報》對法輪功的「可恥」報道，並提到了這場新聞災難可能造成更多的生命損失。

該報告指出，「《紐約時報》歪曲事實的報道和不負責任地將法輪功學員視為『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助長了犯罪者逍遙法外的現象，並使受害者失去了重要的國際支持，這無疑給整個中國大陸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生命損失。」

這並不是說《紐約時報》完全無視中共的侵犯人權行為；相反，一些人認為，它採取了一種「消毒洗白」的策略。

安全的批評

根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的紀錄，在2009年至2023年期間，《紐約時報》僅刊登了17篇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但關於維吾爾族問題的文章超過200篇，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超過300篇。

《大紀元時報》特約撰稿人、共產主義政權問題專家勞登（Trevor Loudon）認為，從該報在中國的既得利益的角度來看，批評遙遠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是相對「安全」的。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這是一種美德造假，『看，我們支持人權』，但他們絕不會對法輪功這樣做，因為那會真正觸怒中共。」

勞登說，雖然揭露藏族或維吾爾族的暴行在海外會引發憤怒，但在中國國內卻不會造成甚麼「不穩定」，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在中國中心地帶的影響力有限；然而，法輪功「植根於中國文化」，因此對中國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

他說，「中國人不會明天就接受伊斯蘭教，中國人不會接受藏傳佛教，但數百萬中國人對法輪功抱有一定的同情。」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給少數民族貼上政治標籤也更容易，中共給藏族人貼上「分裂分子」的標籤、給維吾爾族人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然而，勞登說，法輪功學員大多是普通中國人，分散在各個社會階層，他們唯一的政治訴求就是要求當局停止迫害。

他說，中共「不能說法輪功是分裂分子，他們不能說他們是恐怖份子，他們不能說他們是政治分子，真的」。

這正是法輪大法信息中心描述的《紐約時報》所採用的攻擊路線。

面對薄熙來的現實

隨著薄熙來醜聞在2012年發酵，《紐約時報》似乎不願意承認其後果，起初對薄熙來事件持積極態度，但隨著更多令人震驚的細節出現，這種積極態度逐漸變質。

早在2012年2月下旬到3月間，《大紀元》評論員就正確地預測，王立軍事件不僅會導致薄熙來倒台，也會導致周永康倒台。

就在此時，中共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了這一情況。周永康認為，調查應止於王立軍。這意味著薄熙來可以倖免於難。此時，習近平跳出來，提議這個案件無論牽連到誰，調查都應將其包括在內。溫家寶附議，胡錦濤同意。

溫家寶的妻子的前商業夥伴沈棟（Desmond Shum）在其回憶錄《紅色輪盤》（Red Roulette）中寫道，「風向就這樣轉變了。」

一位北京中共內部人士當年向《大紀元時報》提供了類似的消息。

然而，到2012年2月底，《紐約時報》仍認為薄熙來最壞的情況是被逼退休，並稱「甚至許多自由派批評者也為他敢於打破常規、推動改革而感到興奮」。

2012年3月，薄熙來被迫辭去重慶市長職務後，該報仍猜測「薄仍有可能繼續從政」，甚至「捲土重來」。

直到一份指控薄熙來腐敗的官方文件在網上洩露，該報才承認他將面臨指控，但宣稱北京高層，即胡錦濤和溫家寶，可能試圖「玷污他（薄熙來）作為民粹主義羅賓漢的聲譽，因為他利用權力改善了重慶貧窮民眾的命運」。

中共官方調查表明，薄熙來得到了公平對待。審查機構甚至允許普通中國人在網上批評薄熙來。

《紐約時報》突然獲得了薄熙來在重慶「打黑」運動中的大量不法行為的證據。

該報稱，「薄熙來的『打黑』行動曾被譽為剷除腐敗的創舉，但現在批評者認為，『打黑』行動描繪的是一個失控的安全機構：陷害受害者、刑訊逼供、勒索商業帝國、報復薄熙來及其朋友的政敵，同時保護那些（與薄熙來）關係更好的人。」

該報還對薄熙來親屬的巨額財富進行了核算，並於2012年4月下旬公布了薄熙來被控監視中共領導人的事實。

這比其它媒體的報道晚了一個月。

然而，周永康似乎是《紐約時報》的禁區。《紐約時報》並沒有觸及有關薄熙來和周永康密謀排擠習近平的指控。

2012年3月3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報道，駁斥了周永康涉及「政變傳聞」的消息。報道稱，「大多數中國分析人士都認為這是無中生有。」

2012年5月19日，該報報道了周永康訪問新疆的消息，稱這是「周永康仍然牢牢掌控其職位的一個跡象」。

但在同一時期，北京的中共內部人士告訴《大紀元時報》，中共對薄熙來的內部調查得出的結論是：他和周永康確實密謀通過事實上的政變將習近平趕下台，而溫家寶也成功地提出了讓周永康接受調查的主張，周永康因此不再真正控制政法委，他被允許在當年較後時間按計劃退休前繼續做表面文章。此外，雙方還達成了一項協議，即政法委的權力將被縮減。

2012年7月，《紐約時報》提到「周永康迅速擴大安全權力……令一些黨的領導人感到震驚」。然而，這篇文章再次忽視了江澤民發動的迫害法輪功運動在其權力擴張中的作用，而將責任歸咎於胡錦濤的維穩大政方針。

攻擊改革者的文章

2012年10月25日，在胡錦濤向習近平正式移交權力的黨代會召開前不到兩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大篇幅報道。

這篇文章在幾個方面不同尋常。在此之前，《紐約時報》在揭露中共權貴階層的財富方面幾乎是淺嘗輒止。首先，作為一名在中國工作的記者，對中共高官進行人身攻擊是非常危險的；另一方面，搜集確鑿證據幾乎是不可能的。

李林一說，「中共高官把寶藏藏得都很好。」

如果該報決定承擔此類調查的風險和費用，那麼它為何選擇溫家寶作為調查對象就不得而知了。在中共高層中，溫家寶是極少數願意接受政治改革的人之一。不管怎麼說，他都是最不腐敗的人，而且他即將退休。

這篇揭露文章的作者巴爾沃薩（David Barboza）承認，他在溫家寶家族的財務中沒有發現任何違法行為，但文章卻認為，一些投資可能受益於溫家寶的政策。文章揭露的財富估計為27億美元，與其他中共大佬的親屬建立的帝國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作為當時《紐約時報》的上海分社社長，巴爾沃薩完全有能力調查江派的財富。包括前國務院副總理曾慶紅在內的江澤民及其同夥的親屬動輒擁有數百億美元的財富。他們的腐敗問題也不那麼模糊。他們以低廉的價格獲得了利潤豐厚的投資，並在江澤民心腹的不擇手段的壓力下獲得了高級別的任命，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

沈棟寫道，「黨的頭號人物江澤民派遣使者代表他的子孫施加影響」，「他的代表要求他人服從」。

但《紐約時報》並沒有撰寫過這樣的揭露文章，除非相關官員已經失寵。

沈棟寫道，溫家寶的妻子根據內部消息指，《紐約時報》實際上是被薄熙來和周永康利用來攻擊溫家寶的。海外親民主派媒體也報道了此事。

此外，在巴爾沃薩的文章發表前幾個月，一些海外中文媒體指出，薄熙來和周永康指使他們的人散布對溫家寶不利的信息。

巴爾沃薩說，他的調查結果來自公開文件，並否認在調查過程中得到過幫助。他在2012年的一次問答中說，他之所以選擇溫家寶，是因為「對總理親屬的猜測特別持久」，而且他「多年來」一直聽說有關他們的財富的傳聞。

橫河認為，巴爾沃薩和他的同事們所聽到的以及從誰那裏聽到的，也許並非偶然。他懷疑「有人給了他們暗示，或引導他們去調查」。

他和李林一都懷疑，如果沒有黨內高層的授意，對溫家寶家族財務狀況的任何調查都不會有結果。

總之，當時多位分析人士都認為這篇文章是在為江派提供幫助。

巴爾沃薩甚至在文章中承認，在權力交接的最後角逐中，「揭露溫家寶家族的財富可能會在政治上削弱他。」

文章發表後，中共立即封鎖了《紐約時報》的網站，包括其剛剛起步的中文網站。

該報加倍努力，發表了更多關於溫家寶的文章。然而，在幕後，該報極力遊說中共解除對其網站的封鎖。

該報時任執行主編

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後來在她的書中抱怨說，發行人蘇茲伯格（Sulzberger）背著她，「根據中國大使館的意見，起草了一封《紐約時報》致中國政府的信，幾乎是在為我們最初的報道道歉。」

根據該報自己對中共政治的分析，在習近平上台後，攻擊溫家寶應該不再是個問題。因為溫家寶是江派的有力反對者，而習近平本應是江派的盟友，習近平本應樂見溫家寶在黨代會前被削弱。

橫河說，江派卻從未將習近平視為自己人。

如果說2012年的事件給了習近平甚麼啟示的話，那就是江派支持的人，如薄熙來和周永康，並不是他的朋友。橫河說，如果習近平找不到擊退江派的辦法，他就會淪為江派的「傀儡」。

李林一說，胡錦濤、溫家寶和他們的支持者本來可以成為擊退江派的重要盟友，就像他們在擊敗薄熙來時所證明的那樣。

相反，在《紐約時報》的幫助下，江派同時打擊胡錦濤和習近平，使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中充滿了江派人馬。胡錦濤的唯一盟友是新任總理李克強，習近平的唯一盟友是中央紀委負責人王岐山。

《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寫道：「退休已久的中國前領導人擁有對最高職位的控制權」。

文章寫道，除了把自己的人推上常委的位置，江澤民還「對其繼任者胡錦濤的記錄表示不滿」，並提出政策改革，「讓中國重新走上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之路，他和他的盟友們認為，在胡錦濤十年的謹慎領導下，中國的經濟政策停滯不前。」

文章說，在許多人看來，是江澤民「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在1989年關係破裂後重建與美國關係，傾向於加深與西方的關係，並為中國私營部門提供更多機會」。

幾位分析家認為，這是對歷史的歪曲。他們說，江澤民是在鄧小平的強迫下支持經濟改革的。在江澤民時期，經濟問題是由朱鎔基總理處理的，而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真正幕後工作則是由溫家寶在擔任副總理期間處理的。這真是諷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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