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來自江蘇無錫，因為公開談論「六四」被送入當地精神病醫院迫害，親身見證了精神病院已成為中共維穩機器裏面最凶狠、最核心的一部份。
周曉從事IT行業。2012年5月初，他在翻牆查閱資料時，偶然看見了「六四」事件的紀錄片，包括軍隊開槍鎮壓的畫面，感到衝擊很大。由於影片聲音很大，門外鄰居開始議論此事。他跟鄰居交換看法，並展開辯論，不料被鄰居舉報。
「一切的起點就是因為我在公開場合談論了『六四』。」周曉回憶，警察先聯繫到他的家人，威逼利誘，恐嚇他的家人，要是不把我噤聲，關進精神病醫院裏去的話，就會讓家人也付出代價。
「我母親還有外公嚇傻了，就（配合警察）把我給關進去了。警察、居委會還教我家人怎麼去申請精神殘疾證，告訴家人說這樣可以申請低保，每月有一千塊錢，我家人就同意了。」
周曉告訴記者，他自幼父母離異，被外公收養。這樣一來，母親給他辦理了二級精神殘疾證，成了他的監護人。然而，周曉在中國的正常生活路卻被堵死了。
「我去找工作，人事部門在網上把我的身份證號輸入一查，就說：你怎麼有殘疾症啊？我就傻眼了。居委會徹底把我的活路給封死了。」他說，「我偷偷地打工，找個不要交社保的工作，這樣才做滿一年的。」
捆綁 電擊 抽血…… 精神病院成最凶狠維穩機器
周曉曾經二次被投入無錫精神衛生中心，即原無錫市同仁康復醫院、無錫市第七人民醫院，是中國江蘇省的一所醫院，為三級甲等醫院。
2012年5月25日中午，三個警察突然闖入他家，將他拘捕，沒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他上了警車，家人上了另外一輛車，被帶到無錫精神衛生中心，辦理了住院手續。被告知只有在醫院、警察、居委會三方同意才可以出去。
他提問：為甚麼不將我關進監獄呢？得到的答案是，警察也怕麻煩，因為管轄範圍內出現反共人士，會被上級部門視為工作失誤，遭到責罰，所以才將他關進醫院。因為一個精神病人的言論是不會被認真看待的，同時也可以讓人失去自由。
周曉告訴記者，精神病院裏面非常恐怖。每天就像行屍走肉一樣，吃藥、吃飯、睡覺，吃了藥就感覺昏昏沉沉，老想睡覺。他被關在樓上四個月，沒有放風，從來不會放他們出去的。一級病房是小病房，裏面關四五個人，大病房關二三十個人。
周曉被捆綁了多次。他說，「只要你言語上有牴觸情緒，醫生就會說：他發病了，綁起來！他們叫保護性約束，就是用約束帶捆起來。每次捆綁都會持續12小時，四肢固定在床上。」
他還被電擊五次。「那個叫ECT電休克治療，就是等於把大腦重啟一次。有一個頭環像一把緊箍咒一樣的套在我的腦袋上，然後它開關一開，我就失去意識了。」
幾個小時後，周曉從噩夢中醒來，想不起來為甚麼自己躺在病房裏？慢慢記憶恢復了才想起來了，原來是被電擊了。「電的過程就幾分鐘，我們排著隊電的。前面一個人我看著他躺在那，簾子一拉，推出來那個人滿臉通紅躺在擔架上。」
在他住院的那段時間，病區裏死了3個人，有一個老爺子是病死的，還有一個人是被打死的，還有一個消失了。
「護工會打人。那些護工都是社會閒散人員，他們的工作就是打人。但是相比護工，我覺得那些護士年紀輕輕的，內心極其狠毒，根本就不把我們當人的。有一個護工講過一句話：就是習近平進來，他也吃不了兜著走！」
「那個人年紀也快60歲了，他反抗，打了醫生一耳光，五個護工上來打他、教訓他，打著打著他就發病了，他本來就有心臟病。我親眼看到的，持續了有二十多分鐘。」
由於他們都在一級病房，護士看著，不允許他們互相之間講話，所以周曉甚至不知道他姓甚麼。「他進來也就關了三四天出了這個事。」周曉說。
2015年第二次住院是因為他跟母親吵架了，母親叫了警察。三個月後，同母異父的弟弟結婚，他才得以出院。
「2015年那次，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送進來，都是警察押著過來。醫院還對我們抽血，年輕人反反覆覆的抽血，老年人不會抽血，他專抽年輕人，這個很明顯就是在做器官配型。」周曉認為，精神病院跟當地政府和警方是利益捆綁關係，這些病人都成了潛在的活摘器官供體。
他表示，中共這個維穩機器裏面最凶狠、最核心的，就是精神病院，如果沒有精神病院它管不住老百姓的。監獄裏面走流程的，它還要裝作掛羊頭賣狗肉，人權這個東西還要裝一下，但精神病院它裝都不用裝，任人宰割。
據明慧網報道，無錫法輪功學員戴禮娟被無錫610、國保惡警多次綁架，曾在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強行注射不明藥物，之後便精神恍惚，全身癱瘓。於2011年3月28日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九歲。
江蘇無錫市「反X教協會」還聲稱，自籌科研資金三十萬元，向省、市社科聯、科技局申報配套經費十七萬元，聯手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合作開展《心理矯治療法在「法輪功」痴迷人員教育轉化中的運用》的課題研究。這種「心理矯治療法」，被外界認為就是假科學名義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實施藥物迫害。
「它沒有底線的，它越來越邪惡，以後共產黨會更加邪惡。」周曉說。
兩次逃離中國大陸
周曉很慶幸自己能夠逃離中國大陸。2015年，他偷偷辦理了護照。之後的澳洲簽證也比較順利。
為甚麼能順利辦下護照？周曉分析，中共的制度是很矛盾的，自身的系統很荒謬，就是很多部門互相矛盾的。他在中國殘聯裏被標註為精神病人，但是把一個人加進邊控名單，至少省公安廳才有這個權限。
2017年6月4日，湖南常德的警察突然闖入周曉家中，搜查電腦，取走了硬碟。這一天正好是「六四事件發生的日子」，後來周曉得知，當地還有其他人也被搜查了，因為警察希望知道他電腦裏有甚麼。
018年2月，周曉抵達澳洲，馬上向移民局申請政治庇護，也拿到了過橋簽證（Bridging visa）。但是沒有人幫助他，甚至維洲有些NGO裏面的工作人員直接就是共產黨員，華人老闆不僱用他，他四處碰壁，最後渾身被蟲子咬得千瘡百孔，感覺快要死掉了，他不得不暫時放棄申請，同意回國。
回國的第一天，他就開始計劃第二次出逃了。外公是黨員，他的護照交由外公保管，周曉趁著去他家裏吃飯的機會，恰好那天外公有事要出門，他翻到護照拿了就走了。他通過旅行社辦理的簽證也沒有郵寄到家，由周曉直接到上海來取，然後直飛日本。
2019年4月17日，周曉抵達日本。之後周曉把他7年來遭遇迫害的事實，全部舉報給了北京中央政府監察部，但沒有任何效果，舉報內容反而被轉發到了無錫警察那裏，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報復。
當地警察曾派人到上海追捕周曉，他被明確告知已被列入海關黑名單，一旦回國立即送往精神病院。
由於日本難民認定程序非常嚴苛，2020年12月，周曉的政治庇護申請被拒絕了。所幸他具有電腦技能，在日本申請了工作簽證。
「剛來日本的時候很艱難。」他說，「我的庇護申請被拒絕之後，我才是豁出去了，我想著：就算有一天我被送回去，死在醫院裏，我的故事流傳在網絡上，流傳在這個世界上，那我也死得其所。就怕我無聲無息地死在醫院裏。我就是抱著這麼一個心態，把它曝光出來，讓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中共有多麼的邪惡。」
記者致電無錫精神衛生中心，向總值班室詢問關於打人、死人、器官移植等事項，對方連稱不清楚，讓記者找辦公室聯繫到現場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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