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保安局頭目鄧炳強譴責有人對江旻憓「人身攻擊」，指他們都是「小人」和「腦殘」，又說新開幕的「国家安全展覽廳」讓市民認識国安及爱国主義，卻被那些「腦殘」說成是「洗腦」。鄧炳強形容，愛国愛港等同孝敬父母，屬基本人類的標準和道德云云。
按鄧局長的說法，原來認為中共「洗腦」的人都是「腦殘」，那麼近日逝世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應該也可歸類為可憐的「腦殘」了。
1948年，巫寧坤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結識了一群芝大的中國留學生，當中包括後來大名鼎鼎的李政道、楊振寧等人（兩人當時師從Enrico Fermi）。1951年，巫寧坤的博士論文〈艾略特的文藝批評傳統〉已完成一半，他正埋首書本，夢想着要攀登學術高峰。可是這個美夢卻被一封急電驚醒。
那年，巫寧坤接獲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電聘，請他到西語系任教，接替一位因韓戰而離開中国的美籍教授。那兩年來，巫寧坤在中国的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国」讚不絕口，令巫不禁心生嚮往。掙扎了好一會，巫決定放棄博士論文，回去報效國家。在台灣的哥哥和在香港的姊姊都迫切告誡他，把共產黨比作「洪水猛獸」，但始終勸阻不了熱愛祖國的巫寧坤。
1951年7月18日，巫寧坤記得那天陽光燦爛，在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前，巫寧坤跟送行的李政道拍照留念，並愣頭愣腦問他：「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国工作？」李政道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當時不明白腦子可以怎樣洗，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便一笑置之，滿懷希望地回歸闊別八年的祖國。（以上片段見巫寧坤回憶錄《一滴淚》）
回新中国幾個月，巫寧坤已「開竅」，明白腦子是什麼洗法。他一開始未分配到住房，就在燕大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及考古學家陳夢家夫婦的家裏作客。有一天，廣播大喇叭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一聽就說：「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
巫寧坤對新中国的印象有好有壞。好的一面，是人民不再受戰亂之苦，外國租界都收回了。巫也以為「土改運動解放了農民，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當時他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地主慘遭殺害。至於壞的一面，據他很多年後憶述：
「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裝，喊同樣的口號，重複同樣的套話，絕對服從組織，這和自由民主有什麼相似之處呢？我開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回國不到六星期，巫寧坤聽了周恩來一個長達七小時的講座，周恩來號召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要求他們棄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批判自己，又告誡所有人，思想改造是艱巨具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勢在必行。講座完結後，巫寧坤覺得很頭痛，忽然想起李政道分手前笑着說的「洗腦」。
之後的故事就算不講，相信大家都猜到了。思想不夠「進步」的巫，儘管拋棄一切回去貢獻中国，但等待着他的只有一個又一個的劫難。在李政道獲頒諾貝爾獎的前兩年，巫寧坤被定性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飽受折磨。
之後廿年，巫看盡人間的醜惡，也見證了師友死的死、失常的失常——如陳夢家就受不住煎熬而自盡，趙蘿蕤也患了精神分裂。回到祖国懷抱廿多年後，巫坤寧總算徹底體會到李政道笑着說的「洗腦」。
1979年，巫寧坤在報紙上看到「愛国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身在北京，受到中共高層熱烈歡迎。巫找到門路，到李下榻的北京飯店見一見這位闊別廿八年的某種老朋友。
久別重逢的巫、李，當天僅短聚十五分鐘。兩人相對而坐，巫望着大科學家李政道，很快就意識到彼此「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巫寧坤在《一滴淚》中憶述：
「他留在美國，能夠獲得成就和榮譽，過着安定富裕的生活。我回到祖國，歷盡劫難和凌辱，好不容易才苟活到“改正”的今天。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莩葬身一抔黃土。（⋯⋯）我腦子裏突發奇想：如果在三藩市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
巫寧坤的回憶錄很值得看（不知道香港公共圖書館有否收藏），我也很想讓鄧炳強局長看看本文，然後問他一句：詆毁新中国會洗人腦的李政道，究竟是不是「腦殘」？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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