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台灣似乎決定走上與美國、歐洲和日本企業相同的道路。

出於同樣的原因，台灣強大的商界已採取措施，使其投資、貿易和採購從中共治下轉向東南亞和南亞。一些台灣投資甚至流向了美國。北京對這些趨勢感到不滿。中國經濟疲弱，現在，當它最需要台灣企業幾十年來一直提供的支持時，這種支持正在不斷消失。

在這個舉措中，台灣比其它國家低調。與美國、歐盟和日本不同，台灣出於外交和地緣政治考慮拒絕中共企業時，一直低調行事。與台北相比，華盛頓對中共的敵意非常明顯。美國禁止與中共進行某些類型的貿易，禁止在中共治下進行技術投資。華盛頓增加了進入美國的中國商品的關稅負擔。歐盟的態度也很明確，最近宣布對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徵收關稅。日本已帶頭努力減少世界對中國在關鍵稀土元素方面的依賴。台灣官方沒有公開發表意見明確的聲明，然而其商界的行動，與美國、歐洲和日本一樣，是顯而易見的。

撇開政治和公開聲明不談，這些經濟體拒絕中共的商業原因大致相同。幾十年來，世界上分布在任何大陸的發達經濟體都認為中國具有吸引力。那裏的生產成本低廉，中國的業務可靠。北京對外國的要求超出了全球經濟關係的正常範圍，然而低成本和可靠性彌補了北京的強加要求。貿易和投資蓬勃發展。而近年來，這種平衡發生了巨大變化。

中國的工資增長速度快於世界其它地區，尤其是亞洲其它地區。這個趨勢削弱了中國之前的成本優勢。儘管人民幣近期貶值恢復了部份優勢，然而企業認識到貨幣價值的波動性，在必要的長期決策中很少考慮這一點。至於中國之前長期累積的可靠聲譽，全球疫情期間的斷貨以及北京隨後數年持續的新冠病毒（COVID-19）強制清零措施已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這個聲譽。與此同時，北京最近對國家安全格外痴迷，使中國官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干涉境內的外企。吸引力的減少和強制要求的增多，使各大洲企業的決策天平都明顯對中共不利。

台灣企業遠離中國的跡象非常明顯，甚至比美國更加明顯。儘管中國仍然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然而自2021年以來，中國在台灣貿易中的份額一直在穩步下降。那一年，中國在台灣的銷售額和中國從台灣生產商的購買量相當於2,084億美元，約佔台灣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到2023年（有完整數據的最新時期），這個數字下降了近20%，降至約1,660億美元，僅佔台灣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多一點。

相比之下，台灣與東南亞的貿易總額從2021年的1,175億美元增長至2022年的1,346億美元，一年內增長了近10%。台灣對中國的出口依賴亦有所減少。即使包括香港在內，最近的數據顯示，自2018年以來，這一數字也低於任何時候。大部份差額都流向了東南亞國家。

資金流向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一些資金流向了東南亞，特別是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這些國家現在獲得了台灣投資流出的約40%，這個比例超過了流向中國的資金。對越南的投資增長了四倍，尤其是在北京最關心的領域：高科技電子。台灣科技公司富士康（Foxconn）、緯創資通（Wistron）、和碩科技（Pegatron）和廣達電腦（Quanta）等都計劃擴大在越南的業務。

這些嚴峻的經濟現實不能不讓北京感到不安，然而同樣令人不安的是台灣商業轉向的安全影響。台灣在東南亞和南亞的貿易和投資增長得越多，亞洲各國在台灣的利益就越大，它們就越有可能抵制中共的任何破壞行為。當然，沒有人會假裝這些國家擁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來阻止中共一再威脅接管台灣。然而，世界範圍內更廣泛國家的利益使得北京對台北的立場變得更加尷尬。◇（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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