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設廠曾經是外企全球競爭的一項必要條件，但過去幾年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隨著對中國政經前景失去信心，外商對中國市場看法改變，外資的撤離熱潮已經完全擋不住。
外資撤離熱潮完全擋不住
外資撤離中國大陸早就形成一股潮流，只不過最近的情況變得更明顯。
去年秋天，美國和歐洲公司報告了幾十年來對在中國經營業務最為負面的展望。中國歐盟商會（European Chamber）列出了一千多項解決市場壁壘所需的行動，中共新法規和安全限制的推出變化無常，給企業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根據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USCBC）2023年調查，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企業在過去一年中減少或暫停在中國的投資計劃。他們最關心的是地緣政治和國內政策。
美國律師事務所今年迅速縮減了在中國大陸的辦事處，根據Leopard Solutions的數據，美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的員工人數從2022年的643人，減少到今年7月份的545人。
摩根大通（JP Morgan）2023年9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9年以來，2,500億至3,000億美元的外國債券投資中有一半已經撤出。彭博新聞社和fDi Markets的數據顯示，外國投資從2019年的1,200億美元降至2020年的740億美元，2022年再下降至410億美元。2023年再降至330億美元，創30年來最低。
2023年南韓對中國直接投資（FDI）年減78.1%，創下30年來最大降幅，尤其是製造業在中國的投資萎縮特別突出。
日本企業2023年僅有2.2%的日本海外新增投資流向了中國大陸，這一數字低於對越南或印度的投資，也僅相當於對澳洲投資的四分之一。
台灣企業也變得更不願意增加在中國的業務，2023年的新投資額是自2001年以來最低的。
台灣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對《大紀元》表示，外資撤離中國的熱潮並不是最近才開始的，最早是南韓三星，三星很早就在越南建基地，把中國工廠設備化整為零搬過去。
2018年特朗普總統對中國貿易戰後，包含台商在內的很多外商，為了要規避美國高關稅，就開始離開了大陸；之後的疫情、拉閘限電、國安法等等，導致這幾年撤離的熱潮完全擋不住。
他說，即使有一些供應鏈已經在中國走不開，但走不開也不敢完全把所有資源都壓在中國，用「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的方法，在中國以外增加新的生產基地，為以後安全經營著想。
「事實上，我有好多朋友，譬如印刷電路板的廠商，原本是群居在中國，現在幾乎整個產業整個搬到泰國去了。」邱俊榮說，更有趣的是，台商還不是最早走的，最早走的是中國自己的廠商，他們走得比台商還要快。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專任副教授孫國祥對《大紀元》表示，政治和經濟風險的增加、生產成本的上升、供應鏈的多元化和風險管理的需要，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促使外企必須要重新評估在中國的業務布局跟策略。
他認為，「中國加一」的情況會加速，「加一」可能是越南、印尼、印度甚至是馬來西亞等等。假設中國的經商環境還是持續惡化，這種「加一」就會不斷地放大，「中國」部份會不斷地縮小，到最後一步，可能沒有「中國」，只剩「加一」「加二」或「加三」了。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Wong）對《大紀元》表示，現在整個投資環境跟國際關係的變化，現在整個企業呈現出一個洗牌的景象，敏感企業都會離開。
他列出外資撤離中國的五大因素：「首先，現在中國商品主要出口目的地歐洲和美國，陸續對中國商品加稅，在中國設廠生產的優勢已經慢慢消減，對價格敏感的行業會撤出；其次，疫情導致世界供應鏈斷裂，處於全球布局跟戰略安全的需要，比較重要敏感的物資會在中國以外去尋找第三方供應商，或直接搬離中國；第三，是由於中國國內的反日反美反西方，導致對法律、意識形態方面敏感的外資如律師事務所、經濟研究所等，會把中國的業務收縮或選擇撤離中國；第四是，中國已經偏離高速成長的軌道，資本也在尋找下一個能夠快速成長的市場；第五個原因是，由於俄烏戰爭之後、地緣政治的緊張，一些企業擔心受到制裁，也會把部份產能撤中國。」
對中國市場看法改變
甚至中共視為密切夥伴的華爾街，也改變了態度。高盛行政總裁戴維蘇德巍（David Solomon）最近表示，不惜一切代價追求增長的中國戰略，對他的公司來說已不再明智，高盛已減少了在中國的業務。
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Jamie Dimon）今年1月份在達沃斯論壇上強調，對中國而言，風險回報計算已發生巨大變化。
愛爾蘭三一商學院商業研究教授路易斯布倫南（Louis Brennan）最近撰文說，外國公司在中國的前景看起來也越來越受到限制。
布倫南說，即使在中國仍處於追趕模式且外國公司仍具有優勢，並因此繼續受到中國歡迎的領域，市場機會之窗也可能是短暫的；即使對於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的蘋果和大眾等公司來說，快速變化的競爭、監管和技術環境，也意味著未來的脆弱性會越來越大。
許多外國公司仍對中國情有獨鍾，即使如此，中國不斷變化的監管和安全環境表明，正常商業活動可能會被視為違反中國（中共）的安全利益，從而削弱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潛在利益。
即使在外商不斷撤出中國、西方不斷提出警告的情況下，中共還在不斷推出對經濟環境不利的國安方面的法律或法規。
6月21日，中共國台辦等部門共同公布針對所謂「台獨」的「22條意見」，頑固「台獨份子」可判處死刑，並可進行缺席審判。
路透社報道，知情人士透露，在北京表示可能對「頑固」的台獨分裂份子判處死刑後，一些外國公司正考慮將台灣員工遷出中國。
邱俊榮表示，中共的22條意見非常駭人，逼得這些台籍人士、台灣人開始撤離。連帶的美商或歐商，只要僱用台灣人，恐怕就必須要面對高度風險，離開的情況就變得更加嚴重。
「從理性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但中國的經濟是黨魁一人主導，他相信毛澤東公有制、國家控管經濟的那一套，不信任民營經濟、私人的經濟，他比較偏執的時候，一旦變成信仰以後就變成無解的問題。」
孫國祥表示，現黨魁上台之後，特別關注國家安全跟政治穩定，對意識形態或中共在中國大陸的政權安全，他完全不會放手。不是他的前任不關注，而是他關注的程度，已經超越過鄧小平建構出來的既維持中共政權、又對外改革開放的平衡點了。
「他其實還是關注中共是不是能夠就是長期執政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利益。」
黃大衛表示，目前北京的管理層，更在乎國家體制、政治體制跟管理模式的延續；另一方面也擔心經濟快速增長，民營經濟做大做強，自由主義經濟會影響其政權安全，寧願不優先考慮經濟的持續成長。
「目前經濟發展壓力這麼大，北京還不斷推出一些不利經濟發展、有利於計劃經濟的法律法規，因為他們整個上層結構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比「新平庸經濟」還要糟
為了解決經濟下行的趨勢，中共不斷地強調所謂「新質生產力」和「國內大循環」，給人以一種它很有辦法的感覺。
邱俊榮表示，所謂「新質生產力」是一個很美好的夢想，但是要被落實，落實後要能夠讓民眾有所得，過程都非常漫長，可以說是緩不濟急。
他分析說，西方國家所有的創新活動，都是透過內在的不斷累積。但中國很多技術並不是內生的，是靠著不斷地通過技術授權或剽竊人家的技術，用逆向工程來發展。在這種情況之下談「新質生產力」，可能只是口號上喊得很好聽。
「更何況『新質生產力』，還必須落實到生產銷售上面，能夠轉換成收入才會有幫助，所以沒有辦法解決燃眉之急。就像中國過去要發展半導體紅色供應鏈，砸了無數的錢，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成功。」
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邱俊榮表示，幾年前有討論說新平庸經濟（new mediocre），中國經濟未來的情況恐怕比新平庸經濟還要糟糕。
他分析說，經濟它是幾個齒輪卡在一起，包含了出口、投資、消費等，如果轉得好的話，會往上盤旋。譬如說出口好，收入增加了，消費就會好，大家看到經濟有前景，投資就會好。
邱俊榮表示，現在中國內需消費非常低迷，中國人資產六、七成都在房地產上面，另外還有兩成在金融市場上面，但是樓價、股票市場不斷地下跌，幾乎沒有了消費動能。
一般西方國家遇到這個事情，最簡單的就是用發消費券等方式去刺激民間消費。但中共黨魁不希望這麼做，他沒有這種西方經濟思維，他甚至連人民要從事甚麼樣的消費活動，都必須要掌控的，消費內需的狀況當然會持續惡化。
黃大衛認為，中國經濟局部的各種各樣的小矛盾、小崩盤、小危機、小麻煩可能會不斷，不斷出現一些各種問題，這種問題會非常頻繁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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