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5｜羅恩惠：記憶與遺忘之爭｜大紀元時報香港

編者按：羅恩惠，香港資深傳媒人、紀錄片導演。

溫哥華支聯會2月17日舉行六四35周年首場紀念活動 ——「新香港閱讀自由」座談會，羅恩惠是講者之一。她曾經多次拍攝六四紀念專輯，其中2004年的《星期日檔案》之〈離家十五年〉，採訪了劉賓雁及嚴家祺。該片獲2005年人權新聞獎電視紀錄片組別冠軍。羅恩惠作為香港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對於中共港共清洗檔案、改寫歷史有深刻體會。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笑忘書》米蘭·昆德拉

五年前，BBC記者沙磊帶著「坦克人」圖片穿越北京大街小巷，問市民：「你看過這照片嗎？」無論男女老幼都一臉茫然，搖頭道：「沒有」。

傳說中的坦克人叫「王維林」，1989年6月5日早上十時多在長安大街擋在長長的坦克陣前，英勇形象傳遍世界，成為天安門屠殺記憶符號。他嘗試爬上坦克但滑下來，英國報刊Sunday Express報道他名字是Wang Weilin（王維林）；美國《時代周刊》將他評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100個人物」之一。

《人民日報》頭版刊登〈北京這一夜〉

6月3日晚上10時開始，不斷有記者及市民給《人民日報》致電，目睹中共軍隊在復興門木樨地向平民開槍。《人民日報》記者張寶林從木樨地亦見證了群眾說的這一幕，他騎著單車沿長安街向東趕回報社，不知何時鞋子、褲腿都沾上了鮮血。深夜近12時，一名住在「部長樓」的離休幹部關山復的家人通知報社，他家女婿在廚房被解放軍從街上開槍打死，關山復離休前是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人民日報》上下十分震驚。

張寶林撰寫初稿，其他記者透過北京多家醫院及紅十字會資訊不停更新傷亡數，1,000多字的初稿很快交到副總編陸超祺手上。

1949年開始在《人民日報》工作的陸超祺，1986年升任副總編輯。他反覆閱讀並壓縮成600字，吩咐版面編輯預留版位並加上花邊，標題為〈北京這一夜〉。凌晨四時，中央宣傳部下達命令《解放軍報》一篇社論必須上版，標題為《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內容指中共戒嚴部隊官兵「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

平衡時空另一端，數千名學生仍然守在紀念碑一帶。倖存者李蘭菊回憶：「6月3日晚約九時，天安門上空已發出多枚訊號彈，大批傷者被抬到去救護站。有工人拿起石頭保護學生，但被學生勸服，因要堅持和平請願。她記得有個老工人血淚縱橫叫工人放下武器，『用身軀保護學生和平請願，唔可以俾人有藉口話我哋動亂』。」《蘋果日報》2019年6月5日。

民眾如此克制，《解放軍報》社論卻早有定案——「反革命暴亂」早已敲定。當年排版仍是鉛字活字印刷，不像今天改版靈活。陸超祺面對報社內外的沸騰，跟另一名副總編商議後，他刪減了帶情緒的字句，稿件照發。

1989年6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北京這一夜〉，本來1,000字特稿被壓縮成179字。（羅恩惠提供）

〈北京這一夜〉全文及段落如下：「本報6月4日凌晨5時訊《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六四天安門慘案死難者示意圖。難屬既承受至親被殺害的悲痛，以及被政府打壓，仍努力記錄死難者資料，「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籲良知」，制止政府逃責。2008年2月「天安門母親」群體繪製。（羅恩惠提供）

頭版版面早已規劃，字數卻高度壓縮。第三條稿圍上花邊，欄目內只有179字顯得空空盪盪，彷如「開天窗」。是6月4日唯一記錄軍隊開槍和人員傷亡的黨媒，其後陸超祺被撤職，離開供職41年的志業。

《解放軍報》的文章顯然是預先寫好的，所以把鎮壓的日期寫成「6月3日凌晨」，比實際鎮壓時間提前了一天，也許說明他們本來就是準備在6月3日就鎮壓，可能因為民眾阻止解放軍入城，被迫延遲一天。但寫好的稿卻想不起要改日期，所以就出現了誤把鎮壓日期提前一天的紕漏。

劉賓雁：《人血不是胭脂》

「六四事件」後，中國大批知識份子被迫流亡海外，包括劉賓雁和嚴家祺。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及《人血不是胭脂》都是經典。有針對官僚主義、揭露貪污的，也有針對大量社會問題為草根階層發言的。

劉賓雁1957年被打成右派，十年後才得以重回《中國青年報》。三個月後他被坐在對面的女同事檢舉，報社樓道上突然貼出滿牆大字報，標題是《右派分子劉賓雁反黨野心不死》。劉賓雁沒有想過坐在對面的女同事會趁他不在時偷看他抽屜裏的下鄉日記，並瘋狂摘抄他的「反黨思想」。歷經22年「賤民生活」，1979年終於獲得平反，並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飽受折磨，他的筆卻沒有荒廢，仍舊揮筆直書、針砭時弊。直至1988年在美國講學，翌年「六四」導致他在外無法回家。

「我不會後悔，絕不後悔」。《劉賓雁和他的時代》刊於《七十年代》1982年12月。（李小蕾授權使用）

1982年12月，讀到李怡於《七十年代》月刊發表的萬字長文《劉賓雁和他的時代》，認識作為記者的勇氣與擔當。從此，《九十年代》雜誌，李怡編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學作品選》，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成為我的啟蒙讀物，陪伴我成長。

八十年代如此美好，我們曾經憧憬中國會步向民主自由。香港是兩岸所有禁書的集散地，不同思想都可以在此地交流，彼此尊重，直至天安門屠城徹底粉碎人們的夢想。

2004年我供職於香港無線新聞部《星期日檔案》，千難萬難才成功爭取「六四」為題的新聞專輯。往美國採訪劉賓雁時，他經受直腸癌及肝癌折騰，半個月做一次化療。我們在他療程中段拍攝，少時偶像體力衰弱，全賴太太朱洪照顧。

精神許可時，劉賓雁就窩在堆滿書籍的地庫讀書閱報，發表園地逐個失去，他仍舊堅持剪報寫作。書架上有整排蘇聯及東歐歷史書，認為跟中國關聯密切的歷史都要關心。

「我最大的一個幸運，就是我找到了一種工作跟我個人的樂趣完全一致的。我可以做到最後躺在床上不能動彈，做到我死我也很高興做。」〈離家十五年〉，2004年6月7日《星期日檔案》。

雖然癌症纏身，劉賓雁2004年5月接受訪問談到志業馬上樂不可支。（羅恩惠攝）

採訪後翌年，劉賓雁病逝。墓誌銘上寫著：「長眠于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自己應該說的話。」劉賓雁 1925-2005

嚴家祺：中共全面刪改當代中國歷史檔案

嚴家祺是內地第一個研究中國文革歷史的學者，他和太太高皋合著的《文革十年史》，分析文革災難的成因，在當年是非常大膽的對中共體制和對毛澤東的批判，已經引起一眾「極左」元老的不滿。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任命嚴家祺為所長。如果不是「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他很有可能為中共設計出一套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六四」後，政改所被解散，該所的很多研究員如吳國光等都被迫去國。中國因此錯過一個政治改革的機會。即使流亡海外為生活所迫，嚴家祺也沒有一天放下對政治改革的思考，這可以從他在海外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問題，著述《首腦論》一書可見一斑。

《文革十年史》初版於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發行100萬以上。這本書受廣泛關注，後來有英文版、日文版，台灣版及增補版等十多個版本。

初次採訪嚴家祺老師，是2004年五月中在紐約布魯克林區，那是夫妻倆的艱苦期。剛抵達美國時，嚴家祺在哥倫比亞大學當了兩年訪問學人，合約結束，再申請其他大學或資金作研究都落空。為了謀生，他申請精神病院清潔工不成功，後來還是回到書桌，靠寫評論賺取生活費。

嚴家祺勤於筆耕，出版了《霸權論》、《生命樹的分叉》、《普遍進化論》及《國家首腦終身制》等書。

高皋抵埗兩年即取得紐約衛生局頒發之LPN及RN註冊護士證書，亦考取針灸師資格，在紐約曼哈頓Cabrini醫院上班十五年直至退休。

2023年7月26日，嚴家祺及高皋於馬利蘭州寓所。（羅恩惠攝）

嚴家祺非常關心流散港人，看了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及《香港六七暴動始末》後，意識到中共在中港兩地持續大規模刪改當代歷史檔案。

「在2000年初期，互聯網剛開始出現時，中國把所有有關公開報道的資料一一收進了互聯網。大概從2012年開始，香港和中國就開始在互聯網上全面刪改中國當代歷史檔案。為了寫回憶錄，多年前，我在互聯網上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有關我的報道，包括1979-1989年的報道，有幾十處下載了下來，今年發現全部消失了。1989年後批判我的文章報道，也全部消失。我開始注意到，有關趙紫陽和六四的全部報道，這幾年，都在互聯網上作了全面刪改。所以，《消失的檔案》不僅僅是香港六七暴動檔案的消失，而是今天中國（中共）正在全面刪改當代中國的歷史檔案，這是為中國改變八十年代對文革和毛澤東評價，正在進行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