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安部日前說明「入境查手機」必須有三個查驗原則，僅涉間諜行為者。但專家分析，該規定的定義模糊不清，顯示對社會的控制越來越嚴厲，但也洩露中共黨魁習近平的不安全感及內外危機。
周二（5月28日），中共國安部對外說明，查驗個人手機等電子裝備必須有三個查驗原則，包括查驗前提明確、查驗對象明確、查驗流程明確。
中共國安部周二的聲明稱，7月1日正式生效的兩個《規定》，外界所謂「所有入境者都要接受手機檢查」的說法「荒謬至極」，稱該規定僅涉間諜行為者。
所謂「入境查手機」有三原則，第一是查驗前提明確，「必須是依法執行反間諜工作任務」；第二，查驗對象明確，「必須是與反間諜工作有關的個人和組織」，不會是「普通入境人員」；第三為查驗流程明確，必須經批准，出示執法證件，得要有被查驗人或見證人在場等等。
5月初，就有海外媒體報道，深圳、上海等地海關已先實施此規定。多名當地居民告訴自由亞洲，他們親身經歷或看到海關人員隨意翻查手機。
此前，中共4月發布了兩個規定，即《國家安全機關行政執法程序規定》和《國家安全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稱國安機關可以要求民眾在「危害情形消除」之前，停止使用相關的電子設備、設施和軟件。
僅涉間諜行為者？分析：實際全由北京恣意認為
對此，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瑟致29日對大紀元表示，問題在於，如何認定甚麼是間諜，甚麼是所謂的洩密或竊密行為，恐怕沒有一個獨立司法運作，或是獨立的認定標準，或是具有客觀的認定標準。
「顯然都是來自於北京自己的恣意認為，這個具備了它認定的違反國家安全，或它認定的可能顛覆到中共政權的一個標籤化的設定。」
吳瑟致表示，這個動作恐怕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要產生一個殺雞儆猴的效果，同時藉此來作為中共在處理所謂的間諜行為，或是在所謂違反國家安全的一些事件中來警示境外勢力。
「當然也不可不懷疑，因為過去也曾經出現過類似案例，就是中共在藉由任意的拘捕過程當中，去羅織罪名。」
「或者是在外交行為上作為一個談判手法，也就是說透過拘捕一般民眾來進行未來跟其它國家出現外交糾紛，或出現任何衝突時，來作為一個可以談判交換的條件。」
人質外交中共幾年前曾用過，當年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創始人之女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中共扣押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及斯帕弗（Michael Spavor）作為人質，直到孟晚舟獲釋，中共才釋放了這兩名加國公民。
顧忌公民人權？分析：一紙空文如何執行
前北京律師、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也認為，這個規定本質上，就是中共這個專制政權在所謂的執法過程中它有表面上的一套程序、一套規範。所謂的執法，似乎顧忌到保護公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但是，事實上這些規定，現實中在執行這些法律時，這些機構、這些人員具體執行法律法規去辦案時，完全可能走樣，這些規矩程序可能毫無用處，完全是個擺設，因為有兩個原因。」
他說，第一個原因，這些所謂規定本身就是模稜兩可，可以做任意解釋。比如，它裏面說這個必須要國安人員在執行維護國家安全工作的過程裏，才可以查驗手機。
但是，甚麼叫執行國家安全工作？在執行過程中這樣一個工作性質完全是個主觀解釋。任何時候它都可以說是在執行跟反間諜工作有關的工作任務。
第二個原因，即使完完全全違反了這個程序，侵犯了公民合法權益。那麼受害者很難提出一種正當程序來對這種自己被侵權進行任何補救，也就是說，即使被非法地處理和對待，他們沒有辦法去維護自己的權利，因為整個政權是一個專制的沒有法治的權力系統。
「所以，這樣的一些規定基本上是一紙空文，沒有辦法執行。這個問題不在於制定條條框框，而在於實際的執行。」
吳瑟致也表示，「在中共的人治思維當中，恐怕都難以緩解外界對於中共的負面看法。」
「迫於輿論壓力的一個花拳繡腿」
去年7月，中共實施了新版《反間諜法》，今年5月新版《保守國家秘密法》生效。該法律擴大了中共國安人員執法權力，但其條文與定義也是遭外界質疑模糊不清，更無法確認「紅線」在哪裏，因而讓外界感到不安。
結果就是，在中國旅遊的外國人銳減。據官方數據，2023年外國人出入境人次僅達2019年疫情前的三成六，而全國旅行社接待入境遊客人數不足2019年的一成。
外商投資也在急遽下滑。中共商務部上周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外國對華直接投資（FDI）總額同比下降27.9%。上個月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個月，FDI總額同比下降26.1%。
此時中共出台一個「釋疑」，賴建平認為，實際上是迫於輿論壓力的一個花拳繡腿，是一種應付，因為他們《反間諜法》和《保守國家秘密法》的修訂，加之上面兩個規定7月生效，實際上已經確定了一整套的加強社會管制的機制。
「但是，這套機制明顯是違背憲法和中共自身法律，明顯的是在侵犯中國公民，乃至於外國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所以不但中國人民反對，而且引起世界譁然。」
「很多外國人，外國政府對中共的這種法律機制都感到非常震驚，感到失望。因此都不敢去中國旅遊經商訪問，總之都不敢去中國了。」
與習近平的不安全感有關
吳瑟致認為，這也與習近平的不安全感有關。「為甚麼習近平上台後，一再強調安全這兩字。這反映了一個掌權者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就是說他認為各種風吹草動，都影響到他的政治地位，或者是他政權的穩定。」
他說，換言之，習近平不斷地強調安全，依照他對於權力的掌握，以及進入到二十大的時候，全面掌握政治上的一個權力的分配。顯然在立法的動作上，就會更加地讓中國的國內或者是國際社會感受到確實他在擴大、加大對內的控制。
「擴大和加大對內的控制，它所呈現出來的，從經濟面，或從社會面、政治面等，一切都是在以習近平的政權穩定的前提來做判斷。」
他表示，那習近平認為這個是不安全的或是安全的，或認為這涉及到國家秘密，涉及到所謂的政權穩定。「我想這會讓許多中共執法人員採取更偏鋒的方式，或者是不願踩到所謂的政治紅線，然後恣意地拘捕，這是可以預期的。」
內外危機下強化控制社會 分析：中共窮途末路
中國經濟長期低迷，自疫情爆發後就一直難以復甦。房地產蕭條，企業倒閉，失業率高企，內需不振，降薪失業潮一波波，民間怨聲載道。
「目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確實遇到困境。」吳瑟致認為，中國內部或是社會底層對相關經濟發展不滿，或是社會分配不滿，這種情緒確實會讓中共感到一定程度的壓力。
他表示，從外部看，中共的戰狼姿態，包括軍事上對周邊國家及地區，對台海、南海、東海持續的軍事擴張及騷擾；貿易上不公平，對外傾銷，經濟脅迫等，這些都引起反彈。美歐民主國家採取了各種去風險化的措施來應對中共可能帶來的風險。
所以，吳瑟致說，在這樣的一個整體環境下，內部不穩定與外部對中共的壓制，形成一個連結，都讓習沒有安全感，更加對內嚴加控制，同時藉由這樣的國安法令來對外有所警示。
「（但是）我們常常形容，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就猶如拍皮球一樣，當你拍打越大力，它反彈的力道會更大。」
賴建平也表示，習近平上台以來，在過去13年倒行逆施，背離了原來的改革開放政策，政治上往左轉導致中國經濟滑坡，外交陷入空前孤立。然後引發政治危機，執政危機，社會危機，現在是民怨沸騰、天怒人怨。
「不管是中國人、外國人，都對共產黨這個專制政權極其痛恨，都試圖起來反抗這個政權。所以他有了政治危機感，有了執政倒台的風險，那他就一定要反撲嘛。」
「也就是，全方位的加強對社會每個人的管控。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把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絞索不斷拉緊，不斷拉緊。」賴建平說，「所以才有了這一系列的組合拳，一系列修法，但這是共產黨窮途末路的表現。這就是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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