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後至8月1日實施的垃圾膠袋徵費政策隨時胎死腹中，在林鄭政府時期投下贊成票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今日突然變成了「激進反對派」？原來他們當年是被迫投票支持？香港政治越來越像中國大陸，話變就變，不用講求程序公義，不用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中共在這方面的例子實在太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官方讚揚「四人幫」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執行者和捍衛者，把他們塑造成革命英雄和領袖。但在「四人幫」倒台之後，他們被稱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社會穩定、挑起內亂，是野心勃勃、陰險狡詐的反革命份子。
在2022年11月爆發「白紙運動」之前，中共仍然說「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堅持封城、封區、封關。當「白紙運動」席捲全國之後，「今上」突然轉軚，國務院發出「新十條」放寬防疫管控。當時，連香港政府都追不上中共的車速。
關於香港的垃圾膠袋徵費政策，是「錯的時間」遇上「錯的人」。目前香港經濟差，餐飲業、旅遊業和零售業叫苦連天，垃圾膠袋徵費變相是刺多他們一刀。香港政府根本不懂得說服市民支持政策，似乎沒有宣傳過垃圾膠袋徵費會為市民帶來甚麼「著數」？若果垃圾減少了，堆填區節省了空間，每年將會節省多少公帑？
翻查資料，台北市政府在90年代宣傳「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做法聰明，懂得用金錢誘因去說服市民支持政策，而不是單靠假大空的環保理想。
1974年開始，台灣政府根據《廢棄物清理法》向市民收取「垃圾清理費用」，而收取方式是「水費」之中的某個百分比，做法有點像香港的「排污費」。不過，市民通常都是整張水費帳單一起繳，所以對「垃圾費」沒有無感覺。
1990年代，台北市人口越來越多，出現了垃圾量暴增的狀況，焚化爐與堆填區快要空間不足。因此，由2000年開始，台北市政府規定市民必須購買「專用垃圾袋」，把「一般垃圾」裝進去之後，才能丟到垃圾車。背後的邏輯是，把「垃圾費」從水費中獨立出來，讓市民意識到「丟垃圾是要付錢的」，民眾為了省錢，便會比以前更認真地進行垃圾分類回收。
台北市府在90年代宣傳政策時，強調「垃圾費隨袋徵收」比「隨水費徵收」更省錢，而事實的確如此。2000年之前，台北市每日的垃圾量有2,931公噸，到了2010年，已經減少到了989公噸。2022年，台北的資源回收率高達70%。
新北市也在2010年全面推行「專用垃圾袋」政策，成效一樣顯著。資源回收率從26%上升至58%，而家庭每戶垃圾處理費也從每年平均1,300元台幣，下跌至390元。
香港人很現實，上述的金錢數字，香港政府有宣傳過嗎？香港市民一直只能感受到垃圾徵費增加生活成本，而沒有新增的得益和權利。◇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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