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後至8月1日實施的垃圾膠袋徵費政策隨時胎死腹中,在林鄭政府時期投下贊成票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今日突然變成了「激進反對派」?原來他們當年是被迫投票支持?香港政治越來越像中國大陸,話變就變,不用講求程序公義,不用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中共在這方面的例子實在太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官方讚揚「四人幫」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執行者和捍衛者,把他們塑造成革命英雄和領袖。但在「四人幫」倒台之後,他們被稱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破壞社會穩定、挑起內亂,是野心勃勃、陰險狡詐的反革命份子。

在2022年11月爆發「白紙運動」之前,中共仍然說「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堅持封城、封區、封關。當「白紙運動」席捲全國之後,「今上」突然轉軚,國務院發出「新十條」放寬防疫管控。當時,連香港政府都追不上中共的車速。

關於香港的垃圾膠袋徵費政策,是「錯的時間」遇上「錯的人」。目前香港經濟差,餐飲業、旅遊業和零售業叫苦連天,垃圾膠袋徵費變相是刺多他們一刀。香港政府根本不懂得說服市民支持政策,似乎沒有宣傳過垃圾膠袋徵費會為市民帶來甚麼「著數」?若果垃圾減少了,堆填區節省了空間,每年將會節省多少公帑?

翻查資料,台北市政府在90年代宣傳「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做法聰明,懂得用金錢誘因去說服市民支持政策,而不是單靠假大空的環保理想。

1974年開始,台灣政府根據《廢棄物清理法》向市民收取「垃圾清理費用」,而收取方式是「水費」之中的某個百分比,做法有點像香港的「排污費」。不過,市民通常都是整張水費帳單一起繳,所以對「垃圾費」沒有無感覺。

1990年代,台北市人口越來越多,出現了垃圾量暴增的狀況,焚化爐與堆填區快要空間不足。因此,由2000年開始,台北市政府規定市民必須購買「專用垃圾袋」,把「一般垃圾」裝進去之後,才能丟到垃圾車。背後的邏輯是,把「垃圾費」從水費中獨立出來,讓市民意識到「丟垃圾是要付錢的」,民眾為了省錢,便會比以前更認真地進行垃圾分類回收。

台北市府在90年代宣傳政策時,強調「垃圾費隨袋徵收」比「隨水費徵收」更省錢,而事實的確如此。2000年之前,台北市每日的垃圾量有2,931公噸,到了2010年,已經減少到了989公噸。2022年,台北的資源回收率高達70%。

新北市也在2010年全面推行「專用垃圾袋」政策,成效一樣顯著。資源回收率從26%上升至58%,而家庭每戶垃圾處理費也從每年平均1,300元台幣,下跌至390元。

香港人很現實,上述的金錢數字,香港政府有宣傳過嗎?香港市民一直只能感受到垃圾徵費增加生活成本,而沒有新增的得益和權利。◇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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