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紐約時報》時任發行人小阿瑟蘇爾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曾率領由該報作者和編輯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共談判，以解除該報網站在中國境內的封鎖。在該報刊登了一篇對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阿諛奉承的採訪稿幾天後，該網站得以解禁。至於為何從法輪功到疫情、甚至神韻的報道都有服從於中共的影子，該報拒絕回答。
對法輪功的報道 大幅引用中共宣傳語境
隨著迫害的不斷升級，《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都對中共政權的暴行進行了嚴厲的報道，並揭露中共妖魔化法輪功的宣傳。
而《紐約時報》卻反其道而行之，大篇幅報道中共方面的宣傳。
在一個案例中，該報甚至鸚鵡學舌地重複了中共的說辭，稱法輪功學員如何受益於中共的洗腦和強迫他們放棄信仰的行動。
一篇報道稱，一名「仍在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說，「勞教所比我的家還舒適，勞教所的警察非常有禮貌、和藹可親。」
根據《大紀元時報》獲得的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即將發布的一份報告，在過去25年中，《紐約時報》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中，有近三分之二都包含各種虛假和歪曲不實的陳述，所使用的詞彙通常來自中共。
《紐約時報》有數十篇文章將法輪功稱為「邪教」「教派」或「邪惡教派」。
在某些情況下，該報承認這些標籤來自中國共產黨，但在其它情況下，該報則以自己的口吻來貼上這些標籤。
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人權研究者，包括有勇氣了解法輪功的記者，都得出結論，這些標籤是毫無根據的。
張彥（Ian Johnson）曾於2000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法輪功的開創性報道。他指出法輪功修煉團體「與許多關於邪教的常見定義不相符」。
他寫道，「其成員與團體外的人結婚，有團體外的朋友，從事正常的工作，沒有過著與社會隔絕的生活，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也不向組織捐獻大量金錢。最重要的是，不接受自殺，也不接受身體暴力。」
他寫道，「（法輪功）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的、注重內在修養的修煉方式，旨在從精神上淨化自己，改善健康狀況。」
《紐約時報》僅在極少數文章中勉強對法輪功的信仰做了最基本的解釋：其核心原則是「真、善、忍」。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顯示，儘管法輪功遭受暴行迫害的證據越來越多，該報卻置之不理。
2016年，《紐約時報》記者迪迪克爾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採訪了幾位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談話，暗示中共利用良心犯作為器官移植的來源。
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些人權律師和研究人員已經整理出大量證據，證明中共確實在殺害良心犯，以推動其蓬勃發展的器官移植產業，而主要目標就是法輪功。
塔特洛女士準備繼續進行調查，但她說她受到了編輯的阻撓。
她在2019年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一個由獨立的專家小組組成的法庭，負責審查活摘器官的證據）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約時報》，我當時的僱主，並不高興我繼續進行這些（關於器官移植濫用行為的）報道，儘管最初容忍了我的調查，最終卻讓我無法繼續。」
在聽取了包括記者、研究人員、醫生和前中國被拘留者在內的五十多名證人的證詞後，該小組於2019年6月得出結論，「多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活摘器官行為，法輪功學員是器官供應的來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
專家組的最終判決在媒體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引發了《衛報》、路透社、天空新聞、《紐約郵報》等數十家媒體的報道。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寫道，「然而，《紐約時報》卻保持了沉默。」
近年來，該報對法輪功的報道逐漸表現為「公開敵視」。
2020年，該報利用當時的反種族主義熱潮，宣稱法輪功禁止異族通婚。這顯然是不實之詞，因為跨種族通婚在法輪功修煉者中很常見。該報的文章還把法輪功描繪成「隱密」「極端」和「危險」，但卻不去證實這些說法。
另一方面，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性被該報加以掩蓋，僅僅被該報稱為受到指控，法輪功的反迫害行動被該報定性為「公關活動」。
宣傳共產主義的歷史
《紐約時報》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大力宣傳共產主義。
20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駐俄羅斯的明星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掩蓋了蘇聯在烏克蘭造成的饑荒，甚至因此獲得了普立茲獎。
根據蘇聯問題專家倫納德萊舒克（Leonard Leshuk）所著的《1921—1946年美國情報部門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US Intelligence Perceptions of Soviet Power, 1921–1946）一書，杜蘭蒂在私下談話中確認他知道這場饑荒荒的情況。
萊舒克先生寫道，「杜蘭蒂告訴一位在柏林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根據《紐約時報》和蘇聯當局達成的一致意見』，他的官方快訊始終反映蘇維埃政權的官方意見，而不是他本人的意見。」
幾十年後，《紐約時報》委託一位顧問確定是否應該追回普立茲獎，顧問的結論是應該追回，但該報拒絕這樣做。
阿什利林茲伯格（Ashley Rindsberg）撰寫的《灰色女士的縱容》（The Gray Lady Winked）一書指出，杜蘭蒂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註：《紐約時報》綽號「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
林茲伯格先生寫道，「在蘇聯崛起的早期關鍵時期，該報公然發表了明顯偏袒共產主義的宣傳作為新聞報道」，並且一直持續到蘇聯時期。
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造成了約8,000萬（中國）人的死亡，但他竟被該報譽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
戴維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為該報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社會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實驗之一。」
助力中共
自從《紐約時報》前發行人蘇爾茲伯格先生決定將該報推向全球以來，其在中國的存在一直被視為重中之重，該報在北京和上海都設有分社，但這背後似乎也有附加條件。
昆茨先生問道，「如果你想成為一家全球性報紙，你必須怎樣做才能讓中共滿意，在中國保持業務？」他說，「儘管緊張狀態一直存在，但我知道，他們和很多公司一樣，都在努力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2012年，該報對溫家寶的家族財富進行了揭露。溫家寶時任中國總理，也是中共領導層中最後一批支持溫和政治改革的聲音之一。
作為回應，中共封鎖了《紐約時報》網站，包括幾個月前剛剛推出的中文版。包括蘇爾茲伯格先生在內的報社高管都試圖說服中共重新開放網站。
負責帶頭建立中文網站的史密斯（Smith）先生寫道，「我們開始了長達一年的遊說工作，希望能解除封鎖。我們多次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會面；我們與新華社社長（正部級職位）和《人民日報》社社長（也是正部級職位）合作；我們與魯珀特默多克的前政府關係總監交談，他與中宣部有親戚關係；我們甚至嘗試藉助一系列聲稱對習近平主席身邊人有影響力的中間人走後門，進行談判；當然啦，我們利用一切機會與習主席本人會面，希望能重現與江主席會面時取得的成功。」
時任執行主編吉爾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後來在她的書中抱怨，蘇爾茲伯格先生背著她，「根據中共大使館的意見起草了一封《紐約時報》致中共政府的信，幾乎等於是在為我們最初的報道道歉。」
艾布拉姆森女士寫道，最後的版本仍然「令人反感」，因為「『抱歉』這個詞仍然出現在我看到的信的最終稿中」。
史密斯先生寫道，2012年後，《紐約時報》堅持「打入中國大陸市場」，並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印刷出版物、時事通訊，建立生活方式網站。
到了2019年，《紐約時報》的中國辦事處僱用了數十名記者，其中有些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有些是通訊員——這是《紐約時報》在海外擁有的人數最多的機構。
然後，病毒來了。
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一篇專欄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文章抨擊中共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
中共抗議說，該標題帶有「種族歧視」，並以驅逐該報三名駐華記者作為回應。
同一天，特朗普政府將5家中共國營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次月，特朗普政府為中共國營媒體設定了美方人員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
3月17日，中共作出回應，驅逐了《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大部份記者，並給他們10天時間收拾行李。
第二天，《紐約時報》廣告部的郵箱裏收到了一份爆炸性請求。佛羅里達州房地產商布雷特金斯通（Brett Kingstone）希望刊登一則整版廣告，呼籲中國（中共）應對這一疫情負責。
廣告定於2020年3月22日刊登，已經獲得批准、付款、印刷，並已在早期版本上發布，但報紙突然在半夜被叫停，導致大部份印刷版無法刊登該廣告。
發言人丹妮爾羅茲哈（Danielle Rhoades Ha）通過電子郵件告訴《大紀元時報》，「這則廣告不符合我們的標準，不應該出現在《紐約時報》上。在被《紐約時報》員工內部標記後被刪除。」
當問及該報是否因這則廣告受到來自中共的任何壓力時，發言人沒有回答。
前聯邦調查局特工、經濟間諜專家帕特拉弗林（Pat Laflin）說，中共「不可能」沒有試圖向該報施壓。
就在金斯通先生的廣告被撤下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23日，《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執行主編發表了一封致中國（中共）政府的公開信，懇求撤銷驅逐行動。
他們在信中強調，他們的報道對中共冷酷無情的防疫方式給與了正面評價。
自2020年以來，《紐約時報》因發表一些推崇北京路線的專欄文章而屢遭批評，其中包括其編輯部去年發表的一篇標題為「與中國對抗誰受益？」的文章。
美國安全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評估專家、大紀元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認為，這篇專欄文章是對失敗的對華「接觸」政策的認可。他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拒絕看清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詹姆斯法內爾（James Fanell）說，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時報》避免與中共對抗符合其既得利益，而這僅僅是因為它想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大紀元時報》向《紐約時報》提出了13個具體問題，要求其就本文概述的指控發表評論，這些問題包括《紐約時報》的記者只尋求負面採訪、《紐約時報》以前根據中共的宣傳對法輪功的歪曲，以及對神韻進行負面描繪將如何幫助中共在國內外鎮壓異見人士等。
《紐約時報》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僅表示：「作為一般政策，我們不對報紙未來可能發表或不發表的內容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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