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鴨子上架
康德出版社的李永海先生在2002年底某一天到我研究室，拿著海耶克（F.A.Hayek，1899～1992）傳記的英文原版書和部份中譯稿，希望我為該書中譯本寫篇導讀或序，重點則放在海耶克與台灣的關係。這使我有點為難，一來雖然我的記憶中是有那麼一幕：好幾年前在台大活動中心的演講廳，海耶克在爆滿觀眾前演說，其旁邊則是已故的費景漢（1933～1996）院士。但也僅此而已，甚至忘記了海耶克說甚麼，也忘了那是甚麼時候。二來我對海耶克的東西實在稱不上有研究，頂多知道個大概而已。
經過如此的表白，李先生還是希望我幫忙，也許因為我曾在1992年海耶克去世時寫過海耶克的生平、學術生涯及貢獻，也在《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出版五十周年時應雜誌社之邀撰寫過一篇〈永遠的海耶克〉。此外，也曾簡介過海耶克的《自由的經緯》（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大家比較熟悉的譯名是自由的憲章）、《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不要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以及《海耶克論海耶克-對話式自傳》（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等書。縱使如此，我對海耶克的了解也只是皮相，真正對海耶克思想體系下過苦功鑽研者，據我所知首推已故的夏道平（1907～1995）先生，台大名譽教授施建生先生也頗有研究並寫過有關海耶克的數篇文章，他跟海耶克也很熟識（下文會再提）。至於年輕一輩的，是經由夏道平先生引介而接觸海耶克作品的謝宗林先生，他不但精心翻譯《不要命的自負》，還將海耶克全部英文著作都讀過。因此，施建生教授和謝宗林先生都比我有資格來擔當這項任務。奈何李先生堅持非要我寫不可，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地答允了。
夏道平與海耶克
我之所以接觸海耶克的東西，是夏道平先生引介的，因為我一向尊奉自由經濟，而在夏先生眼裏，若不知奧國學派的哲理，是不可能抓到自由經濟精髓的，於是夏先生細心安排各種方式讓我接觸該學派的各代掌門人之作品，也就這樣我在1980年代才得知海耶克這號人物（他被稱為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那麼，夏先生又是怎麼會對海耶克的東西著迷的呢？據夏先生自己的回憶，是在其擔任《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時，才真正接觸奧國學派的自由經濟哲理，觸媒則是其武漢大學的同學詹紹啟先生在1957年上半年寄給他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U.S.News and World Report）雜誌，該期正好刊登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von Mises，1881～1973）新著《反資本主義的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摘要，經由閱讀摘要，夏先生才對「理知的自由主義」有正確認識，並從此死心塌地堅守，若非有該機緣，夏先生自認很可能會跟隨殷海光或張佛泉，走上非理知的自由主義的思路，殷海光所崇拜的是羅素主張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張佛泉則是傾向於杜威的「積極性」自由主義。
夏先生讀過並譯介那篇摘要後，又將該書全文譯出，接著又翻譯了米塞斯三本著作（有興趣的讀者可在遠流出版公司的「自由主義名著譯叢」找到）。就因譯了米塞斯的三本書，夏先生乃進而研讀海耶克的英文著作，並且翻譯海耶克三本論文集中最精華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夏先生雖也寫了幾篇介紹海耶克及其理論的文章，但其主要的貢獻仍在翻譯這些重要作品，由於海耶克不用數學而是用文字表達，必須以精準的文字才能「嚴謹」傳達真義，因而予讀者艱深難讀之感。所以，研讀海耶克的文章，看懂已不太容易，要再翻譯並達「信、達、雅」的要求更難，準此，夏道平以譯書方式將海耶克及其他奧國學派學者的重要著作推介給台灣人民，其貢獻不可謂不大，何況夏先生譯書態度之認真、恭謹令人感佩不已呢！或許就是透過認真翻譯，夏先生比起其他人更能深入海耶克思想的內涵。夏先生雖沒跟海耶克見過面，但我認為他很可能是台灣最熟識海耶克理論的一位。
周德偉、蔣碩傑與海耶克
若要說與海耶克親近者，除其親朋好友外，師生關係、尤其得到海耶克親自指導撰寫論文者應屬之。 在台灣，據我所知，有周德偉（1901～1986）先生和蔣碩傑（1918～1993）院士兩位。前者在夏道平1986年7月發表於《傳記文學》的＜周德偉先生未受重視的一項業績＞一文，有所著墨，謂周先生於1933年公費出國至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得到海耶克指導兩年，之後轉學到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進修，海耶克又以書信方式指導其撰寫貨幣理論的論文，1937年中日戰爭發生，公費停發，周先生乃結束留學返國，1969年關務署長退休才專注於學術思想，夏先生認為周先生的兩大學術業績，一是為我國知識群眾有系統地介紹海耶克；二是把我國儒家傳統思想重新評估並賦予新的意義。在給台灣知識群介紹海耶克的業績上，具體地在兩本書體現，一是譯作《自由的憲章》，另一是他寫作的《海耶克學說綜述》，本書序文是海耶克寫的，而海耶克覆周先生的信及序文的原稿，都是刊在書首。夏先生以海耶克是位嚴謹型學人，不會隨便恭維人、敷衍人，卻為周先生作序，足證周先生對海耶克思想體系了解的精深、闡釋得明晰。
談到蔣碩傑院士，是道道地地的海耶克弟子，蔣先生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景氣循環和邊際利潤的波動」，是海耶克建議，也是海耶克指導的，這篇論文不但讓蔣先生在1945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也以該年度最佳博士論文得到該校的「赫其森銀牌獎」（Hutchison Silver Medal）。不過，蔣先生聞名國際的研究是屬於貨幣領域，似乎並非得自海耶克真傳，而蔣先生自己也明言受羅伯森（D.H Robertson）的影響最深。但正如夏道平先生所言，蔣先生從理論上不斷抨擊凱因斯，卻是不折不扣追隨海耶克腳步的。其實，海耶克雖然自1941年開始，表面上似乎沒有明確地對貨幣理論發表著作，但終其一生，海耶克認為他所談的哲理都離不開貨幣，這可在其最後一本著作《不要命的自負》裏看得清楚（也可參見謝宗林、吳惠林，＜海耶克的貨幣思想與政策主張＞，載於1997年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與政策之演變》一書第五篇）。由此似亦可見，蔣先生的一生志業也沒脫離海耶克，只是蔣先生的學術文章利用諸多數理工具和圖形，而且也較少有哲學層面的解析，這與海耶克的作風截然不同。
邢慕寰、施建生、謝宗林與海耶克
談過兩位海耶克的指導學生，接著再談三位對海耶克思想有鑽研的學者，第一位是已故的中央研究院邢慕寰（1915～1999）院士，他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經濟講話-觀念與政策》一書中，第七講＜集體經濟制度的全能與低能＞和附錄四＜關於集體經濟計劃辯論的現狀＞，以及其1993年出版的《台灣經濟策論》一書中附錄二＜自由主義經濟理念壓倒集體主義經濟理念以後-為紀念一代宗師海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都一致充份的顯示他對海耶克主張的認同。其實，邢先生和海耶克的關係，由邢先生在其《台灣經濟策論》的自序中已說得非常清楚，邢先生之所以後半生信守不渝自由經濟理念，乃因其1945～46年赴芝加哥大學進修受教於奈特（Frank Knight）、范納（Jacob Viner）和海耶克，邢先生特別指出，在某種意義上，對他影響更直接的是海耶克，而海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只開了一門主題是「美國企業壟斷個案分析」的專題討論課，參加者僅約十人，且幾乎全都是教授、講師，以及正在寫論文的博士生。邢先生只是抱著好奇心前往旁聽了幾次，重要的是趁機讀了海耶克的兩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體經濟計劃》和1944年出版的《到奴役之路》。前一本書讓邢先生深切領悟到集體經濟計劃在理性上根本不可能實行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為著實行集體經濟計劃而要求人民所做的犧牲，絕對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者浪漫的憧憬，亦即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表現；後一本書在警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要動輒找藉口干涉私經濟部門，以免不自覺得陷入計劃經濟的泥沼，而走向奴隸之路。
第二位是上文提過的施建生教授，施教授在1965年擔任台大法學院院長時，於該年9月底與中國地政研究所所長蕭錚共同邀請海耶克來台，作為期三周的學術性訪問。施教授回憶說，是藉參與蒙貝勒蘭學會（the Mont Pelerin Society，簡稱MPS，1947年4月1日成立，由全球崇尚自由理念信仰者共同組成，學會初創階段，對於會員的篩選極為嚴格，若非全球第一流的思想家，休想成為會員，後來逐漸放寬，以致於有些並非抱持自由理念者也加入，而海耶克和弗利曼〔M.Friedman，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於是都主張解散MPS。關於MPS的介紹可參見夏道平，＜一個自由派國際學會的成長＞，收錄於夏道平著《自由經濟的思路》，頁248～265，遠流出版公司，1989；吳惠林，＜一個崇尚自由經濟的學會＞，收錄於吳惠林著《經濟學的天空》修訂五版，頁114～119，翰蘆出版公司；施建生，＜蒙柏崙學會的成就＞，載於施建生著《現代經濟思潮》增訂版，頁306～309）年會之便邀請海耶克訪問台灣的，當時施教授還陪同海耶克赴中部演講，也曾引翻譯《到奴役之路》的殷海光教授會見海耶克，聽說海耶克對殷海光印象不錯。1975年11月9日海耶克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隔年，第三度訪問台灣，在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演說，施教授是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於《聯合報》發表一篇＜自由經濟理念的弘揚-歡迎海耶克先生三度來華訪問＞引介宏文。此外，施教授在其《現代經濟思潮》一書增訂版（2000年7月，華泰文化公司）中第八章，以九個節介紹海耶克。當海耶克於1992年仙逝時，施教授也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出版的《經濟前瞻》「海耶克專輯」中寫了一篇＜海耶克與凱因斯＞，記述兩人亦友亦敵的微妙關係。
第三位是謝宗林先生，他是我在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同事，雖然他接觸自由經濟的時間比我晚，與夏道平先生相識也在我之後，但他對海耶克作品的專注卻令人敬佩。茲引夏先生在1994年寫的＜自由主義與宗教＞一文中的說法作印證，夏先生說：「…謝先生最近兩三年來把海耶克在1944年以後用英文寫的文章和整本專著，大部份精讀過，並且有深度的理解。謝先生的這一造詣，頗為驚人。…」謝先生的中英文造詣俱佳，看書速度快且吸收力強，除了精心翻譯海耶克的《不要命的自負》一書外，上文提過的＜海耶克的貨幣思想與政策主張＞則直接詳細剖析海耶克的貨幣理論，他又引用海耶克的理念和我共同寫作了幾篇關於社會公平、社會福利、老人年金、家庭倫理和社會安全的論文。
以上記述的台灣學者與海耶克的點點滴滴，只限於經濟領域，其他領域的學者未涵括在內，即使是經濟領域，亦恐有遺珠之憾。本文最後再紀錄海耶克三次來台的經過。
海耶克三度訪台
如上文所述，1965年9月底海耶剋夫婦首次應邀訪台，東道主是蕭錚和施建生，他倆都是蒙貝勒蘭學會會員。當年三周環島行程，共安排五場演講，第一場10月2日在台中中興大學，講題是「社會秩序之原理」；第二場10月6日在屏東省立農專，講題是「自由社會的法則」；第三場10月8日在台大，講題是「自由之創造」，第四場10月11日在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及中國地政研究所，講題是「財產與自由」；最後一場在台大法學院，講題是「自由競爭之政策」。當年媒體報道，海耶克還在演講中公開讚揚台灣的土地改革，他也表示知道台灣有著進步、繁榮的經濟社會。訪台結束返國後，海耶克根據訪台觀感，在西德第一大報《福蘭克通報》發表專文，盛讚台灣的進步，並認為台灣經濟發展足資亞洲各地仿傚。
隔年（1966年）海耶克二度來台，作為期一周的學術性訪問，9月22日下午三時，在台灣土地銀行十樓大會堂舉行學術座談會，歡迎海耶克，並請其發表「公眾福利與社會正義」簡短演說，闡述「公眾福利」（public good）是自由經濟環境下大眾經濟利益的和諧發展，以及「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則不容少數人曲解濫用以干涉社會中各個人的經濟活動，會中有人詢問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兩種制度，事實上在若干新興國並行不悖，似乎可以相輔相成而收折衷辦法之效，據媒體報道，海耶克係以公眾福利和社會正義這兩個觀點再作說明。會中有人鑑於當時世界經濟制度有逐漸修正改進，以免各走極端的情勢，乃以英國和蘇聯為例，認為英國對於若干工業實施國有化，而蘇聯共產制度也修正為重視價格、利潤與報酬，將來可能逐漸走向中間路線而達和平共存境地。海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經濟隨時變遷，以後的事尚難預料，二十年後，也許蘇俄共產制度將較美國資本主義更為資本主義化；但有一點可以斷定，如果一國由中央政府控制經濟事業，則其必然以尋求資源為藉口而將冒險對外擴張，最後必然形成帝國主義而引起世界衝突。迄當時近四十年的歷史演變，全球化的潮流排山倒海而來，共產集權倒向自由經濟，英美帶頭的國營企業民營化，都傾向於海耶克的主張。此也直接證明了海耶克的先知性。當年海耶克在台期間，除與各界交換有關中德經濟方面有關問題外，還參加中德文化經濟協會、經合會等處的會談，並參觀台北、花蓮各地名勝、古蹟、古物，陳列館，以及中研院等。
親身入威權虎穴弘揚自由經濟
海耶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台是1975年11月9日，是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隔年，所受的重視程度甚於以往。在十天的行程中，參加了11月10日中國土地改革協會舉行的「自由經濟與土地改革」座談會，海耶克表示台灣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實現，將可促進人類的自由。當天的《聯合報》刊登了施建生教授撰寫的＜自由經濟理念的弘揚-歡迎海耶克先生三度來華訪問＞歡迎詞，11月13日施建生教授還在台大活動中心演講廳主持海耶克演講會，題目是「通貨膨脹與就業」，由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即席翻譯，吸引爆滿的聽眾。11月14日在中央研究院、台大、政大及東吳大學聯合舉辦的「現代民主制度的優點及缺陷」座談會中，海耶克表示，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國應該提高選民與候選人的年齡，而議員一旦當選，應該絕對獨立於利益團體及政黨之外，他也說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幾乎是同義的，他反對計劃經濟，也反對政府的權力過大，政府的主要任務是為民服務，若權力過大，勢必濫用權力。該次訪台，海耶克也見到了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而且隔年（1976年）10月21日還與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顧志耐（S.Kuznets）一起膺選為我國中央研究院名譽院士。
由以上的簡略分析，可知海耶克與台灣的淵源並不淺，而台灣的經濟學界對海耶克也並不陌生，但因主流經濟學將奧國學派置於邊陲，加上數理、計量方法的盛行及喧賓奪主，經濟學門的正統教學幾無海耶克的東西。在全球化、各國明顯倒向自由經濟、通貨緊縮成為棘手課題、政治鬥爭、政經糾葛不清的此刻，實在必須在海耶克的思想、著作中找答案。因此，個人亟力歡迎康德出版社致力弘揚海耶克理念的志業，也很樂意為這本開路先鋒-《海耶克傳》作序。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海耶克訪台三次都是威權體制的時代，具有計劃經濟的影子，海耶克且對土改和台灣經濟的成就讚揚有加，是否與其基本信念有違？這也讓我想起另一自由經濟巨擘弗利曼，他曾幫智利的皮諾契特軍政府從事經改，引發「為虎作倀」的激烈撻伐，並對其1976年獲頒諾貝爾獎造成困擾，而弗利曼也關切中國經改，曾與趙紫陽對談。以海耶克和弗利曼對自由經濟理念的「道一以貫之」堅定態度，我相信他倆是想在專制社會中灌輸自由經濟理念，讓這些極權社會早日走向自由，畢竟經濟自由會加速促進政治自由呀！至於海耶克和弗利曼兩人曾在芝加哥大學同事過，也都對「貨幣理論」鑽研甚深，兩人有其通性或歧異性嗎？兩人有相互影響嗎？在《海耶克論海耶克》一書第四部中，海耶克談到弗利曼和他除了在貨幣政策外，其他各方面的見解幾乎完全一致，但他卻對弗利曼的《實證經濟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沒有提出批評深感後悔，他認為該書就某方面來看是非常危險的，與凱因斯那本《論貨幣》（Treatise on Money）的危險性不分軒輊，海耶克時常公開說最後悔的事情之一是沒有回頭批評凱因斯的這本書。其實，由海耶克的說法也可得知他對貨幣有著與主流學說相當歧異的看法，而蔣碩傑院士抱持「流量」分析，迥異於弗利曼的「存量」分析，且公開批評弗利曼在這方面的觀點，應與海耶克異曲同工，由此似可推知，蔣先生的確是繼承海耶克的，師生倆的見解終究是一致的。至於海耶克和弗利曼是否有相互影響，就得勞煩讀者們在這本傳記裏去找答案了。#
—2004年1月16日
—2024年1月10日微修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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