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司法的倒退、經濟的下滑不一而足,分析認為,這不是疫情帶來的問題,而是中共政治體制本身造成的惡果。

在籌劃了大半年後,2月27日,中共最高法推出的「人民法院案例庫」正式上線。律界認為,當局企圖廢棄判決公開,用法院的案例庫來代替原來的裁判文書網,把公開了上億件判決書的文書網改頭換面,選取幾千個案例作樣板,其實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大陸吳律師向大紀元記者表示,這個事情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中國現在所有的層面都在倒退,包括行政、經濟各個方面都在倒退,改革的成果在消掉的這樣一個情形。

他說,「文書網被幹掉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例子。原來最早是法院說要把自己的裁判向全社會公開。中國雖然不是判例法國家,這種公開讓律師、全社會知道法院怎麼裁判,類似有點判例法的意思,大家相對有一個參考的標準。

「比如南京的彭宇案,扶老人被判要負責任這種,完全是法官自己過於擴大了自己的裁量權。本來判決文書上網是好事,會對它的政權、對司法裁判的人形成制約。如果這樣判得太離譜的話,人家一看,哇,這個輿論就很大嘛。」

最高法稱,裁判文書網存在使用不便、檢索不準、標準不一等問題。一些律師抱怨,上網文書缺乏官方權威認可,據此形成的檢索報告、法律意見在不同層級、地區的法院不被認同,經常是花費很多精力檢索,實際收效甚微。

吳律師說,「我知道很多年輕律師都在用這個東西(裁判文書網),很容易搜得到,像這次的情況該怎麼判,比較有參考價值。實際上是比較好用的,並不是說它不好用,完全不是這樣。」

他指出,這種倒退在其它事上也有反應。比如,原來國務院搞的行政信息公開也在改條款,還有對法院公民代理人的限制,這是從立法上、從司法解釋上改變它。官方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實際上跟民眾的感受是完全相反的。

貴州企業家的事情也類似。據《中國經營報》2月26日報道,少數民族女企業家馬藝珈伊,為貴州六盤水承建易地扶貧搬遷工程(中央專項扶貧資金項目)、幼兒園、小學等10個政府項目後,持續討要工程款8年。2023年年末,她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在她之前,為她代理債務執行的律師、律師助理等十餘人已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均為「尋釁滋事罪」。所涉事項,即律師等人曾在微博、抖音發布相關債務、訴訟信息。

「官方說她尋釁滋事,在網上炒作,他是找這個理由。這完全是曲解法律、曲解司法條文的。實際上這跟律師把自己的案子在網上去公布一樣,在2013年、2014年的時候,對於政治案件律師寫個微博,接受外媒採訪都沒問題。」吳律師表示,此後中共司法部禁止律師擅自外傳庭審情況,全國律師協會也出台禁止「違規炒作案件」等。

吳律師認為,法律上的倒退會直接影響到經濟層面,對經濟上是起反作用的。

他舉例說,疫情期間,一個街道、一個區政府敢下文件把這個地方給封了,行政上本身沒有這個權力。當時封控得很嚴,封得很死的,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於法無據的,包括搞文革的楓橋經驗都是類似,就是政府權力擴張了。

「像貴州這種事出來之後,我給你墊資了那麼多錢去做這個工程,結果你把我搞進去,那這個社會哪有甚麼信用?那對經濟的損害非常大。不說外資了,任何一個國內的老闆他都怕死,誰敢去賺錢?誰敢去搞經濟啊?賺了錢也沒有安全感。

「本來現在政府沒錢,地方債一大堆,地方就拿不出錢來,那下一步就算民間資本有錢也不願意再去投資。因為地方政府沒有錢的話,不可能說他自己餓死,讓你們好好地待著,他肯定要吃別人,吃他旁邊的東西。

「疫情那幾年,好多老闆傻傻乎乎地幫政府幹點事,以後能從那裏收回利益的。但是這樣一弄(抓人),民間資本誰會願意管你,我儘量跟你少發生點關係。當然有些人還是寄希望於跟這個體制多點關係,多賺點錢。但是他們事後,或者說今後不長的時間,他肯定會嘗到像貴州民營企業的那樣一個苦果,很快了。」

中國的經濟在一路下滑

中共放開疫情管控後,不僅沒有出現經濟復甦,反而遭遇了出口下滑、房地產下滑勢頭加劇、青年失業率飆升和消費支出乏力等多重問題。

吳律師表示,疫情那幾年,掩蓋了很多事情,大家都認為是疫情的問題,原來包括歐美國家的判斷也是,中國經濟疫情放開之後,應該有個報復性的反彈,帶動全世界的經濟。但是事實的結果,2023年一年下來,這個計策完全是落空的。中國經濟大幅下滑,很多重要的行業,都下滑了20%、30%。

「我認為2023年只是一個開始,中國經濟問題總的下坡的開始,我覺得至少3年之內應該都是一路下滑,第二年比前一年要下滑,再到谷底,長時期的,10年,8年,15年,20年都可能下滑。因為中國的經濟本身存在很大的問題。2008年的時候也是通過基建帶動經濟,2015、2016年是這樣,疫情來了又是這樣。」

他解釋說,這個判斷並不是憑空臆測。今年1月,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0.8%,出現14年來的最大降幅。

首先,按照正常的市場經濟,政府印了那麼多錢,物價應該飛漲。以前可以說,這個錢都在房地產水池裏面,所以物價沒怎麼漲。現在房地產已經沒錢了,但是CPI下降,還是通縮,說明了這個錢要麼就沒了,它在負債,它在空轉,這個錢到不了實體經濟,到不了社會生活的層面,當然它物價不會漲。

第二個原因是,就算有些錢到了人民手中,人民也覺得經濟預期很差,他也不願意消費了。

「所以物價不漲的話,反推出它這個經濟肯定內部出大問題。」他說,「廣州的老師前幾年就已經開始降薪了,今天停發那個原來的獎金,過段時間再停發另外一樣東西,他們大概少了30%左右的收入,可能都不止。廈門可能降到40%。」

「地方政府債台高築 船始終要沉的」

貴州水城案被認為背後是債台高築的貴州財政。生效判決、執行裁定等材料顯示,至少有4筆經訴訟確定的債務總額為6,954.63萬元。而企業統計認為,另有項目欠款15,247.66萬元,即六盤水市水城區政府共欠企業約2.2億元。

多方證實,馬藝珈伊等人被捕前,水城區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萬元化解所有債務,被她和代理律師拒絕,隨即案發。

吳律師說,「貴州是比較明顯的地方財政沒錢,地方財政不夠,又花錢太超前的,負債比較厲害的地方,所以他最先爆煲。昆明也是這樣,深陷債務困境。」

「廣州可能好一點,但始終它要爆,稅收、土地收入要少的話,你肯定得像他們一樣。包括房地產,好多人認為,大中城市樓價那麼高,這些還能熬得住,三四線城市先降價,這個說法肯定是有個時間先後。這個船沉的話,它肯定沉的底艙,上面是一樓二樓三樓慢慢地沉,時間長了,它一樣要下沉的。現在很多地方財政還可以,能維持下來,它就好過一點,。但實際上最終,隨著中國經濟這一波的衝擊,它始終是要往下沉的。」

他分析說,「我們可以比較日本。我們一直說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經濟停滯的時期。很多人把它類比中國,其實倒不一定是這樣。」

首先,他說,日本當時的經濟是比較發達的,已經是高福利、高發達的國家了,整個社會生活有非常好的保障。就算它經濟不發展,今天的收入比去年不提高,但是明明你本身的生活水平比較高,這個影響就沒那麼大,你的所有都有保障。中國是完全不一樣,從醫療、社會福利都完全不夠保障。

第二,日本政府當時通過舉債、低利率,去擴張財政,大搞基建,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現在中國的政府,從1998年、2008年,還有2015年,把擴張基建那些東西全部做完了。現在不要說它沒錢,它有錢搞基建,都沒有甚麼效益,也不會對經濟有多少拉動作用。

第三,就是外貿。日本當時的製造業還比較發達,對歐美的出口一直是比較好的,特別是高端的製造業;但是中國實際上是沒有高端製造業,特別一脫鉤之後,低端製造業實際上慢慢地越來越少了。

「所以這幾個方面,實際上我們沒辦法跟日本比的,這三年經濟都是明顯的下滑,反正我是非常的悲觀。」

吳律師認為,中國經濟的倒退,根本上是體制原因、政治原因。它原來那種慢慢的改革,是有很多弊病,但是它能耗很長的時間。現在不同了,政治上這麼一弄,它在快速地倒退。

「這十多年來政治上的倒退,它要轉彎,要拋棄原來的改革開放那一套,走回原來的閉關自守那一套。那肯定大幅度的轉彎的話,自然就對經濟的傷害、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傷害非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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