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司法的倒退、經濟的下滑不一而足，分析認為，這不是疫情帶來的問題，而是中共政治體制本身造成的惡果。
在籌劃了大半年後，2月27日，中共最高法推出的「人民法院案例庫」正式上線。律界認為，當局企圖廢棄判決公開，用法院的案例庫來代替原來的裁判文書網，把公開了上億件判決書的文書網改頭換面，選取幾千個案例作樣板，其實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大陸吳律師向大紀元記者表示，這個事情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中國現在所有的層面都在倒退，包括行政、經濟各個方面都在倒退，改革的成果在消掉的這樣一個情形。
他說，「文書網被幹掉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例子。原來最早是法院說要把自己的裁判向全社會公開。中國雖然不是判例法國家，這種公開讓律師、全社會知道法院怎麼裁判，類似有點判例法的意思，大家相對有一個參考的標準。
「比如南京的彭宇案，扶老人被判要負責任這種，完全是法官自己過於擴大了自己的裁量權。本來判決文書上網是好事，會對它的政權、對司法裁判的人形成制約。如果這樣判得太離譜的話，人家一看，哇，這個輿論就很大嘛。」
最高法稱，裁判文書網存在使用不便、檢索不準、標準不一等問題。一些律師抱怨，上網文書缺乏官方權威認可，據此形成的檢索報告、法律意見在不同層級、地區的法院不被認同，經常是花費很多精力檢索，實際收效甚微。
吳律師說，「我知道很多年輕律師都在用這個東西（裁判文書網），很容易搜得到，像這次的情況該怎麼判，比較有參考價值。實際上是比較好用的，並不是說它不好用，完全不是這樣。」
他指出，這種倒退在其它事上也有反應。比如，原來國務院搞的行政信息公開也在改條款，還有對法院公民代理人的限制，這是從立法上、從司法解釋上改變它。官方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實際上跟民眾的感受是完全相反的。
貴州企業家的事情也類似。據《中國經營報》2月26日報道，少數民族女企業家馬藝珈伊，為貴州六盤水承建易地扶貧搬遷工程（中央專項扶貧資金項目）、幼兒園、小學等10個政府項目後，持續討要工程款8年。2023年年末，她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在她之前，為她代理債務執行的律師、律師助理等十餘人已被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均為「尋釁滋事罪」。所涉事項，即律師等人曾在微博、抖音發布相關債務、訴訟信息。
「官方說她尋釁滋事，在網上炒作，他是找這個理由。這完全是曲解法律、曲解司法條文的。實際上這跟律師把自己的案子在網上去公布一樣，在2013年、2014年的時候，對於政治案件律師寫個微博，接受外媒採訪都沒問題。」吳律師表示，此後中共司法部禁止律師擅自外傳庭審情況，全國律師協會也出台禁止「違規炒作案件」等。
吳律師認為，法律上的倒退會直接影響到經濟層面，對經濟上是起反作用的。
他舉例說，疫情期間，一個街道、一個區政府敢下文件把這個地方給封了，行政上本身沒有這個權力。當時封控得很嚴，封得很死的，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於法無據的，包括搞文革的楓橋經驗都是類似，就是政府權力擴張了。
「像貴州這種事出來之後，我給你墊資了那麼多錢去做這個工程，結果你把我搞進去，那這個社會哪有甚麼信用？那對經濟的損害非常大。不說外資了，任何一個國內的老闆他都怕死，誰敢去賺錢？誰敢去搞經濟啊？賺了錢也沒有安全感。
「本來現在政府沒錢，地方債一大堆，地方就拿不出錢來，那下一步就算民間資本有錢也不願意再去投資。因為地方政府沒有錢的話，不可能說他自己餓死，讓你們好好地待著，他肯定要吃別人，吃他旁邊的東西。
「疫情那幾年，好多老闆傻傻乎乎地幫政府幹點事，以後能從那裏收回利益的。但是這樣一弄（抓人），民間資本誰會願意管你，我儘量跟你少發生點關係。當然有些人還是寄希望於跟這個體制多點關係，多賺點錢。但是他們事後，或者說今後不長的時間，他肯定會嘗到像貴州民營企業的那樣一個苦果，很快了。」
中國的經濟在一路下滑
中共放開疫情管控後，不僅沒有出現經濟復甦，反而遭遇了出口下滑、房地產下滑勢頭加劇、青年失業率飆升和消費支出乏力等多重問題。
吳律師表示，疫情那幾年，掩蓋了很多事情，大家都認為是疫情的問題，原來包括歐美國家的判斷也是，中國經濟疫情放開之後，應該有個報復性的反彈，帶動全世界的經濟。但是事實的結果，2023年一年下來，這個計策完全是落空的。中國經濟大幅下滑，很多重要的行業，都下滑了20%、30%。
「我認為2023年只是一個開始，中國經濟問題總的下坡的開始，我覺得至少3年之內應該都是一路下滑，第二年比前一年要下滑，再到谷底，長時期的，10年，8年，15年，20年都可能下滑。因為中國的經濟本身存在很大的問題。2008年的時候也是通過基建帶動經濟，2015、2016年是這樣，疫情來了又是這樣。」
他解釋說，這個判斷並不是憑空臆測。今年1月，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0.8%，出現14年來的最大降幅。
首先，按照正常的市場經濟，政府印了那麼多錢，物價應該飛漲。以前可以說，這個錢都在房地產水池裏面，所以物價沒怎麼漲。現在房地產已經沒錢了，但是CPI下降，還是通縮，說明了這個錢要麼就沒了，它在負債，它在空轉，這個錢到不了實體經濟，到不了社會生活的層面，當然它物價不會漲。
第二個原因是，就算有些錢到了人民手中，人民也覺得經濟預期很差，他也不願意消費了。
「所以物價不漲的話，反推出它這個經濟肯定內部出大問題。」他說，「廣州的老師前幾年就已經開始降薪了，今天停發那個原來的獎金，過段時間再停發另外一樣東西，他們大概少了30%左右的收入，可能都不止。廈門可能降到40%。」
「地方政府債台高築 船始終要沉的」
貴州水城案被認為背後是債台高築的貴州財政。生效判決、執行裁定等材料顯示，至少有4筆經訴訟確定的債務總額為6,954.63萬元。而企業統計認為，另有項目欠款15,247.66萬元，即六盤水市水城區政府共欠企業約2.2億元。
多方證實，馬藝珈伊等人被捕前，水城區政府一度提出以1,200萬元化解所有債務，被她和代理律師拒絕，隨即案發。
吳律師說，「貴州是比較明顯的地方財政沒錢，地方財政不夠，又花錢太超前的，負債比較厲害的地方，所以他最先爆煲。昆明也是這樣，深陷債務困境。」
「廣州可能好一點，但始終它要爆，稅收、土地收入要少的話，你肯定得像他們一樣。包括房地產，好多人認為，大中城市樓價那麼高，這些還能熬得住，三四線城市先降價，這個說法肯定是有個時間先後。這個船沉的話，它肯定沉的底艙，上面是一樓二樓三樓慢慢地沉，時間長了，它一樣要下沉的。現在很多地方財政還可以，能維持下來，它就好過一點，。但實際上最終，隨著中國經濟這一波的衝擊，它始終是要往下沉的。」
他分析說，「我們可以比較日本。我們一直說日本『失落的二十年』，經濟停滯的時期。很多人把它類比中國，其實倒不一定是這樣。」
首先，他說，日本當時的經濟是比較發達的，已經是高福利、高發達的國家了，整個社會生活有非常好的保障。就算它經濟不發展，今天的收入比去年不提高，但是明明你本身的生活水平比較高，這個影響就沒那麼大，你的所有都有保障。中國是完全不一樣，從醫療、社會福利都完全不夠保障。
第二，日本政府當時通過舉債、低利率，去擴張財政，大搞基建，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是現在中國的政府，從1998年、2008年，還有2015年，把擴張基建那些東西全部做完了。現在不要說它沒錢，它有錢搞基建，都沒有甚麼效益，也不會對經濟有多少拉動作用。
第三，就是外貿。日本當時的製造業還比較發達，對歐美的出口一直是比較好的，特別是高端的製造業；但是中國實際上是沒有高端製造業，特別一脫鉤之後，低端製造業實際上慢慢地越來越少了。
「所以這幾個方面，實際上我們沒辦法跟日本比的，這三年經濟都是明顯的下滑，反正我是非常的悲觀。」
吳律師認為，中國經濟的倒退，根本上是體制原因、政治原因。它原來那種慢慢的改革，是有很多弊病，但是它能耗很長的時間。現在不同了，政治上這麼一弄，它在快速地倒退。
「這十多年來政治上的倒退，它要轉彎，要拋棄原來的改革開放那一套，走回原來的閉關自守那一套。那肯定大幅度的轉彎的話，自然就對經濟的傷害、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傷害非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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