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繁榮有賴於始終如一、不偏不倚的司法原則。

在12世紀英國國王亨利二世（Henry II）統治時期，英國開始建立一個更值得信賴的法律決策系統。國王要求法官們在司法實踐中以法律為準繩，應做到案件類似則判決類似。

在隨後的幾個世紀中，法律決策一直以傳統和習俗為基礎。這種統一的司法體系被世人稱為英國普通法系（English common law），亦稱為英美法系。

這個法律原則通常被稱為「遵循先例」原則，阻止了不誠實的原告對他們不喜歡或覺得可以利用的當事人提出似是而非的指控，從而尋求前所未有的賠償。

英國普通法系在美國得到廣泛採用，使美國對自由、勤勞的人們特別具有吸引力，這些人尋求從事誠實的商業活動、獲得資本、保持人身安全、保護自己的財產和名譽、參與公共事務、信奉宗教，並過著井然有序的生活。

當法學家不得不與先例判決進行公平比較時，正義通常會得到很好的伸張。

美國司法的變革

事情並不會總是向好的方面發展。歷經幾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一直在改造美國的司法系統。他們認為，承諾中立是掩蓋「殖民主義」（colonialist）和「父權制」（patriarchal）權力結構的一種方式。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導致在法官提名方面出現了激烈的黨派之爭，人們對美國法院的公正性產生了嚴重懷疑。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以衝突為導向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者將自由、民主和正義的自由主義概念視為「壓迫」的工具。美國左派將歐洲殖民者的親美後裔定義為「壓迫者」。最近，這個身份已擴大到包括非裔美國人保守派、合法的西班牙裔移民、選舉舞弊抗議者、憂心忡忡的父母、信奉天主教的天主教徒、猶太人，以及任何祖拜登（Joe Biden）總統選擇稱之為「MAGA極端份子」的人。

文化馬克思主義者把自己打扮為美國社會各階層的壓迫受害者。「被壓迫者」可以包括受過大學教育的精英、激進激進份子、反美身份認同團體、吸毒者、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慣犯以及數百萬非法移民等。相對於「實際」（actual）正義而言，「社會」（social）正義要求具有受害者身份的人得到特殊保護，而被指控的壓迫者則受到即決起訴和懲罰等。

正義必須得到伸張 而且必須光明正大

法律學者曾經堅持認為，「正義不僅必須得到伸張，而且必須光明正大。」每個人都應該能夠期待一場由公共新聞機構準確報道的公正審判。

然而，公正的法官和誠實的記者卻屬於稀缺資源。當共和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起訴時，記者們仍在報道中堅持認為美國司法是公平公正的。

左翼分子訴諸「法律戰爭」要求法官和記者隱瞞真相，而不是揭露真相。傳統新聞機構聲稱，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司法武器化」或「雙軌制」的法律體系。然而，當似是而非的指控出現在美國法庭上時，人們赫然發現，所謂的被壓迫者通常會獲勝。

例如，2019年，美國諮詢專欄作家E‧珍‧卡羅爾（E. Jean Carroll）突然指控特朗普前總統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紐約的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 Goodman）百貨公司的更衣室裏對她進行了性侵犯。特朗普前總統極力否認指控，然而卡羅爾女士獲准以誹謗和毆打為由起訴他。

人們在案件開始之前就能猜到其結果。左派將特朗普前總統視為頭號壓迫者，而卡羅爾女士則被視為「受壓迫」的受害者。

2023年5月，紐約的一個陪審團認定這位前總統對誹謗和性虐待負有責任，並賠償卡羅爾女士500萬美元。今年1月，特朗普前總統在第二宗誹謗案中被認定負有責任，卡羅爾女士又獲得了8,330萬美元的賠償。第二次賠償金額是史無前例的。

今年1月底，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記者漢娜‧布勞‧克努森（Hannah Bleau Knudsen）披露了此案的幾個事實（超連結），她說這些事實是建制派媒體不想讓公眾知道的。

首先，這宗據稱發生在紐約市中心一家百貨公司的襲擊事件並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有監控錄像。

其次，原告在陳述案件的同時，向公眾兜售她的一本名為《我們需要男人做甚麼？》（What Do We Need Men For？，2019）的書，書中有一份標題為「我一生中最醜陋的男人」（The Most Hideous Men of My Life）的名單。在她最初聲稱性侵事件發生的那一年，她辯稱在所謂的性侵事件中穿著的裙子並沒有對外出售。儘管她在公眾面前對性問題非常坦率，然而她直到約30年後才指控特朗普前總統。

她的整個故事與2012年電視劇《法律與秩序：特別受害者小組》（Law & Order: Special Victims Unit）中一集名為「戲劇與技巧」（Theatre and Tricks）的情節內容非常相似。在這一集中，一個女人講述了自己在波道夫-古德曼（Bergdorf Goodman）的強姦幻想。在法國創辦的女性雜誌《Elle》1993年11月的一期中，卡羅爾女士在據稱的性侵事件前曾開過一個玩笑，將性與波道夫-古德曼百貨公司聯繫在一起。

卡羅爾女士的案件得到了反特朗普民主黨巨額捐贈人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資金支持。她的律師之一是羅伯塔‧卡普蘭（Roberta Kaplan），而該律師的丈夫是一位民主黨活動家。事實上，她的訴訟是在紐約民主黨人制定了2022年「成人倖存者法案」之後才得以進行的，該法案允許法官忽略此類指控的通常訴訟時效。

在紐約市或華盛頓特區等充滿黨派紛爭的地方審理的案件，其判決幾乎已經成為走走過場的形式而已。

普通法系原則的急劇衰落對美國的未來不是甚麼好兆頭。誰會想到在2024年，美國公民會目睹一名黨派特別檢察官尋求美國最高法院的許可，在總統大選前幾個月將對立黨派的總統候選人送到審判法庭？

作者簡介：

威廉‧布魯克斯（William Brooks）是加拿大作家，居住在加拿大東南部諾華斯高沙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 Nova Scotia），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稿。他是總部位於溫尼伯（Winnipeg）的知名智庫公共政策前沿中心（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高級研究員。

原文：Cultural Marxism and the Corruption of Common Law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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