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推進23條 被指香港人權最危險時刻
港府周二（1月30日）宣布正式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消息一出，港股應聲大跌。批評人士表示，香港人權將迎來最危險時刻，這項法律的模糊定義也令投資者擔心。
特首李家超於1月30日上午在政府總部主持「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記者會。他在會上宣布，正式展開《基本法》23條立法公眾諮詢，諮詢期至2月28日。
記者會後約半小時，恒生指數再度跌破16,000點，最低曾跌至15,675.51，最後收報15,703.45，跌幅超過2%。
批評人士擔心，港府將利用國內國安法作為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的另一個工具，進一步侵蝕香港自由。
美聯社報道，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研究員Eric Lai表示，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比重要法律通常三個月的公眾諮詢要短，似乎是一種粉飾。
批評人士稱，這將進一步削弱人權。
國際特赦組織中國部主任莎拉‧布魯克斯（Sarah Brooks）表示，擬議的立法可能會進一步加強（中共）對香港的鎮壓。她說：「這可能是自2020年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香港人權最危險的時刻。」
「目的是完全控制香港的活動，包括言論自由。」來自香港、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潘嘉偉說。他研究香港和中國的言論自由。
潘嘉偉補充說，「早在2003年，我們就已經預料到這種情況會發生，這就是為甚麼有50萬人走上街頭試圖阻止這種情況。」
港府已經利用現行法律壓制了大多數異議人士。根據2020年國安法，已有數百人被捕。大約47人因參加非官方初選而被指控，同時還有兩人因在審判期間在法庭上鼓掌等而根據舊的煽動叛亂法被定罪。
潘嘉偉說：「它（23條）非常武斷和寬泛。」他特別指出用來描述國家機密和干涉的模糊定義。
香港最大的親民主黨領導人也呼籲當局，澄清該律將如何定義國家機密。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詢問，記者為公眾利益報道政府內幕消息是否需要負責。
該提案還尋求修改和更新幾項涉及叛國罪、竊取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的現行法律。擬議法律的部份內容將適用於香港境外。港府表示可能會利用新法取消海外逃犯的護照。
新法也可能使民間團體在香港開展活動變得更加困難。香港安全負責人將獲得新權力，可以關閉此類組織，以所謂地維護安全。
23條立法也令投資者感到不安。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輿論和外交政策項目主任瑞安‧尼拉姆（Ryan Neelam）對彭博社表示，李家超決定強行實施《基本法》第23條，是當局發出「不一致信息」的又一個跡象。
他說，「政府正在努力重新開放香港，將香港描繪成一個世界城市。」「然後，不同領域的一系列新法律和鎮壓行動與總體信息相悖。」
香港提議根據第23條對國家機密進行全面定義，將使香港更加符合中國內地有關此類資訊和間諜活動的模糊法律，這些法律在過去一年中令投資者感到不安。
包括外國銀行、對沖基金和私人研究機構在內的企業，以及外交官和學者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有些人擔心該法案可能會導致對網際網路的控制或影響數據營運。
還有人擔心，對中共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研究，以及對中國大陸個人和公司的盡職調查——傳統上都是由一些香港公司和學者進行的——可能會誤入國家機密領域。
路透社報道，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楊艾文（Simon Young）表示，儘管仍有許多未知因素，但他認為該法最終將對外國政治組織和外國代理人採用廣泛定義。
楊艾文說，「很可能與外國政府有一定聯繫的企業或團體可能會在這裏被抓。」
旅英香港學者、原香港民意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名譽總監鍾劍華對大紀元表示，現在香港當局正在將23條所涉及的範圍不斷擴大，其中包括軟對抗、網絡安全、虛假資訊等。
他說，「事實上，目前國安法的實施已經造成任何事都可使人入罪，有了23條對於暴力政權來講是增加一個打壓民眾的工具與武器。」
日本香港民主連盟發言人葉錦龍也曾預期，相較於《港區國安法》，未來《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涵蓋面將會更廣泛，不僅會將《反間諜法》納入，甚至連《反外國制裁法》《愛國主義教育法》都有可能在法案中暗渡陳倉，對香港居民的打壓和箝制，恐比現在還將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國人權家羅傑斯（Benedict Rogers）更是批評，港府的做法是要在香港自由的棺材上，釘上更深的釘子。
2002年，董建華啟動23條在本地的立法，並於同年9月24日推出相關立法的諮詢文件。作為香港的首任特首，對23條進行立法是已故中共黨魁江澤民交給董建華的一項「政治任務」。
2003年正值沙士（SARS）病毒大爆發，當時香港經濟處於低迷，加上當局推出23條立法諮詢文件，香港人對前途的擔憂和對董建華的不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就在特區政府預定7月9日完成立法的前夕，在香港民間人權陣線號召下，超過50萬人在7月1日走上街頭遊行，在反對23條立法的同時要求董建華下台，隨後引發的「七一效應」，導致港府在9月5日決定撤回「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理由是「以消除社會對當局按照《基本法》23條規定立法所帶來的疑慮」，一年多後，董建華下台。
如今，23條再次死灰復燃，但是否會再次被擱置仍將拭目以待。
這次香港政府提出的23條立法諮詢，時間只有短短一個月，比起先前縮短不少，讓外界質疑只是「走過場」。另外日前也有港媒報道，港府預計要搶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完成23條的立法。
美中情局局長揭中共黨魁的權力遊戲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撰文揭示，在美國情報高官眼中，中共黨魁的權力遊戲。
伯恩斯日前投稿「外交事務」網站介紹，中情局會仔細研究中共黨魁的言論，但他們更關注中共黨魁的行為。
伯恩斯在這篇題為「間諜與治國道」的文章中說，習近平進入第三最高領導人任期後，其權力比毛澤東以來的任何前任都大。
「（習）不是利用這項權力來加強和振興促成中國轉型的國際體系，而是尋求重新改寫。」伯恩斯說。
「習在國內日益加強的鎮壓和在國外的侵略性，從他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無上限夥伴關係，到他對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威脅，都是不容忽視的。」伯恩斯補充說。
面對中共對台灣使用武力的威脅，西方國家的團結已迎來了一個好的結果，台灣於1月份選出了新總統賴清德。北京不喜歡賴清德當選。
過去五十年，中國經濟有了快速發展。伯恩斯表示，問題不在於中國的崛起本身，而是隨之而來的中共越來越多的威脅性行動。
伯恩斯說，中共治下的中國仍然是美國「唯一的一個既有意願重塑國際秩序，又擁有能這樣做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的對手」。
他說，「在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的世界裏，中俄是個人獨裁者領導的，他們在小而孤立的顧問圈中運作，洞察領導人的意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和困難。」他還說，「雖然俄羅斯可能對美構成最直接的挑戰，但中國（中共）才是更大的長期威脅。」
伯恩斯提及，「沒有人比中方領導人更密切關注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
伯恩斯說，中共傾向於將美國視為衰落大國，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展現的國際領導力令中共驚訝。他說，美國願意承擔經濟痛苦來對抗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並且有能力團結盟友加入和提供支持，這些都在打臉北京認為的美國正走向最終衰敗的幻想。
此外，在靠近中國海岸的地方，美國跟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的關係讓他們對北京也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伯恩斯說，美國對烏克蘭的持續物質支持並不以犧牲台灣為代價，相反，美國發出了一個重要訊息，表明美國決心幫助台灣。
CIA局長談到美中競爭是在兩國緊密的經濟依存和商業聯繫的背景下進行的。
他表示，這種聯繫雖然為兩國和世界其它國家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務，但也對美國的安全和繁榮造成了嚴重的脆弱性和嚴重風險。
舉例說，COVID-19大流行期間，各國政府明白了依賴中國或任何一個國家提供救生醫療用品的危險。
伯恩斯說：「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願意自己受到關鍵礦產和技術的單一供應方擺布，特別是如果該供應方打算將這些依賴性武器化的情況下。」
「正如美國政策制定者所說，最好的答案是明智地『去風險』和多元化——確保美國的供應鏈、保護技術優勢並投資國內工業能力。」
「在這個動盪、分裂的世界中，對沖中間層的權重正在增加。」
他表示，現在很多國家——無論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以及南南合作國家都越來越願意使他們的關係多樣化，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他們的選擇，表現在腳踩兩隻船的地緣政治關係上。這些國家或許在某些議題上追隨美國的領導，同時又與北京維持關係。
伯恩斯說，在過去兩年中，中央情報局一直在進行機構重組以反映這一優先事項。他們在世界各地投入了更多的資源用於與（共產）中國相關的情報收集、行動和分析。
「僅過去兩年，我們投入中國（中共）項目的總體預算比例增加了一倍多。我們正在招募和培訓更多講普通話的人，同時加強在世界各地與中國競爭的力度，從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印太地區。」他說。
他表示，中央情報局下設有十幾個「任務中心」，這些針對特定問題的小組匯聚各機構的官員。2021年，中情局設立了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新任務中心，提供了協調對華工作的中央機制，如今已延伸到中央情報局的各個角落。
但他也說，拜登政府也在悄悄加強與北京同行的情報溝通渠道，「這是幫助政策制定者避免美中之間不必要的誤解和無意衝突的重要手段」。
他說，與北京的競爭仍將是華盛頓的首要任務，但美國也不能逃避其它挑戰。
伯恩斯確認說，中、俄佔據了中央情報局的大部份注意力，同時他們也關注反恐到地區不穩定等其它挑戰。
伯恩斯說，「這意味著美國必須小心謹慎地行事，避免過度擴張，並明智地利用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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