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虎宇：文革試驗田 楓橋經驗的前世今生

在中國有兩個楓橋特別有名。第一個是姑蘇的楓橋，因為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而名垂青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標籤，這個楓橋代表了古代中國那種文化鼎盛的氣象。另一個楓橋是浙江諸暨的楓橋鎮，在上世紀60年代以推行群眾暴政的「楓橋經驗」而聞名全國，「楓橋經驗」是文革的前奏，因此諸暨的楓橋就成為文革的一個標籤，代表著摧殘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靈魂的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

「楓橋經驗」的由來和本質

「楓橋經驗」是1963年在浙江寧波諸暨縣楓橋區產生的一種具有文革特色的基層群眾暴政模式，具體表現就是煽動群眾以大批判的方式（文鬥，不施展暴力）來改造所謂階級敵人。「楓橋經驗」可以看作是文革的一塊試驗田，文革中的各種大批判活動其實就是「楓橋經驗」在全國範圍內的展開，「楓橋經驗」的升級版本就是大批鬥（武鬥，施展暴力），從大批判到大批鬥，這就是文革中毛澤東煽動群眾打倒政敵的一貫手法。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大躍進」和三年大饑荒中的政策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大饑荒的定性上發生了嚴重分歧，並逐漸演化為兩條路線鬥爭。劉少奇認為三年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說工作中的錯誤和成績不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問題，而是三個手指頭和七個手指頭的關係，或者比例更加懸殊。所謂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用過的一個比喻，用來表示「大躍進」的主流是好的，所以劉少奇的上述發言就等於和毛澤東唱對台戲，這埋下了毛澤東後來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伏筆。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務並開始扭轉「大躍進」中的激進經濟政策，這段時間有三個問題引發毛澤東嚴重的危機感。一是劉少奇在隨後的西樓會議上號召下面的幹部不要害怕把工作說成一團黑，要敢於繼續揭露工作中的問題，而毛澤東對這種將「大躍進」的局勢說得漆黑一團的所謂「黑暗風」非常不滿。二是由於「大躍進」導致人民公社難以維持，自1961年以來很多地區開始出現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的情況，並得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的大力支持，毛澤東認定為這股「單幹風」是一種「資本主義復辟」，會破壞他的農村集體化政策。三是一部份在「大躍進」期間遭到批判的幹部經過七千人大會後得到了平反，毛澤東擔心如果這股「翻案風」繼續下去，可能會導致在廬山會議上因為反對「大躍進」而被打成「反黨集團」的彭德懷等人也被平反。這三件事情如果進行下去，毛澤東此前建立起的威信和地位都會崩塌。

前所未有的危機感使毛澤東加快了反擊步伐，並很快奪回了主動權。1962年9月分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完全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志，全會通過的公報肯定了1959年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人進行的「反右傾鬥爭」具有正面意義，認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將繼續存在，而且黨內的鬥爭也反映了這種階級鬥爭。這次會議之後，毛澤東把工作重心再次撥回以階級鬥爭為綱，並決定在各地城鄉展開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防止他的路線遭到修正。

1963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正式宣布啟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教運動」在農村表現為「四清運動」，就是清理農村幹部中存在的「四不清」現象，包括帳目不清、倉庫不清、工分不清、財務不清，在城市裏表現為「新五反運動」，反投機倒把、反貪污盜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不過，四清、五反都只是藉口，真正的目的是通過這場新的政治運動，重新樹立毛澤東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絕對權威，建立毛澤東對基層群眾、幹部的思想的絕對控制。

196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被簡稱為「前十條」的社教指導文件，規定「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不是此次政治運動的鬥爭重點，要將絕大多數「四類分子」改造成新人，要對「四類分子」採取改造而非捕殺的政策。

在大饑荒的定性上，劉少奇和毛澤東發生了嚴重分歧，並逐漸演化為兩條路線鬥爭。圖為因1960年代大饑荒湧入香港的中國難民。（AFP）

「楓橋經驗」就是在「社教運動」的大背景下產生的，是在「前十條」文件的指導下形成的群眾暴政模式，屬於醞釀文革的早期過程中的第一批「試驗田」。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領導派駐工作組到諸暨縣楓橋區展開了「社教運動」試點，形成了所謂「楓橋經驗」。具體做法就是煽動群眾鬥群眾，以十個群眾包夾一個「四類分子」，以基層政權的暴政為後盾，以大批判的方式，迫使受批評者改變思想。根據浙江當局的報告，這種群起攻之的思想改造運動在楓橋當地大獲成功，在試點中，7個公社共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為重點對象，在針對這些「四類分子」的鬥爭會上，幹部及群眾「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且允許鬥爭對象申辯，結果未捕一人，便將全部「四類分子」說服。當年10月分公安部長謝富治在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了「楓橋經驗」，並把「楓橋經驗」的「好處」總結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毛澤東批示要求各地仿傚，這就是所謂「楓橋經驗」的由來。

在「楓橋經驗」向全國推廣的同時，「社教運動」繼續向文革演化。1963年9月，中共根據「社教運動」的試點情況，制定了「後十條」文件，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一年後的1964年9月，中共又發布了「後十條」修正案，提出由於所謂的「敵人」以拉攏腐蝕幹部作為反對中共的主要形式，因此需要改變原本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政策，要先解決幹部中的問題、把放手發動群眾放在第一位。這樣「社教運動」的整肅方向就從「四類分子」轉向中共的幹部隊伍，並從基層逐漸向高層發展。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明白無誤的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的風暴終於呼之欲來。

「楓橋經驗」鋪路文革集合三種最壞政體

文革是毛澤東為了鞏固逐漸受到威脅的最高權力而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與文革之前中共搞的鎮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等整肅運動不同的是，此前的這些運動，整肅的對象都是人民群眾，包括地主、富農、前國民政府的基層官吏、工商業者、知識份子等，也就是所謂的「地富反壞右」，而文革的整肅對象除了人民群眾之外，還包括了中共的各級官吏，即所謂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前的整肅運動是為了建立中共政權對中國人民的絕對專制統治，而文革的整肅運動是為了顛覆中共原有的統治秩序和統治階層，建立毛澤東對中共、對中國人民的絕對個人獨裁統治，因此毛澤東發動文革必須依靠群眾暴政，這正是「楓橋經驗」在全國推廣所烘托出的社會形勢。「楓橋經驗」所代表的基層群眾暴政是文革得以進行的社會基礎，文革時期，中共的政治體制從原來的「共產專制」中又演化出兩種最壞的形式——「群眾暴政」和「個人獨裁」。

文革時期，中共的政治體制從原來的「共產專制」中又演化出兩種最壞的形式——「群眾暴政」和「個人獨裁」。圖為1966年1月1日文化大革命期間，民眾在北京街頭遊行。（AFP）

在西方政治哲學中，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古希臘那種全體公民表決公共事務的政治模式）都各有缺陷，如果不加以約束，君主制可能演變為專制或個人獨裁，貴族制可能演變為寡頭政治，民主制可能演變為群眾暴政。美國建國先賢們吸取了這三種政治體制的各自優點，形成三個相互制約的權力架構，如總統制對應君主制，參議院對應貴族制，眾議院對應民主制，在憲政框架下，將三種政治制度融為一體，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設計。

而中共的統治卻恰恰相反，從「專制」這種本身就已經是很壞的政治體制出發，通過「楓橋經驗」和文革這種瘋狂的政治運動，發展出更壞的政治體制——「群眾暴政」和「個人獨裁」，將人類歷史上最壞的三種政治體制集中在同一個時期，製造了中國五千年以來最深重的社會災難。

「楓橋經驗」與基層政權的黑社會化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亡，文革按下了暫停鍵，毛澤東的個人獨裁統治和群眾暴政被終止。「楓橋經驗」也隨著文革的結束而走入歷史，逐漸歸於沉寂。

從70年代末開始，以鄧小平、陳雲為代表的中共元老分享了毛澤東留下的最高權力，在中共元老內部形成了新的權力制衡機制，中國進入了寡頭政治時代。一直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時代，中共都是寡頭政治體制，團派、紅二代、太子黨形成了新的統治階層。同時中國在經濟層面進入了所謂的改革開放時代。

中共的改革開放最初是一場改良運動，但是「六四」大屠殺使這場改良戛然而止，「六四」之後改革開放已經名存實亡，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相配套的改革開放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政治上的寡頭統治和經濟上的權貴資本主義，使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大部份被中共紅色家族以及依附他們的商人所瓜分。2007年5月，波士頓諮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中共的專制暴政加上貧富分化的懸殊，導致中國的社會矛盾越來越激化。進入90年代以後，反映基層官民衝突的群體性事件開始爆炸性增長，從1993年的8700宗到2006年的59萬9392，13年間增加65倍。

90年代開始，「維穩」成為中共政策的兩個核心之一（另一個是「發展」），沉寂多時的「楓橋經驗」再度浮出水面。1990年9月，中共政法委向全國推廣「楓橋經驗」。1991年3月，中共成立了「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簡稱綜治委），「楓橋經驗」成為綜治委運作的基本模式。以「楓橋經驗」為模板，中共在90年代逐漸發展出一套新的基層專政暴政系統，各地建立了綜治辦、維穩辦、應急辦公室等機構，並不斷擴充外圍組織，包括黑社會打手、截訪人員、聯防監控人員、網格治理員、網評員五毛黨、朝陽群眾、紅袖章大媽、防疫大白等等，這套系統的核心運作機制依然是煽動群眾互相監督、互相揭發、互相鬥爭。但與文革不同的是，「楓橋經驗」此刻是控制在中共基層政府手中的一個暴政工具，用於打壓民眾對於政府的各類低烈度的反抗，目的是將各類所謂不穩定因素扼殺在萌芽狀態。

「楓橋經驗」成為控制在中共基層政府手中的一個暴政工具。圖為北京街頭戴紅袖章的社會維穩人員在街頭監控過往行人。（Mark Ralston / AFP）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通訊《立足穩定和發展———浙江諸暨「楓橋經驗」紀實》，並配發評論員文章《「楓橋經驗」值得總結和推廣》。這是改革開放之後，《人民日報》首次報道「楓橋經驗」，報道的側重點為「穩定」和「發展」。

2000年以後，「楓橋經驗」在中國媒體上被提到的次數增多，尤其是習近平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2003年在「楓橋經驗」40周年的紀念會上，習近平要求不斷創新「楓橋經驗」，維護社會穩定。時任中共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則在大會上稱「楓橋經驗」是「就地解決社會矛盾，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當地，解決在萌芽狀態。」2013年，在紀念「楓橋經驗」50周年期間，已經成為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批示要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在中共寡頭政治時代，中共政權從高層到基層再沒有出現象文革那樣的體制崩潰的局面，在對人民的鎮壓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共各級政權本身的暴政工具，包括武警和公安，而「楓橋經驗」這種群眾暴政是被安放在基層政權之下，作為基層政權繞開法治實施暴政的一種輔助手段，這實質上是中共基層政權黑社會化的一種體現。

在中共寡頭政治時代，中共政權在對人民的鎮壓方面，主要是依靠中共各級政權本身的暴政工具，包括武警和公安。圖為2023年3月4日，人民大會堂附近道路上的公安。（Greg Baker / AFP）

「楓橋經驗」終結習近平末路狂奔

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的中後期，習近平走向個人獨裁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共的寡頭政治和權貴資本主義體係開始崩解。習近平在政治上搞終生執政，實施特務治國；在經濟上搞國進民退，打壓民營經濟，走向戰時體制；文化上搞習思想不能妄議，要求定於一尊；外交上搞輸出革命，構建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就是紅旗插遍全球的換一種說法）。這一切跡象顯示，習近平正向文革的路線全面轉向。在回歸文革的路上，「楓橋經驗」對習近平來說，就不再是一種寡頭政治下的維穩模式了，而是重新具有了文革試驗田的原教旨意義，也就是說，習近平希望通過推廣一種可以被最高領袖意志操控的基層暴政模式而實現對全社會的嚴厲管制。

2023年臨近年末，「楓橋經驗」在媒體上密集出現，2023年11月6日，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104個「楓橋式工做法」入選單位代表，勉勵他們堅持和發展好新時代「楓橋經驗」。11月24日，陝西省舉行了「楓橋經驗」及「矛盾糾紛預防化解」工作會議。11月30日，中共湖北省委領導會見了全國、全省「楓橋式工做法」入選單位代表。「楓橋經驗」似乎已經成為習近平回歸文革的一個信號燈和指向牌。

但是無論是文革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楓橋經驗」得以暢行的社會條件在所謂習近平新時代都已經不復存在。在「楓橋經驗」產生的文革時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基層社會的控制力正處在上升時期，當「楓橋經驗」通過最高領袖的批示，獲得政治絕對正確的背書後，很快就可以在全社會推行。但是到了改革開放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基本破產，「楓橋經驗」轉換為維穩工具後，這種黑社會化的基層維穩模式就只能靠金錢收買來維繫。從2009年開始中共的維穩經費就超過了軍費，到2020年中共的維穩支出高達2100億美元，10年間成長超過一倍，比國防支出高出7%之多。隨著2022年中國經濟在疫情封控下出現改革開放四十年多來最嚴重的衰退，作為地方政府主要財源的房地產開始接連爆煲，銀行金融危機和地方債務危機全面爆發，中共大部份地方政府都陷入了財政枯竭的困境，天價維穩支出難以為繼，這意味著作為維穩模式的「楓橋經驗」也正在走向終結。

地方政府主要財源的房地產開始接連爆煲，中共政府陷入財政枯竭的困境，天價維穩支出難以為繼，這意味著作為維穩模式的「楓橋經驗」也正在走向終結。圖為2023年9月17日浙江寧波市一處建築工地。（STR / AFP）

無論是文革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楓橋經驗」都是一味禍國殃民的毒藥，絕非治國安邦的良策。中共的改革開放在「六四」大屠殺之後已經名存實亡，但是由於巨量外資不斷進入中國，中共政權得以茍延殘喘又續了30年的壽命。習近平的新時代實際上是改革開放正式宣告死亡的時代（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中共其實已經無路可走。在不願進行真正政治體制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民主化的前提下，走回到文革時代，對中國人重新加強共產意識形態的精神控制，通過「楓橋經驗」這樣的群眾暴政來維繫獨裁政權的江山永固，正在成為習近平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這無疑是一條末路和絕路。不過，好消息是，當習近平的這條文革路線被終結之日，也就是共產政權徹底滅亡的時刻，那也將是中國人可以真正實施改革開放的一個新時代。

小共同體自治社會與姑蘇楓橋的回歸

回顧人類歷史，所有的正常社會，除了在金字塔頂尖的統治階層以外，基層社會都是一種民間自治社會，基層社會的運作完全不需要統治者推行任何所謂「經驗」，而是依靠一種全民認同的共同文化理念和價值觀來運作。這種文化理念和價值觀不僅獨立於各級政權而存在，也是所有政權得以穩定運作的基石，中國人將這種價值觀稱之為「天道」，西方人稱之為「自然法」，或者是「上帝的意志」、「造物主的意志」。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國的地方政權從來不下縣，鄉一級的基層社會一直處於自治狀態，鄉民遵循天道，以儒家倫理為道德準則，以宗族宗法為習慣法，以鄉紳儒士為統治階層，形成一個小共同體自治社會。從夏商周三代，到秦漢唐宋明清，一直到民國時期，中國社會在中央政權層面上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但是在基層社會層面上，小共同體自治的社會結構從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也成為中國社會最穩定的底層架構，是歷代王朝建立後可以通過休養生息迅速實現天下大治的社會基礎。

中共篡政後，控制了中國社會從頂層到基層的一切權力，摧毀了遵循天道的儒家文化體係，破壞了中國基層社會的小共同體自治結構，使基層社會蛻變為中共實施群眾暴政的政治工具。當中共暴政解體之後，筆者相信中國在中央權力層面將實現憲政，中國的基層社會將回歸小共同體自治結構，敬天尊道的傳統信仰將重新注入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儒家倫理將回歸家庭、學校和鄉村，那將是一個真正諧和、美好的未來中國。那個時代，諸暨的「楓橋經驗」將徹底退出歷史舞台，而姑蘇楓橋的夜半鐘聲將給未來中國帶來新的寧靜和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