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ly Russell去世時只有14歲。

Molly Russell曾經在Instagram、Pinterest和Twitter(現已更名為X)等社交媒體平台上十分活躍。在她去世前後,她的父親在她的電腦上發現了鼓勵自殘的圖片。2017年,英國驗屍官Andrew Walker在同年的一份報告中得出結論:Molly Russell「在遭受抑鬱症和網絡內容負面影響的同時,死於自殘行為」。

「我毫不懷疑Instagram是我女兒死亡的幫兇。」莫莉的父親伊恩在2019年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這樣評價Meta的社交媒體產品。

今年10月,42個州的檢察長對Meta(前身為Facebook)提起訴訟,講述了Molly Russell的故事。在該案中,各州對Meta公司提出了一系列指控,稱這家社交媒體巨頭明知故犯地傷害兒童,讓他們對其產品上癮,並且為了追逐利潤而隱瞞了這一事實。

科羅拉多州檢察長Phil Weiser在一份聲明中寫道,「就像大煙草公司和電子煙公司過去幾年的所作所為一樣,Meta選擇以犧牲公眾健康為代價來實現利潤最大化,特別是損害了我們當中最年輕人群的健康。」

對於那些研究社交媒體對人們行為方式影響的人來說,吹哨者Frances Haugen的證詞和各州的訴訟使一個更大的問題浮出水面:儘管科技巨頭規模龐大且無所不在,但它們並沒有為人類服務,這意味著急需在技術設計中改變模式,融入道德和人性。

《大紀元時報》已聯繫Meta公司要求置評。針對10月份的訴訟,Meta公司發言人Liza Crenshaw在給媒體的一份聲明中說,該公司「感到失望的是,檢察長們選擇了(起訴)這條路,而沒有與整個行業的公司進行有成效的合作,為青少年使用的眾多應用程式制定明確的、適合其年齡的標準」。

成癮、脅迫、操縱

作為一場由州政府主導的向大型科技公司的法律宣戰,10月份針對Meta的訴訟在規模上是史無前例的,它源於各州對Meta商業行為長達數年的調查。

各州在訴訟中指控,Instagram等Meta旗下公司在2022年的總營收為514億美元,用戶數量達23億,這些公司通過其產品「引誘、吸引並最終奴役青少年」,這些產品有意利用兒童的心理弱點,並採用讓兒童沉迷於平台為目的的功能。

Meta前員工、舉報人Frances Haugen曝光了該公司的內部文件,顯示Meta知道Instagram對少女有害,但卻在公開場合淡化了其負面影響,從而為此案提供了證據。

Frances Haugen在2021年10月的國會聽證會上說,「Facebook的產品傷害了兒童,煽動了分裂,削弱了我們的民主。該公司的領導層知道如何讓Facebook和Instagram更安全,但卻不願意做出必要的改變,因為他們把天文數字般的利潤看得比人還重要。」

Meta 95%以上的利潤來自廣告。人們參與度越高,在平台上花費的時間越長,看到的廣告越多,Meta賺到的錢也就越多。

作家兼技術倫理學家James Williams周五(1月5日)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說,這種商業模式意味著,推動Meta等公司業務發展的賺錢目的與用戶使用技術的初衷,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錯位。Williams是Google的前策略師,2010年因其在搜索廣告方面的工作獲得了Google員工的最高榮譽——創始人獎(Founder’s Award)。

因此,James Williams表示,「傷害的方式」——如「上癮」「脅迫」和「操縱」——已經融入了人們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信息環境中。

他說,「我們想要的與這些系統想要給我們的之間存在著根本的不一致。我們所信任的系統並不適合塑造我們的生活,事實上,它們甚至不是為了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而設計的——社交媒體並不是為了幫助我們社交而設計的。」

可以做些甚麼?

非牟利組織集體智能項目(Collective Intelligence Project)的聯合創始人Divya Siddarth認為,當今技術公司帶來的「系統性」問題需要一個突破墨守成規的解決方案,而政治因素往往會使解決方案陷入困境。

「給我們的機構打補丁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咬緊牙關,建立一些新的東西。」Siddarth說。

舉例來說,這位專家回顧了她與人工智能安全和研究公司Anthropic合作的一個項目,並提出了一種基於透明度的監管模式,讓構建新技術的公司接受公眾監督。

「我們當時詢問了1,000名有代表性的美國人,總結了他們希望人工智能的管理方法有哪些內容,然後我們根據這些內容重新訓練了其中一個模型——我們承諾將這些規則透明化。」

Divya Siddarth說,「例如,很多社交媒體公司對於研究人員獲取有關其對選舉影響的數據諱莫如深,這是眾所周知的。因此,開放自己接受審查——然後對自己負責——比方說允許研究人員獲取這些數據。」

James Williams對Divya Siddarth的觀點表示贊同,並指出目前的監管變革是一種「打地鼠」的方式,僅限於應對「急性傷害」。

他說,實現技術領域的「時代性」變革需要的是一種範式文化的轉變和技術意識的提高,這將促使更多的公司開發——更多人使用的——更符合人們使用這些技術初衷的技術。

James Williams說,「在一些項目中,用戶的意圖和公司的意圖之間有了更明確的一致性,這很令我觸動,這已經融入到商業模式中了,這些公司不只是口頭宣傳關心用戶的利益,而是會真正致力於此。」

從道德入手

乾淨世界(Gan Jing World)就是這樣一家承諾在開發和提供產品時融入道德考慮的科技公司,這是一家多語種影音網絡社交綜合平台,其技術執行副總裁James Chiu於1989年逃離共產主義中國,當時他因參加「六四學生運動」而面臨警方傳喚。大約在同一時間,他被加拿大的一所大學的電腦工程研究生專業錄取,從而倖免於中共的政治運動,之後他在矽谷開創了自己的事業,曾經在蘋果和甲骨文等科技公司工作。

在乾淨世界的產品中,道德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平台的內容。自2022年6月成立以來,乾淨世界一直承諾並維護「無暴力、無色情、無毒無害」的網絡環境,例如完全杜絕宣揚共產主義的內容。

乾淨世界的發言人Nick Janicki在周五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說,「這個平台的精髓在於杜絕暴力、色情、吸毒、過度性化等大量令人上癮的內容,以及與中共意識形態一致的內容。」

這種基於道德的設計的另一個方面是,該平台將根據用戶註冊時填寫的一套目標問卷,努力引導用戶實現他們來到該平台的初衷。

Nick Janicki表示,「我用貓咪影片來舉例比較:如果你整天看貓咪影片,你就會在YouTube上看到更多的貓咪影片。乾淨世界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會讓你沉迷於它認為最容易上癮的內容。它會根據你最初選擇的興趣,試圖給你提供一種打斷模式。」

Janicki說,「因此,如果你最初選擇的是護理專業的學生,並且只對與職業相關的事物感興趣,而當你開始觀看貓咪影片,那麼你就會看到更多職業方面的內容出現,因為這是你最初的意向。」他補充道,公司正在朝著這個方向開發更多的功能。

這是一種心態轉變,將個人視為客戶,而不是廣告商,這是技術倫理組織多年來一直呼籲的。Janicki表示,乾淨世界是最早實施這種做法的公司之一。

最後,在這個極度兩極分化的世界里,乾淨世界希望創建一個嚮往傳統文化和神性的網絡社區,它認為這是團結人們的途徑。

「傳統文化擁有與生俱來的文化獨特性和特質。例如,在中國文化中,不同民族的傳統是多種多樣的」,Janicki表示,「許多文化都有其獨特的舞蹈、食物和服飾。在許多傳統中,家庭是最重要的,對神的信仰和敬畏也是如此。」

Janicki表示,「整個平台的使命是利用技術讓人類有能力回歸傳統文化和神性。它吸引的是真正感受到這種道德價值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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