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孕棒意味著可能有新的生命將要誕生，但包裝驗孕棒的人卻掙扎在生死邊緣。」一盒小小驗孕棒帶來的巨大反差，讓作家Amelia Pang感到震驚和錯愕。人們正是在驗孕棒包裝盒裏發現了來自中國監獄的求救信，經過幾年的發酵，這看似微弱的SOS信號，最終形成巨大推動力，推動人們關注中國到底發生著甚麼。
事情要追溯到2015年，巴黎街頭，普通的午後。兩位女士走進藥店，挑選了一盒最便宜的驗孕棒，只要1歐元多。她們回家打開包裝後，卻驚訝地發現裏面有一封SOS求救信：「親愛的朋友，你們知道嗎，當你們過著平靜的生活時，天津的中國囚犯每天要工作12到15個小時……他們吃不飽飯，卻必須不停的工作……我很想實名揭露這一切，但這樣做會有生命危險。請幫助我們，非常感謝你們！」落款：來自中國天津監獄。
這是德法公共電視台arte的最新紀錄片《強迫勞動——來自中國的求救》（Zwangsarbeit – SOS aus China）的片頭，紀錄片由此展開，探尋求救信號背後的真相。
曾經的囚犯 中共監獄見證者
羅馬尼亞人Marius Balo是一名英語教師，因被指控犯有商業欺詐罪，從2014年到2022年被關押在上海青浦監獄。巴洛在紀錄片中說，「我在那裏整整待了八年，2922天。」令他無比驚訝的是，當他到達監獄後，中共警察非常明確地對他說，「現在你不再是人了！」
他表示，「讀到這封（求救）信，我很難過，因為我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情。我眼前浮現出他所經歷的一切，我能感受到他的絕望。」 「在監獄裏，你會被逼到生存的極限，逼到瘋狂的邊緣。」 「強迫勞動、酷刑、虐殺，這些事每天都在（中共監獄裏）發生。人們需要了解這些。我們越早了解這一點就越好。」
英國人Peter Humphrey在2013–2015年期間同樣被關押在上海青浦監獄。此前他代表西方公司在中國工作，任務是在現場仔細檢查合作夥伴的可靠性，就是所謂的盡職調查。在調查過程中，Humphrey對一名中共黨員產生了過多的興趣。很快，他和妻子被捕。電視上還播放了審判過程。
「我被帶到監獄，凌晨三點左右被扔進一間牢房。牢房裏燈火通明，有12名囚犯睡在地板上。那是一種衝擊，一種創傷。直到今天，我還能回想起走進牢房的那一刻。那是一種恐怖。」Humphrey回憶道。
「中國有數以百萬計的囚犯。沒有一個人得到公正透明的審判。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人們未經正當程序被監禁，還受到虐待並被強迫勞動。」他說，「在監獄裏，我看到了H&M、C&A和3M的產品。」
沈棟（Desmond Shum）和妻子段偉紅（Whitney Duan）曾經在北京呼風喚雨，遊走於高層權貴之間，為溫家寶夫人出謀劃策。後來，他們淪為中共官員的「棄子」，段偉紅和他們團隊中的三個人就此失蹤，就消失在街頭，消失得無影無蹤。
沈棟在紀錄片中說，「我也曾利用自己的關係和接近（中共）政治權力的機會發財致富。有些人與中國監獄系統關係密切，並從中謀取私利。」
中國民運人士陳破空於1993年逃亡美國，他是第一位揭露中國囚犯為外國公司工作的人。他在紀錄片中說，「我們不得不製作人造花，上面沾滿了我們的鮮血。」 「我們有兩項任務。白天，我們必須把石頭裝上船。晚上，我們至少要花六個小時製作人造花。」 「有一次，石頭掉下來砸死了人。一些囚犯被毆打致死。我活了下來。我發現，有些產品是要出口的。這讓我又傷心又憤怒。我決定將此事公之於眾。國際社會應該知道，我們因為他們的產品而遭受的苦難。」
在陳破空的支持下，作家Amelia Pang於2019年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共監獄強迫勞動的書《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她假扮成一名女商人，走訪了幾所中國監獄。她在紀錄片中說，「我驚訝地發現，那裏（監獄）生產的產品多種多樣。從沒有人真正需要的人造花，到生活必需的醫藥產品，應有盡有。我發現，那裏的人甚至在為蘋果和亞馬遜等國際大品牌工作。」
疫情期間 口罩裏的求救信橫空出世
就在人們探尋驗孕棒裏求救信的真相時，另一封求救信橫空出世。住在羅馬的Flavio Laverro在速遞公司工作。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他從當地一家藥店買了一包20個口罩。打開一看，裏面有一張小紙條，上面用英文寫著：請勿使用，請去國際組織，上帝保佑你……
這張小紙條被寄給了一位此前在天津一所監獄服刑的中共政治犯，他看過後回信分析道：「這個服刑者應該是在從事藥品包裝產業的一個最後環節，因為天津有很多製藥廠，我當年被關押的天津看守所的一個同監室的號長，就是一個藥企的大老闆。因為監獄可以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因此，很多產品的包裝環節都會安排服刑人員來做，我此前所在的臨沂監獄，其中的一個工作內容是為向歐洲出口的一次性手套做摺疊、包裝工作。」
「同時，這個人是用英文寫成的，他應該是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士，如果他是一位被世界關注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不太可能被安排做這種工作。根據我的判斷，他很可能是法輪功修煉者，因為這些人很少被關注，又被強迫從事繁雜的勞動。」
「這些包裝工作，看起來很輕鬆，但是如果被安排了工作量和工作時間，就會變成異常痛苦的工作，慢慢的人就成了機器，反應機械而且遲鈍。每個人都是生產線上的一個環節，他們必須從早勞作到晚，幾乎無法休息。」
疫情期間的大量產品，包括口罩、手套、病毒測試產品等，都與中共監獄裏的「生產」有關。紀錄片追蹤這些來自天津的產品，最終發現了一個中國批發商的網站：Recare公司（中國天津瑞泰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而這家位於天津的公司恰好生產 Serenitest等產品，Serenitest是市場上最便宜的驗孕棒之一，在法國近8,000家藥店和全球30個國家都有銷售。這也正是發現中國求救信的驗孕棒產品。
該驗孕棒包裝上的公司名稱是BCT（BCT System Company Limited）有限公司，官方地址在深圳，而Recare公司的地址在天津。但實地探訪後，發現這些地址都是假的。
在BCT的網站上，中共前衛生部長錢信忠被列為贊助人，他還曾是中共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在20世紀80年代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確保數百萬婦女絕育並被迫墮胎。錢信忠是唯一一位在該網站上被提到名字的中共政要。然而，他十多年前就去世了。
在紀錄片中，一位曾在中共監獄服刑的匿名者表示，他絲毫不為此感到驚訝，在中國經商，包括運行「監獄企業」，就必須與政治權力掛鈎。
該匿名者披露，「我們從未（在監獄裏）生產過完整的產品。同樣的工作我們至少要做一個月，但我們從未做過一件成品。例如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為C&A等公司的服裝製作標籤。」
見證者在國際發聲 歐洲議會啟動兩項立法
2020年3月，非政府組織 「澳洲戰略政治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tic Institute）發布了一份報告和一份名單，列出了多個供應商參與強迫維吾爾人勞動的國際品牌。這份名單被稱為 「恥辱名單」。
在報告發布後的兩年後，法國、美國、英國、加拿大和荷蘭承認中共對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做法是種族滅絕罪行。
維吾爾族人的處境提高了人們對中共監獄存在強迫勞動的認知。因此，許多公司不得不更加重視這個問題。
紀錄片中明確提到，西方國家對利益的貪婪促使世界貿易組織在2001年接納了中國。當時西方國家的藉口之一是：中西方貿易越多，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影響就越大。不幸的是，這種做法徹底失敗了。
無論是驗孕棒裏的求救信還是口罩裏的求救信都讓西方清楚地認識到：僅僅談論藏族、維吾爾族、回族、漢族或蒙古族的命運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處理的是整個（中共）制度，它的基礎是對最基本人權的漠視。這種種族滅絕必須立即停止！
通過不懈的努力，曾經在中共監獄服刑的Balo和Humphrey被請去歐洲議會，他們作為見證人說出了中共監獄的種種黑幕，讓世界聽到了「中共囚犯」的聲音。
歐洲議會因此啟動兩項立法，一項是關於歐洲公司有責任控制其分包商的生產鏈；另一項是關於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相關規定提到，如果一家公司被證實使用強迫勞動，相關貨物的所有進出口將在歐盟邊境停止，公司還必須撤回已經進入歐盟市場的貨物。然後，這些物品將被捐贈、回收或銷毀。
在討論這兩項立法時，歐洲議會議員Lara Woters發言稱：這項法律對我們來說太重要了，不能不執行。這關係到我們希望在歐洲生活的方式，關係到我們作為歐洲人的價值觀。這關係到我們希望在未來以何種方式行事，我們如何看待全球化，我們如何定義與中國的關係。
最終，在歐洲議會大廳裏，人們為這兩項立法的高票通過而鼓掌，Balo和Humphrey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從陳破空第一次揭露中共監獄與西方公司之間的關聯到今天，30年倏忽而過，人們感嘆正義雖遲但到，但人們也感嘆這條路還遠遠沒有走完，我們能做的和必須要做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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