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朝鮮族憶當年文革：恐怖畫面仍記憶猶新

中共「文化大革命」時期，主要居住在東北三省的朝鮮族在極左思潮的衝擊下也未能倖免，許多傳統風俗習慣被視為應該受批判的「封建文化殘餘」和應該破除的「舊習慣」，在南韓或北韓有親屬的朝鮮族更是被扣上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其間，無數朝鮮族家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取得首爾大學博士學位、朝鮮族出身的現任美國EPOCH MEDIA集團副總裁李光勛近日講述了他的家族移民史，以及在文革期間（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遭受迫害的經歷。他感嘆，「現在能夠揭露中共本質的人越來越少，當時的『紅衛兵』現在都七八十歲了，很多已經去世，或是淡忘了當時的記憶……希望能通過我的講述，讓大家了解文革期間人不如狗的慘況。」

從北韓到延邊老一輩的移居史

在中國生活的朝鮮族，是以1910—1945年間遷入的移民為主體而形成的。當時由於日本侵略，朝鮮半島完全淪為殖民地，導致許多人不得不移民到中國東北，尋找新的生活出路，李光勛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

李光勛從小經常聽老一輩講述自己家族的移民史，回顧自己的來源與傳承：「朝鮮半島被日本侵佔時，在北韓強制徵兵，我爺爺為了躲避兵役，跑到了中國和北韓的邊界城市之一延邊和龍市。他躲進深山裏，並在那裏遇見了同樣從北韓逃到延邊的我奶奶一家人——他們也是為了生存，從北韓逃難過去的，後來就在和龍定居。」

那時，民間對中韓之間的邊境概念模糊，且沒有兵力管轄，荒無人煙的土地之上經常有人在北韓和中國之間往來，他表示：「我父親就在那個年代出生，而且我現在在北韓還有很多叔叔輩的親戚。」「那時物質相對豐富的地方都被日本侵佔了，我的家族就躲避在很偏遠的山區。那裏都是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大家開墾土地，種甚麼吃甚麼，雖然不能說是無憂無慮，但只要勤奮一點，都能保證基本的生存。」

文革亂象互相揭發朝鮮族大舉蒙難

1966年中共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朝鮮族原本和睦而安定的生活被打破，很多在南韓或北韓有親屬的朝鮮族被打成特務或反革命，輕則被關被打，嚴重者家破人亡。他的家庭也在此期間遭受無妄之災。

談到父親被迫害的原因時，李光勛無奈地表示：「當時我們家種了很多大米，我父親經常招待他的朋友來我們家吃飯，朝鮮族都熱情好客，把最好的給客人，誰知有一個人出於嫉妒，知道我父親的弟弟在北韓後，就去揭發了他。」

由於被朋友背叛，他的父親在文革中以海外特務的名義被迫害致死，年僅33歲，隨後爺爺也撒手人寰。因此，他從小對文革懷著非常恐怖的記憶：「我父母被捕入獄後，一直遭受毆打，最終，父親因體力不支在1969年離世，那時我剛過完1歲的生日。母親自此守寡，帶著我和比我大三歲的哥哥。父親去世7個月之後，我爺爺無法承受喪子之痛，悲憤交加之下也去世了。我們整個家族中能夠賺取收入的壯年都沒了，家境每況愈下。」

年幼喪父，家庭遭遇巨變，導致了他不幸的童年：「我小時候經常吃不飽，營養不良，該上學的時候，家裏窮得甚麼都買不起，書包是我母親用棉褲外層和涼鞋鞋扣縫起來的，裏面只有一支鉛筆和一本田字格本，而這僅有的兩樣東西，還是父親單位的同事在別人睡覺時偷偷塞到我們家門縫下的。」

他在講述此段經歷時一度哽咽：「文革時雖然我年紀尚幼，但是那段記憶、那種人不是人的社會真的讓我……人心隔肚皮，經過了文革，才能真正看到人是甚麼樣，有的人真的是禽獸不如。」「年幼的時候，我是在憤恨中長大的——我被迫害到家破人亡，就覺得其他沒遭受迫害的人都是狡猾的人，他們是以告密換取自己的安寧，但我後來也認識到不全是這樣的。」

談及當時的文革亂象，李光勛記憶猶新：「朝鮮族有一批人在和龍市文革中公開被批鬥至死，很多是省裏的老幹部」，「農機廠上的大標語寫著『打倒劉鄧陶』，一年級的時候，『批林批孔』的人上街遊行，一片恐怖。而且紅衛兵之間、林業局、和龍縣，造反派和保衛派之間也都是互相打。」

此後他就讀於延邊大學時，也聽聞導師感嘆文革的恐怖：「我的導師在文革時被打成右派，而此前，他的導師曾在『三反五反』中被打成右派。他的導師曾經問他：『如果你上山後同時遇到人和老虎，你更怕哪個？』我的導師覺得『當然是怕老虎啊』，他的導師告訴他說：『不是啊，更可怕的是人啊，政治鬥爭的時候，人比老虎要更狠』，當時我的導師還不理解，後來文革中他也被批鬥，才明白當年他導師的深意。」

3歲起隨母上訪目睹血腥場面

父親被冤枉致死後，為求公道，李光勛的母親帶著3歲的他和他6歲的哥哥，走上了上訪之路：「我們一開始去了位於長春的省政府，由於沒有地方住，晚上就睡在路邊的混凝土上面。到了那裏發現，同時去上訪的有上千人，院辦就讓我們在外面的角落裏隨便睡。」

中共向來暴力對待上訪者，那個年代更甚。他回憶道：「我記得在省政府上訪的那批人每天都會挨打，有的人被打得受不了，就一個勁地用腦子撞牆，撞到頭部裂開，腦髓流出……場面非常慘烈。」

談到母親在艱苦處境下依然堅持帶領孩子上訪的原因，他表示：「因為我父親是被冤枉的，我們就是想要平反，在長春沒能實現，我們就去北京了。我們後來也真的得到了一個平反的結果。」

遭遇無辜迫害的人被平反後，中共提供的所謂的補償則是令人心寒：「大概1978年左右，中央說給所有人平反。我們家有四口人，奶奶、我母親和兩個孩子，最後得到的撫恤金是一個人8塊錢。」他感嘆道：「這是甚麼概念？那時候一個月的工資一般是33塊錢，但一條命卻只值8塊錢。」

他還講述了一個帶有滑稽色彩的悲哀故事：「當時毆打我父親的幾個人中，有一個打手叫楊萬采（音）。後來我小學4、5年級的時候，電影《收租院》在全國各地放映，到處都在喊『打倒劉文彩』。我聽到後，覺得『哎呀，這個人是不是就是打死我爸的元兇之一』。我立即跑回家去，一推開門就問母親是不是那個人，母親告訴我並不是。但是迫害我父親的那幾個人中，四個人出於恐懼自殺了，剩下的一個得了中風，落下殘疾也死了，我媽說這就是因果報應。」

朝鮮族勤勞善良凝聚力被中共蓄意分化

文革時期，中共還實行強制性的移民政策，原本的朝鮮族聚居地區被人為打破，民族比例被稀釋。李光勛表示：「此前在延邊地區，99%都是朝鮮族，幾乎沒有漢族。但是文革時，毛澤東從山東強制移民，把那邊沒吃沒喝的流浪漢移到邊境地區，導致現在延邊漢族的比例高達80%以上，朝鮮族人口降到很低，最多不超過30%。」

除了將外地人口引入延邊，中共還將原本屬於延邊自治州的邊界地帶劃分到吉林省的其它地方：「比如敦化、蛟河、通化這些長白山另外一個山腳下的城市，原本都屬於延邊自治州的範圍內，但現在都規劃到吉林市去了，不再屬於延邊自治州。此外，交通要塞等比較重要的地理位置一點一點被規劃給其它的省管理。」

在中共統治下，朝鮮族艱難地守護和傳承善良而勤勞的民族特性，也創造了較為良好的生活條件，但是在文革後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李光勛對此表示，「當時，中國其它的省份很窮，延邊還算比較富裕，主要原因是當地人很勤勞，重視農業，種出的大米品質很高，一些在海外有親屬的生活水平就會更好些。但是文革之後，很多朝鮮族被中共理論洗腦。」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相對於其它少數民族來說，朝鮮族的中文水平是比較高的，而且入黨的人口比例也是最高。共產黨在發布命令時，新疆、蒙古等民族的人就說『我不懂中文，不知道甚麼意思』，反而能夠保護自己的傳統。」

「但是朝鮮族對中央政府命令的執行力就比較高，中央說甚麼就都照做，因此受到黨文化的衝擊，對於自己民族的文化、禮節等理念就被沖淡了。這就導致1992年韓中建交後，很多在南韓有親戚的朝鮮族就都去南韓打工了，掙錢之後再回去，這就導致中國朝鮮族的農地都空了，變成了荒野，他們也不在意，所以漢族佔領了田地。」

他表示，中共是為了統治國家而想盡辦法故意激化矛盾，瓦解朝鮮族的凝聚力：「文革結束後，延邊自治州的州長趙南起後來被調到中央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兼黨委書記。他到中央任職後，經常有一些延邊的朝鮮族給中央寫信，說他行賄受賄。趙南起也因此受到一些打擊，晚年接受採訪時對此表示非常痛苦：『我為了朝鮮族優惠政策做了很多貢獻，我們都是統一的民族，為甚麼要在背後做手腳呢？』但實際上，那時都是中央在挑撥離間，激化朝鮮族之間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