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橋事件一周年，當事人彭載舟仍下落不明，其家人被24小時監控。外界評論認為，四通橋事件是標誌性事件，民眾在強權高壓下戰勝恐懼，出奇制勝，這是中共最害怕的。

四通橋位於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和中國人民大學附近。2022年10月13日，孤勇者彭載舟（彭立發）在這個北京鬧市區的立交橋上掛出橫幅：「不要核酸要吃飯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封控要自由 不要領袖要選票 不要謊言要尊嚴 不做奴才做公民」。

四通橋事件震驚世界。一年來，經志願者多方尋找，彭載舟仍下落不明。大紀元獲悉，志願者找到了彭載舟的親友，但是家屬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關在哪裏，家人沒有收到任何法律文書。甚至他的親友也被管控噤聲。

彭載舟家人被嚴控

惡人榜發起人林生亮告訴大紀元記者，「我們的團隊在一年當中從來沒有放棄過，但不為人所知。因為出於保護一些志願者，有些勁爆的消息不能說出來。」

林生亮表示，作為一個關心和敬佩四通橋勇士的志願者，他在尋找彭載舟的過程當中得到了太多人的幫助，不單是海內外，還有在體制內、體制外的人給予了各種各樣的幫助。

他說，「四通橋事件在整個反抗中共暴政的歷史長河當中，它的歷史意義是非常重要的。他（彭載舟）也是第一個以一己之力改變了整個中國封控的歷史（的人）。一個人的壯舉，英勇的被捕，導致了中國人民的全民覺醒。」

林生亮認為，這種覺醒遠遠超過1989年的大學生運動，那是一種改良。但是四通橋事件事件的出現，讓整個全民覺醒之後付諸了行動，第一次在街頭上喊出打倒共產黨，這鼓舞了太多人。

「白紙革命的前身就是四通橋事件。所以從整個事件發生的節點來看，我們應該永遠要記住彭載舟，他對中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所做出的貢獻，如果有機會我希望他能夠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他說。

拆牆運動負責人劉棟玲也參與了尋找四通橋勇士。她向記者介紹，義工通過技術收集信息，找到彭載舟家人的聯繫方式，她們不斷嘗試去聯繫。

「彭載舟的妻子韓洋的手機被公安扣了，現在拿的手機號碼和手機都是公安給她配的，等於說沒有辦法聯繫她們（韓洋和兩個未成年女兒）的。彭載舟的妻子上班天天專門接送，等於說是24小時看管。實際上跟囚禁沒甚麼區別。」她說。

中共強權壓力下 民眾不斷抗爭

劉棟玲從小生活在農村，經歷了計劃生育、分田地，後來在工廠經歷工人被歧視的不公，又經歷了強拆。她幫助別人維權，給別人代理案件，遇事總想得到一個真相。

劉棟玲認為，中共這種強權的壓力太大，適得其反。各方面壓力太大的時候，壓到一定程度，民眾肯定反抗。彭載舟上四通橋也是，當時在疫情中，又是封控，人民都被壓得接受不了，他選擇一個人去站在四通橋上。

她表示，四通橋事件以後，民眾不斷覺醒。如，喬鑫鑫（楊澤偉）發起拆牆運動，希望能夠得到世界的關注，幫助中國人來拆除防火牆。並將建防火牆的惡人送到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

「王清鵬發起一人一推，讓大家持續不斷地去關注政治犯，關注量逐步上升。惡人榜發起人林生亮準備註冊NGO，著手與歐洲人權機構合作。拆牆運動也能走到這種高度，我們已經收到美國、芬蘭等三個國家回覆郵件，並推薦了相關部門的郵箱，對拆牆運動表示支持。」

「這種抗爭打開了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導致與中共的脫鉤，與這些項目都有關係。我最近了解到，中國國內的經濟也是很崩潰。現在中國的經濟高速地下滑，繼續下滑下去，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倒台。」

維權律師：人民出奇制勝 這是中共最害怕的

著名維權律師陳光誠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四通橋事件其實充份說明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其實不要覺得中共它堅不可摧，鐵板一塊。與這樣一個邪惡政權做鬥爭的時候，人民要鬥勇，但是更要鬥智。

他說，「你會發現中共想盡辦法地嚴防死守，但是即使在北京這樣的地方也還是發生了四通橋事件。這樣的事情對中共看來那就是防不勝防，甚至僱用了很多看橋員。我覺得只要人民戰勝恐懼，動用智慧，是可以戰勝中共這個邪惡政權。」

「當有朝一日大家有了充份的準備，對中共控制這個國家的各個魔爪能夠出奇制勝地去戰勝它的時候，中共政權就危機了。所以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

陳光誠認為，通過一系列的這種人權案件就會讓人不斷地去覺醒。

他表示，「如果說這一年來比較重要的、啟發人民去認識這個邪惡政權的一些案子，我認為中共對於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繼續的沒有底線的任意的打壓，這是一個重大的案件。包括非法的阻止他們出境，這些都不斷地讓人民看清了這個專制政權的本來面目，認清了他們當面背後一套的邪惡本性。」

民營企業不再相信共產黨

青海前政協委員、企業家王瑞琴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四通橋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從彭載舟提的口號，對行動本身的準備，包括放煙霧彈，以及他對中國情況的深刻認識，都反映了中國當下老百姓的覺醒，以及民間的智慧。

王瑞琴認為，2023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共「二十大」召開，在政治層面上，是中國（中共）政府大動盪的一年。外交部長秦剛突然消失，接著國防部長李尚福消失。包括對趙樂際的部下的整肅，說明中共的體制內暗潮湧動，非常不穩定。

經濟層面上，三年疫情封控以後，大家希望經濟能夠恢復，能夠有個「報復性」的增長。結果是很失望。因為經濟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以行政手段為轉移的。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這個是有限的。

她說，「三年期間，商業的規律破壞了，比如說上下游的供應商，訂單，（導致）整個國際社會的中心，一直在逐漸地在遷離中國。所以中國的企業，現在是一種快速的下滑狀態。」

「隨著投資環境不斷地惡化，外資大規模地撤離，出口也好，來料加工也好，外資外貿都會持續下滑。中國的經濟現在是快速斷崖式地下降，還看不到底，不知道甚麼時候是個底。」

王瑞琴表示，她身邊有一大批民營企業的朋友，經歷這麼多年不停的運動和折騰，跑路的很多，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在中國國內基本上很早就處於一種躺平狀態。沒有非常好的政府保證的項目，沒有人去投資，所以整個社會還是在收縮。

「對於民營企業，不可能再相信共產黨的政策。」她說。

「今年是中共急劇下降的一年。希望大家要認清楚中共的本質是多麼的殘暴和邪惡。在海外的華人能夠更好地幫助國內的朋友渡過難關。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樣能夠聯合起來結束中共的統治，建立真正的民主中國，那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苦難才有希望得到根本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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