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國市場成「雞肋」 外國律師所加速撤離

今年生效的《反間諜法》，導致全球最大的事務所Dentons不得不拆分中國業務，在上海經營了20年的全球知名瑞生國際律師事務所（Latham & Watkins）也計劃關閉中國業務。

中共司法部數據顯示，從2017年起，在中國註冊的外國律師事務所辦事處連續5年減少，到今年6月為止，共減少了39家。

過去十幾年以來，隨著各種意圖明確的政策出台，北京的政治氣候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外國企業在華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甚至華爾街的中國夢也逐漸破滅，伴隨著外資、外企的撤離潮，中國市場正淪為雞肋。

外國律所能在中國做些甚麼？

外國律師事務所1992年開始進軍中國市場，隨著中國加入WTO，當局修訂了外國律所條例，放寬了限制，從2002年開始，外國律師事務開始了12年的快速增長期。

中共司法部每年都會公布一份經批准的外國在華律師事務所名單，外國律所數量從2002年的96家，猛增至2014年的232家，但從2014年後，高峰逐漸回落，到了2020年只剩185家。

在中國由於法律領域屬於高度敏感行業，即使當局修訂了外國律所條例，外國律所仍然只能提供有關中國法律環境的信息，而不能從事中國法律業務，包括參與訴訟和發表法律意見。

與大型國際會計事務所相比，這一差異非常明顯。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大型國際會計事務所一直享有對中國公司進行審計和組建合資企業的權利，但外國律所卻不能。

在市場受限的情況下，外國律所的主要業務是與外資相關的高端非訴訟服務，包括併購、海外IPO、涉外訴訟和仲裁、技術轉讓、房地產交易、知識產權保護和FCPA合規。他們主要有兩類客戶：跨國企業的分公司或子公司，以及向海外擴張的中國企業。這既需要外國律師事務所審查交易是否符合美國法律，也需要中國律師事務所確保交易符合中國法律。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伊鈴/大紀元）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對大紀元表示，限制外國律師在中國的職業範圍，政治因素最重要。

「如果說外國律師在中國可以從事訴訟業務，可能對中共專制的司法體制形成挑戰。中國律師在中國為中國人進行刑事辯護，中共司法部可以直接限制，比如把律師抓起來判刑。但如果外國律師依法為中國或者是外國當事人，在中國法院提供刑事辯護業務，那麼它（中共）就很難明目張胆地去限制，或用所謂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去構陷外國律師，這會給中國（中共）專制的司法體制，產生重大的衝擊。」

「外國律師在中國執業，只能就外國法律在中國提供服務，不能就中國（中共）法律發表意見，不管是訴訟還是非訴訟業務，即使有這個能力和水平也不行。」他說。

「如果說你的客戶對中國（中共）法律問題要有疑問，或者需要與中國（中共）法律有關服務的時候，他只能通過外國律師，來轉委託中國律師，不可以直接針對中國（中共）法律問題發表意見，或者提供法律服務。他不能針對中國人，發表法律意見或者提供服務，他只能針對外國公司企業，或者外國個人。」

前大陸律師、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合規官梁少華對大紀元表示，只有中國國籍的人，才能參加律師資格考試，外國人是無法取得中國律師資格的。外資所不得聘請中國執業律師，這從法律層面上禁止了外資所直接從事中國法律業務。而美國律師的考試相對就寬鬆很多，拿加州為例，其包括律師並不需要國籍，外國人符合條件也可以報考。

外國律所不掙錢

由於中國缺乏法治環境，外國律所在中國並不好過。加州大學2015年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中說，大多數中國的外資律所規模較小，幾乎沒有人認為在中國的外資律所能賺錢。

前大陸律師、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合規官梁少華（梁少華提供）

梁少華分析說，中國遠不是法治社會，很多事情沒有法律規定，即使有法律規定，很多事情也不能按照法律執行，這種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使不熟悉中國潛規則的外國律師難以完全適應，這涉及到行賄受賄，涉及到吃喝宴請，各種利益交換等等。

「在信任度方面，在非法交易方面，掌握權力的政府官員更傾向相信容易被控制的中國律師，而不是外國律師。對腐敗的不適應，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一位駐上海的合夥人解釋說，「如果你來這裏期望賺大錢，尤其是馬上賺大錢，你必須明白幾乎沒有人在賺錢」。這使得許多外資律所為了節省成本，在中國的辦公室一般都是未裝修，或共用辦公室或租金較低的舊樓或不繁華的地段。

加州大學發表的文章寫道，中國在幾乎所有國際律師事務所的業務中都處於邊緣地位。在抽樣調查中，80%以上的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表示，中國大陸業務的收入不到全球收入 5%。

從1992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有12家外資律所進入中國，同時有7家由於破產、兼併、商業計劃改變等原因退出。

對於為甚麼業務規模小、利潤微薄、為甚麼又不願離開？該文認為，這是對中國未來的一種期待，許多法律界人士都認為，要想成為全球競爭者，在中國開展業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外國律所下注賭未來。

梁少華表示，收益下降，風險上升，是外資律所撤離的主要原因。

「首要的原因還是經濟因素。律師事務所和其它西方企業一樣，是完全市場化的機構，來到中國的直接目的也是盈利。中國於加入世貿之後，中國的經濟進入了黃金發展時期，正是這個時期外資律師事務所數量達到了頂點」。

他說，2012年習近平政府上台之後，社會各界慢慢認識到新政府的根本方向是左轉，進一步收緊，進一步控制，先知先覺者比如李嘉誠開始果斷撤離。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高關稅和低增長累加，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越來越弱，從而外資律師的業務量也隨之下降。

梁少華比較了胡溫的「走出去」和習近平「一帶一路」對外投資戰略的區別：「走出去」戰略還是市場化主導的，政府提供口號和政治支持，絕大多數民營和國有企業，都是自己選擇市場化的色彩比較濃的西方國家。看國外的哪些企業好，哪些行業比較有優勢，我去投資，我去併購，我去融資。當然這個業務需要大量律師了解當地法律，包括監管，包括交易習慣，需要大量外資律師來幫助這些企業。

「但是一帶一路是行政主導，大部份一帶一路投資都在中亞那些落後國家，也不需要甚麼律師。這個業務下降之後，一帶一路基本上2015年之後就慢慢熄火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就很快下降。」他說。

中國市場淪為雞肋

真正壓垮外國律所的最後因素是中共《反間諜法》的出台，該法禁止傳輸任何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信息，但沒有定義哪些數據屬於這一類別。該法還允許當局訪問數據、電子設備和個人財產，並阻止個人離開該國。

這使得外國律所遵守行業的法律標準和最佳實踐，變得不可能。今年8月初，全球律師事務所Dentons不得不拆分中國業務。

法律諮詢公司Zeughauser Group 的Kent Zimmermann表示，他們真的別無選擇，這為許多公司提供了一個離開中國的機會，因為他們發現，在中國業務無法維持下去。

原廣東律師李大彬（李大彬提供）

原廣東律師李大彬對大紀元表示，直接因素是《反間諜法》，即本來前景就不樂觀，《反間諜法》的修訂出台湊足了立即行動的理由。

「這對外國律所來說，相當於丟了一塊雞肋。本來業務範圍就很有限，加之中國經濟急速衰退，基礎業務缺乏，收縮是應有策略。」

梁少華表示，《反間諜法》將「其它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與「國家秘密」和「情報」並列，首次納入間諜行為，完全超出了傳統的間諜行為定義。

「你無從判斷哪些文件、數據、資料、物品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極端一點說，任何文件、數據、資料、物品，都可以扯到國家安全和利益。」

他說，外資律所要在中國營業，避免不了要獲取公開、非公開的數據，要對獲得數據進行分析、統計、歸納、判斷，並對客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而這種常見的基礎性的工作，就可能限於反間諜法的籮筐。規避風險的手段就是放棄這方面的業務，而獲取信息分析信息是所有法律業務的基礎，這對外資律所的衝擊是致命性的。

賴建平說，外國律師所在華業務，一種很重要的行為方式叫做盡責調查。比方說美國一家公司要跟中國合資，需要了解對方是不是依法設立的，資產負債狀況的真實性等等方方面面。還要了解中國各種各樣的法律政策，要向僱主闡明中國在勞工方面、外匯方面有甚麼限制，環保方面有甚麼規定等，要去進行盡責調查。

「這些信息對於外國投資者而言非常重要，外國律師所很大程度上成為反間諜法的一個犧牲品或構陷品。外國律師所就會產生恐懼，就會加速他們撤離中國市場。」

倫敦研究公司 Enodo 的Diana Choyleva指出，從歷史上看，外國公司最擔心的是其知識產權洩露給中國競爭對手，而現在，他們擔心的是中國合作夥伴向他們傳遞信息。一家全球律師事務所的老闆表示，從技術上講，他無法再與中國的合夥人通信。當相關中國公司像許多公司一樣與政府有聯繫時，其任何信息都可能被列為國家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