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時代相當封閉，以為夏令營，尤其是至少為期一個月的外宿夏令營是兒童和青少年的常規活動。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大多數夏令營就像大多數私立學校一樣，只專屬於特權階層子女。

我的父母非常熱衷於過他們自己的暑假，所以我和我的姐妹們都被打包帶走，讓我們去愉快地享受離家夏令營。總的來說，我們確實喜歡。我以為自己的兩個孩子也會喜歡，但實情是他們討厭夏令營，而且不是沒有原因的。

兩次讓人不舒服的經歷，我們本應該當時就獲知詳情，但卻沒有。當時的夏令營還沒有與家長溝通孩子情況的習慣，除非認為確有必要，一般情況下，他們不會通知我們。

我的兒子有哮喘痼疾，夏令營的工作人員也知道這一點。但是，就在夏令營的頭幾天，當他的哮喘發作得相當嚴重時，他們讓他在沒有人陪伴的情況下，在營地醫務室裏躺了超過24個小時，然後才意識到營地無法提供他需要的醫療護理。當他被送往勞倫森醫院輸氧時，我們才知道他的病情。我們感到難以置信，到了這種情況他們才認為需要通知我們。我們對他們的無動於衷感到憤怒。我的兒子懇求回家，他回家了，再也沒有回去。

我女兒的情況是，我們把她送到了和她表哥同一個夏令營，她的表哥是個經驗豐富的營員，因此我們要求把她安排在她表哥的小木屋裏，這樣就有了照顧她的人。整整一周後，當我們收到她的第一封信時（郵件每周寄出兩次），我們才知道她被安排到了另一個小屋，那裏有一群早熟的社交女孩，她們已經在一起好幾年了。她覺得與她們格格不入，這讓她很痛苦。營地主任毫無悔意，我們把她帶回了家。

這兩種情況在今天都是不可想像的。當時，我們除了給主任寫一封措辭強烈的信，表達我們的憤慨之外，別無它法，這種事情是不能起訴的。今天，就不會有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如果我們把故事發布在營地的Facebook頁面上，營地負責人會很尷尬，甚至會感到很大壓力。

先進的通訊工具讓一切變得很透明，讓營地和家長都變得小心翼翼。當代的夏令營不會像我那個年代那樣對家長隱瞞訊息，但提高透明度和家長參與度的趨勢卻也讓一些虎爸、虎媽們變得神經過敏。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篇報道，作為一種時尚，夏令營不斷發布活動、用餐和集會期間的照片，向家長保證他們的孩子不僅生活得很好，而且每時每刻都「玩得很開心」。家長們像算命先生看茶葉的紋路一樣仔細觀察這些抓拍的照片。他們的孩子參與社交活動了嗎？他們在笑嗎？《華爾街日報》說：「任何不足之處，如孩子獨自行走或木然的表情都會引發疑問和深入探究。」

一位母親對《世界日報》說：「這讓人上癮。」每天早上，約翰遜（Stacy Johnson）都會瀏覽「數百張」來自波科諾斯賓夕凡尼亞營地的照片。家長們往往會對看到的照片發揮自己的想像。布魯克林的媽媽所羅門（Dayna Solomon）在一張照片中看到自己13歲的兒子從其他營員伸出的手臂下走過。「他看起來並不興奮」，她給丈夫塞思發短訊說。「別太過敏」，塞思回覆道，「他只是在專心玩他的遊戲。」

格林（Heidi Green）是一名專業攝影師，也是兩名營員的母親，她創建了Instagram帳戶「Spot My Kid」。她向《華爾街日報》描述自己的粉絲是「瘋狂的夏令營父母，他們跟蹤、過度探究著每一個影片或圖片」。包括她自己：「我們是如此渴望看到他們生活的細節」，以至於她會「把照片放大100倍」。

看到孩子孤零零地站著，沒有笑容，就會引發一些家長的恐慌。為兒童和營地牽線搭橋的服務公司Camp Specialists的業務發展總監弗萊施曼（Stacy Fleischman）常常面對這樣的客戶。她說：「（照片）會讓不焦慮的家長變得焦慮。」

賓夕凡尼亞州韋恩縣的泰萊山營地聘請專業攝影師和攝影師記錄營員的經歷。每個小組都有自己的Instagram帳戶。為了滿足需求，營地每天至少為每位營員拍攝兩張照片。夏令營開幕當天的瀏覽量約為50萬次。泰萊山營地的合夥人西格爾（Wendy Siegel）告訴《華爾街日報》：「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今天來參加夏令營的孩子與父母全天候保持聯繫。突然之間，對了解一切的慾望出現了，而且這種慾望似乎永不滿足。」

西格爾還用她從家長那裏收到的照片回覆舉例說明，比如「我兒子沒有笑，請回去再拍一張他笑的照片」，「為甚麼我兒子站在人群的外圍？那些男孩不喜歡他嗎？」家長們很高興他們的孩子在夏令營期間能夠完全不接觸電子設備，這可能是所有夏令營共同的最積極的特點，但許多家長卻沒有覺得頻繁使用Campanion或其它類似軟件有甚麼不妥。這些軟件利用面部辨識技術提醒家長注意他們孩子的照片。Campanion並不是為這一用途設計的，但該軟件的行政總裁說，用這種軟件來標記照片很自然，其「為家長提供了一種更密切分享夏令營體驗的方式」。

就這點來說，我父母有著基本正確的觀點，夏令營不是為了「分享」，它一方面讓我們學會獨立，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從全天候的養育角色中抽身出來，利用獨處的時間恢復起他們之間的聯繫，以及與朋友的聯繫。對父母和孩子來說，這是一次健康的雙贏。我自己的孩子也經受過這種過度便利的不利影響。

但肯定有一個快樂的平衡點。我們人類到底是怎麼了，讓曾經沒有監督權的人不僅僅得到一般的監督權，而是要不死不休地追求超級賦權？在這種情況下，「超級賦權」變成了一種數碼奴役，它耗費時間，帶來壓力，卻對任何人都沒有明顯的好處。◇

（編者按：本版文章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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