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nnifer Sharp:有人特意告訴我,你的經歷只是個人感受,所以你談論這件事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為你可能會讓人們不去打疫苗,你可能要為他們的死負責。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甚麼時候說真話都不行了?
楊傑凱:今天的嘉賓是電影製作人詹妮弗夏普(Jennifer Sharp ),她是接種新冠病毒基因疫苗的受害者,並接觸其他有過類似現實經歷的人。她拍攝了紀錄片《親歷記》(Anecdotals)。
詹妮弗:很多人去看醫生時發現,他們甚至不能告訴醫生自己這是疫苗反應,然後得到更好的照顧。實際上,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想不去拍這部影片。我想,本來可能有人想僱我做他們影片的導演,然後會說,哦,這個導演是反對疫苗的,算了,我們別僱用她了。但最後我知道,拍這部影片是拍對了。
楊傑凱: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1. 因接種COVID疫苗受到傷害 但不被允許談論
楊傑凱:詹妮弗夏普(Jennifer Sharp ),很高興請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詹妮弗:謝謝,很高興來到這裏。
楊傑凱:讓我們言歸正傳。當我念出「安全、有效」這兩個詞時,你首先想到甚麼?
詹妮弗:疫苗,新冠病毒疫苗。顯然,這就像是一種操縱。
楊傑凱:好,操縱?是對疫苗的操縱還是對訊息的操縱?
詹妮弗:訊息,宣傳語。這很好笑,因為當我在疫情開始,第一次聽到「安全、有效」時,並沒有把它和宣傳語聯繫起來。我想,哦,他們當然是在說安全有效,因為必須這樣說。但隨著我聽到越來越多的人都說同樣的話,安全有效,名人、電視主持人,很多人。然後我就想,等等,這實際上是一種操縱了,因為那不是……就像有人告訴我們怎麼說。
楊傑凱:好,你製作了這部非常精彩的,有時令人心碎的影片《親歷記》,你經歷一段相當長的過程。就像你說的,以前從沒有真正想到這些事,沒想到要和很多不得不思考此事的人進行溝通,你是怎麼走過來的?
詹妮弗:這個過程說慢也慢,說快也快。我認為自己一直是一個質疑、問問題的人。小時候,做正誤選擇題時我總是很吃力。但我接種了……基本上講,是因為我出現了疫苗傷害問題。我打了疫苗,遭遇疫苗傷害,我打不了第二針了。這樣一來社會、主流開始排斥我了。主流是說它「安全、有效」。主流說去打疫苗吧,要活下去就必須打疫苗,否則就活不了。然後我就想,等等,他們說的不是我,我不能打疫苗了。
我開始真正質疑這一切,當我被告知不能談論自己的反應,有人告訴我這是不負責任、不道德的。有人特意告訴我,你的經歷只是個人感受、體會,所以你談論這件事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你可能阻止人們去接種疫苗,可能要為他們的死負責。那是我第一次想,甚麼時候說真話都不行了?
楊傑凱:你說的話讓我想到,風險效益分析是完全失去了。相當於說,有人告訴你,如果你建議,甚至是暗示這種疫苗可能有危害,也許有人就不打疫苗了。對吧?這就像人人都應該接種疫苗。這是先驗假設。沒想到,可能還有另一面,會存在風險。就像對待任何疫苗一樣,風險效益分析真的完全消失了。是否你曾意識到這一點?
詹妮弗:有的,當我開始告訴人們我的反應時,他們真的會……從我剛有反應時就出現了,因為我會說,哦,我打了某某疫苗,身體出現一種反應。他們會說,哦,這很罕見。就像「哇,很遺憾你出現了反應。少數人會這樣。當然會發生,我們知道疫苗反應會發生,但很罕見。」就這樣,你怎麼知道它們很罕見呢?因為沒有人在跟蹤我的情況,我的數據哪都沒有。我是說,我是在「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VAERS)上輸入的。但了解足夠的訊息後,VAERS上出現了足夠多的事實後,他們就開始不重視該系統了。所以沒有人研究我,沒有人打電話給我。那麼我們怎麼知道它很少見呢?所以我常常看到人們這些機械式的反應:哦,這很少見呀。
2. 出現嚴重副作用 還看到有人情況更糟 決定拍攝相關紀錄片
楊傑凱:你到底發生甚麼,能稍微多談一下嗎?
詹妮弗:好的。我打疫苗的當天晚上,出現了反應。身體的左側,我的左臉、左臂、左腿感覺好似針扎一樣,左腳踝、左膝蓋腫脹,走路會疼痛。我半夜醒來,出汗弄得床都濕了。我打電話給我媽媽說,我感覺面部都沒知覺了,這很奇怪,就像你手摸上去沒感覺一樣……前六周是最糟透的,之後情況開始慢慢地好轉。所以我真的很幸運。
但這讓我成為一個支持組織的一員,之後,我看到有些人情況更糟糕。有的人失去房子、有的人無家可歸、有的人失去工作,他們得不到幫助與認可。在支持小組裏我非常吃驚,每天都有人說:我的生活該怎麼辦?怎麼開啟新生活?自從我打疫苗後,一切都崩潰了,這太可怕了。
這些都是真人真事,人們討論來討論去,但都沒轍。所以不管怎樣吧,我就在這個組織裏,而我的情況還沒有大多數人那麼糟。但我認為,作為一名電影製作人,我受到觸動,也能夠接觸到這個群體,並有精力去製作一部影片。因為如果我的情況和這些人一樣糟糕,我不會有精力做這件事。
但我仍然……到3月差不多兩年了,事實上,不久前我的病情突然嚴重起來。不知是不是因為我致力於這部影片,壓力太大了?但之前的三個晚上,我無法入睡,我很痛,左側身體整個左臂、左腿,就像過電一樣。就像當你睡著時,腿也睡著了,然後它醒來了,嗡嗡作響,那就像……啊,真的很痛。我整個左臂都這樣,整個左腿持續了五個小時,我無法入睡。那發生在四個晚上之前。
第二天晚上,我也出現了同樣狀況,但換了不同的痛法。那次更多的是針扎感,就像刺痛。所以,有時我會想去除那種刺痛感,有一根針,或者這裏會有一根刺。如果我不這樣做,那就像,就像某人……所以我仍然出現……這是過去的四天,我的手掌也很癢。我的情況沒那麼糟,因為我看到過更糟糕的,但仍然這樣活著。
我就想:我是患上多發性硬化症嗎?或者帕金森病,或者神經出甚麼問題了?我不知道。而這已經是兩年後了,仍然如此,但是我身體完全可以自理。我能拍一部影片。這些事我都能做,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所以我淡化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但事實上像我這樣的人很多,他們有這些隨機的神經系統故障,很多人甚至不知情,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這是一種疫苗反應。
3. 親朋、醫療界、社會都忽視和否認疫苗傷害
楊傑凱:現在我不禁想起影片中有一位醫療從業者,描述過這種被拋棄的感覺。其中帶有整個社會的因素,我很想談談這點,因為基本上任何受這些疫苗影響的人,要麼經歷受傷害,要麼乾脆決定不打疫苗了。
詹妮弗:是。
楊傑凱:或者在很多這樣的例子中,他們必須面對這個奇怪的社會現實。
詹妮弗:是的,拋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詞。你以為你是某社會中的一員,但你被拋棄了。就像你說的,即使如果你的選擇只是不打疫苗,當強制令來臨時,主流社會的每個人都在想,哦,是的。就連Don Lemon(CNN前主播)都說,這在影片裏有,如果你不配合,你活該被拋棄。
然後我會告訴人們,好吧,我實際上打了疫苗,但第二針我打不了了。所以我不是不打,事實上我對此也沒甚麼問題。我不喜歡把自己和主動不打疫苗的人分開。但在和那些很挑釁的人們進行交談時,我可以對他們說,嘿,我實際上是接種了疫苗,你應該對我有同情心。他們的同情心大概也就10秒鐘吧,「哦,我很遺憾,你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另外,你下周能來參加我的生日聚會嗎?對了,你是不被允許的,你沒有疫苗卡,你不能去餐廳。抱歉。」就像我本來經常被邀請參加各種活動的,現在不允許我去那家餐廳了。我住在洛杉磯。有人曾邀請我參加兩三個活動。我說,我不被允許參加。然後他們會說,「真的嗎?」我說,「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有很多人不被允許參與社交活動?」他們會說,「哦,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點。嗯,那太糟糕了。」然後他們繼續過自己的日子。在那一刻,他們在乎或者感興趣了,但他們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說這麼搞錯了,並表明自己的立場。
4. 希望通過影片 展示受害者的故事和困境 讓更多人來關注
楊傑凱:我得問你一個關於影片的最老套的問題。你為甚麼拍這部影片?因為我看得出你拍這部電影是為了促進人們關注,了解被疫苗傷害、被體制拋棄的人們的現狀。我稍後想請你跟我多談一點那方面的情況。但你製作這部影片似乎也是為了已經打過疫苗的人,他們會意識到:哇,原來還有一些人像我一樣。影片中也展示了這個群體。
詹妮弗:是的。當我開始和Josh Stylman一起編輯並展示剪輯時,他是製片人之一,他很擅長看剪輯。第一個剪輯給人們看後的感覺是很危險的,因此他們做了更改。他問我,「哪些人是你的觀眾?或者你要表達甚麼?」這就像你編輯、創作時,必須去真正地構思,它到底是甚麼樣子。
我拍這部影片有三個原因。一是讓那些眼睛仍然可以打開的人打開眼睛,所以,那些非常支持疫苗、不相信有人受到傷害的人,但確實是因為他們沒有看過這些內容。如果他們願意觀看,這部影片就可以打開他們的眼睛。我想我能把大家聚集到一起,有些人就是不願意去看,但那些不相信他們出現反應的人,那些仍然堅決支持疫苗的人,就只想看看有沒有細微差別的人。這是一點。
另一點是因為,我作為一名藝術家,希望一百年後有人看到這部影片,感受一下這個時期的生活是甚麼樣子的。我希望它像一部歷史片。這曾是我們很多人的生活。
然後第三點,很顯然為那些有疫苗反應的人,我想為那些被排擠的人做點甚麼。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我們組織內有位女士,她實際上已經計劃好要自殺,去瑞士或某個地方。她準備通過醫療輔助自殺,因為她再也受不了了一切都準備好了。然後有人……不知怎麼她在Facebook上發現我們的支持組織,本來她以為只有自己是這樣,並不知道別人也經歷了她所經歷的一切。這是七個月前的事。如果那天她沒有發現這個支持組織,一個星期後她就上飛機了。所以我希望受到傷害的人不要感覺孤獨。
5. 作為成功的導演 幾乎獨自完成該題材
楊傑凱:你在拍這部影片前就已經是導演嗎?
詹妮弗:是的。我過去是一名導演,現在還是。嗯,以前這也很讓人害怕。在我拍這個影片之前,我拍過《Una Great Movie》。《Una Great Movie》是我一生的得意之作。這對我來說很具有個性色彩。我是在墨西哥一個小鎮拍的,20年來我一直都喜歡去那裏,用了很多當地的墨西哥人。作為一名電影製作人,我當時真的很興奮,花了六年時間、畢生的積蓄才製作完成。這是我想拍的電影,別的製片人不會拍的電影,我來做吧。我剛製作完,新冠疫情就發生了。所以當我開始製作《親歷記》時,我去年7月在亞馬遜上發布了《Una Great Movie》。
實際上,我當時在想,拍一部關於疫苗的電影會損害我的電影生涯嗎?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想不去拍這部影片。我不想被人當成靶子。說不準有人可能想僱用我做他們的電影導演,然後說,哦,這位導演是反疫苗的,算了,我們別僱用她了。這完全可能導致職業自殺。所以我就想別做了,但最後,我知道拍這部電影是對的。我有一個清晰的願景,必須這樣做。
我剛剛完成了上一部專題片,確實想再做下一部專題片,我想做喜劇,我是一個全能的電影製作人。我認為《親歷記》中也有體現,整部影片幾乎都是我一個人完成的。我身兼編輯、編劇和導演,還有我們的拍攝,當我採訪時,就是我和另外兩個人。但事實上,我是一名電影製作人,知道自己在做甚麼,而且我剛剛完成這部很棒的國際電影,這也給我信心,讓我覺得可以拍《親歷記》,可以不花很多錢就能做到。我可以講述這個故事。◇(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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