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看穿中共的民國大師梁實秋

被中共獨裁者毛澤東點名批判的民國大師，個個都是對共產黨有深刻洞見的智者。1949年被毛點名的胡適、傅斯年、錢穆是如此，1942年被毛點名的梁實秋也是如此。

民國大師

梁實秋，1903年，出生於北京，原名梁治華，字實秋，是中國著名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研究莎士比亞最著名的權威。

1915年夏，梁實秋考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即今清華大學之前身）；1923年8月赴美留學，先入科羅拉多大學學習，後入哈佛大學研究院，獲哲學博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曾任教於東南大學、青島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

1949年5月，中共即將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遷往台灣之際，梁實秋作出了與當時絕大多數民國學人不同的選擇——移居台灣，先後任國立編譯館館長、台灣省立師範學院英語系主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長等。

梁實秋一生給中國文壇留下2,000多萬字的著作。

他的散文集《雅捨小品》，發行50多版，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他獨自一人、歷時37年，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包括37部戲劇，3部詩集。他主編的《遠東英漢大詞典》，可能是至今收詞最全的英漢大詞典。

1987年11月3日，梁實秋在台北病逝。

對共產黨的洞見

梁實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創辦的《自由評論》等刊物上，發表過《我為甚麼不贊成共產黨》等文章，直言不諱談了他對共產黨的看法。

他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理由如下：

第一，共產黨信奉階級鬥爭。

「我最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對於民族精神的蔑視。共產黨的理論，重視階級而不重視民族。他們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單純革命黨，它是聽命於第三國際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是為階級鬥爭。」

第二，共產黨仇視私有資產。

「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的對於私有資產的仇視。我自己不是資本家，我也不依靠資本家維持生活，並且對於一般資本家大地主之剝削民眾，我也深惡痛絕，但是對於私有資產這個制度，我仍是擁護的。我至今還以為私有資產制度不應廢止；而資產之應加以限制，貧民之應加以救濟，我是完全同意的。我們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產黨所採取的是報復手段，要造成恐懼，這是我所不能贊成的。」

第三，共產黨反對民主手段。

「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們是要一黨專政的；在思想方面，他們也是要排斥異己，定於一尊。此種不容忍的態度，與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馳。」

「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黨專政」。「議會制度，也許是不能成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從多數意見，尊重少數人之權利，最大量之個人自由，公開討論的風氣等，是任何國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國家裏，才有個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類幾千年來付了很大代價才獲得的一點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勢，都是開倒車。」

第四，共產黨壓制思想自由。

「俄國（共產黨）的壓迫思想比起無論哪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嚴酷，布爾什維克強迫著名詩人亞歷山大勃洛克『從馬克思的觀察點』來教美學，美學上的節奏學說如何能與馬克思主義發生關係，他實在沒有法子辦，但是為了免於餓死，他也只好盡力地去發現那種莫須有的關係。」

第五，共產黨把文學當「武器」。

「（共產黨）把文學當作『武器』！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把文學當做宣傳品，當做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我們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這與文學本身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

第六，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卑下。

「『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俄國共產黨頒布的文藝政策，裏面並沒有甚麼理論的根據，只是幾種卑下的心理之顯明的表現而已：一種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來剝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種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來求文藝的清一色。無論談到甚麼，總忘不了『階級』，總忘不了馬克思。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方面，其優劣所在，自然還值得討論，可是共產黨人把這理論的公式硬加在文藝的領域上，如何能不牽強？」

梁實秋上述對共產黨的看法，已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是先見之明。

毛澤東拒見梁實秋

1940年1月，梁實秋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參加了「華北慰勞視察團」。該團原計劃抵達西安後訪問延安，但毛澤東回電說，我們不歡迎梁實秋。視察團遂取消延安之行。

毛為何拒見梁實秋？除梁實秋的上述「反共」言論之外，還有兩個原因：

一是梁實秋曾跟親中共的魯迅進行過論戰。

上世紀30年代，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地下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的「旗手」就是魯迅。

梁實秋與魯迅打過一些筆戰。比如，他認為文學的主題是人生與人性，文學沒有階級性；魯迅堅持認為，文學有階級性，「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梁實秋寫文章反駁魯迅，其中寫道：「在電燈桿子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我是不乾的，到報館門前敲碎一兩塊值五六百元的大塊玻璃，我也是不乾的」，「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我也是不乾的。」

「武裝保衛蘇聯」是中共的口號，自然也是「左聯」的口號；中共是靠蘇共的錢成立並維持的，「左聯」也是蘇共資助建立的；砸玻璃的事，可能是「左聯」的人所為。梁文提到的這三件事，把魯迅氣得夠嗆。

1930月5月1日，魯迅在《萌芽月刊》上發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痛罵梁實秋。從此，魯迅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成了中共長期貼在梁實秋身上的標籤。

二是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曾對梁實秋所謂的「與抗戰無關」論進行過猛烈批判。

抗日戰爭爆發後，梁實秋輾轉到了重慶，應朋友之邀，負責《中央日報》副刊《平明》的編輯。在《編者的話》中，他寫道：

「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梁文一出，立即在中共領導的左翼作家中炸了鍋。一些人根本不管他「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這句話，而抓住「與抗戰無關」這幾個字，大做文章，對他口誅筆伐，窮追猛打。

毛澤東點名批判梁實秋

1942年，毛在中共官員中大搞延安整風，目的是，打倒毛的對手，建立毛的絕對權威，建立毛思想的絕對權威。

在此過程中，毛把中共文藝界的思想統一到毛思想上，也放到了重要位置。

這年5月，毛髮表了著名的《在延安的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聽黨的話，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服務，為政治服務。

毛在講話中，將梁實秋作為「資產階級文藝的代表人物」點名批判。他說：「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夥人，他們口頭上提出甚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

1953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收入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對梁實秋的註釋是：「梁實秋是反革命的國家社會黨的黨員。他在長時期中宣傳美國反動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堅持反對革命，咒罵革命文藝。」

因為毛的點名批判，加這條註釋，1949年中共當政後，直到上世紀80年，梁實秋在中共眼裏，一直是一個「反動文人」。

梁實秋為何能洞察共產黨？

這與他的經歷有直接關係。他早年浸潤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養成「溫、良、恭、儉、讓」的風度；後來又留學美國，推崇白璧德倡導的人文主義精神，又養成了一副沐浴著歐風美雨的紳士風度。

梁實秋從小受到良好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結的人。

他從美國求學歸來立即用起了毛筆，只有寫英文時才用鋼筆。在家裏，他和家人、兒女不說英語，而是講一口地道的北京話。他的著裝也很中國化，總是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上課時，口操英語，衣著卻是長袍馬褂。

他經常表白自己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一個純粹的中國人，大概就是儒道釋三教合流的結晶。」

中共骨子裏卻是反傳統的。

梁實秋的父親梁鹹熙，是京師同文館英文班第一屆學生。梁實秋在孩提時代，就接觸到西方文化。14歲考入清華學堂，受了8年西式教育。之後又留學美國3年，深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

他主張：「思想是獨立的；隨著潮流搖旗吶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從的愚人。有思想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換言之，就是只對真理負責；所以武力可以殺害，刑法可以懲罰，金錢可以誘惑，但是卻不能掠奪一個人的思想。別種自由可以被惡勢力所剝奪淨盡，唯有思想自由是永遠光芒萬丈的。」

「一個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錢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發表他的思想，封書鋪，封報館，檢查信件，甚而至於加以「反動」的罪名，槍斃，殺頭，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無法可以撲滅，並且愈遭阻礙將來流傳的愈快愈遠。」

梁實秋受到的教育，所接觸的師友，經歷的磨難等，都促使他偏愛「秩序、穩健、理性」，反對「偏激、衝動、非理智」。

共產黨的理論是極端的，言行不是極左就是極右。

結語

梁實秋正因為很早就對共產黨有深刻認識，在1949年那個人生與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他沒有被中共即將奪取政權的表象所迷惑，而是冷靜地選擇了去台灣。

這一選擇，使他躲過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迫害，不僅在學術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家庭幸福，生活美滿，福壽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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