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陸在中共治下，不斷發生教授在課堂上因言論而獲罪，進而被校方解聘、被逐出學校的事件。即使已退休的老年教授，只要在網上的言論稍有出軌，也可能遭受威脅，或退休工資遭無端剝奪——只能領取勉強維持基本生存的費用。為了監控教授與教師們的言論，大陸高校不僅在課堂內安裝錄像頭，還在大學生中收羅、甄選了一定數量的告密者。
這些告密者們有個共同的稱號，這就是「秘密信息員」。然而仔細審度被告密教授們的言論，沒有一句構成真正的罪行，只不過在一定程度上講了真話而已。於是有人指出：中共已進入奧維爾意義上的「一九八四」時代。
毋容違言，「一九八四」時代也即極權統治時代。但在我看來，中共進入罪惡統治的「一九八四」時代，並非剛開始，最保守的估計也應從上世紀40 年代初的延安時期算起。高華教授的不朽遺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以充份、客觀的資料與理性的分析，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1949 年以後，因言論獲罪的現象絕不再限於延安一隅，而是迅速向整個大陸蔓延。隨著學校洗腦教育的無孔不入，告密者的隊伍也不斷擴張，中共各級官員也正是從告密者中選拔而出，只不過彼時尚無「秘密信息員」這一稱號。本文要談的是上世紀著名學者吳宓先生所遭遇的告密，以及因言論獲罪的一段史實。
民國時清華國學院創辦人之一的吳宓先生，與陳寅恪是至交。精通英、法、德語及拉丁語的吳先生，1949年後加盟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外語系。1955 年起，中共為緊跟魔頭史太林，乾脆在許多高校取消英語專業，改設俄語專業，吳只得調入中文系講授古典文學。幾年後，某次在課堂上為學生講解古文中常見的「……者，……也」句式，隨口舉一例：「吳宓者，西南師院之教授也！」學生聽了都笑起來。接著又講另一句式「猶……況……」，吳先生又舉例：「三兩猶不足，況二兩乎！」學生又鬨笑，吳自己也頗得意地跟著笑起來。
殊不知厄運就此釀成，時值1959 年，大饑荒已經蔓延開來，四川是重災區之一。「三兩猶不足，況二兩乎！」
顯然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下「吃不飽」。校方接到告密，當即就發現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那時雖無正式的「秘密信息員」，但不會缺乏告密者。
對主動靠攏（黨）組織的「積極份子」而言，這是趁機邀功的好機會。這些專事告密的「積極份子」，也正是最早一代的「秘密信息員」。事實上，老實巴交、不諳城府的好好先生吳宓，在提倡人與人鬥的社會中，哪裏是那些暗藏「積極份子」的對手？1949 年以後隨思想改造運動的深入，吳宓雖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企圖改變自己在政治上的木訥愚笨，但始終無法學會市儈式的邪惡智慧。
在1955 年之前一次由校方組織的政治學習會議上，吳也曾積極地舉手表態，稱：「宓在舊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國民黨是我的親媽，共產黨是我的後母。我的親媽死了，我的後母對我很好，超過我的親媽，我更愛我的後母。」
一席不知深淺又不倫不類的發言，當即遭主持會議的當權者一頓嚴詞痛斥。一時還莫名其妙的吳宓，不得不灰頭土臉地退出會場，從此在政治學習會議上，再也不敢開口。
吳在1959 年的「惡毒攻擊」，當然離不開「秘密信息員」的前身——「積極份子」的告密。此後，吳在講台上授課的權利被取消，並被列入「內部監控使用」之列。又因「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青年」的緣故，吳不斷遭受批判。再往後，吳終於被開除出教師隊伍。到了文革爆發，吳宓理所當然地成了「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被關入牛棚時時忍受著批鬥、毒打和各種侮辱，以至左腿被打斷至殘。老先生如此連牲畜不如的日子，一直延續到1974 年的批林批孔運動。
吳宓先生於1978 年被胞妹吳曼須帶回陝西老家，一年後帶著纍纍傷痕，終於離開這個令人傷心欲絕的世界。今天我們重溫吳先生的這段往事，意在提醒人們；「秘密信息員」的告密行為，絕非始於當下，而是由來已久。只不過名稱屬「與時俱進」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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