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從官媒報道情況來看，習的日子相當難過。
第一，國安委為何多了一個副主席蔡奇：政局險惡
國安委自2014年成立以來，兩屆都是兩個副主席，一是國務院總理，一是人大委員長。本屆卻有三個副主席，李強、趙樂際、蔡奇，多了一個蔡奇。稍前，蔡奇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已經讓人極感詫異，這次居然又被塞進了國安委。
對蔡奇而言，可謂重返國安委。2014年3月，當浙江省副省長才四個月的蔡奇就急忙赴京，出任新成立的國安委辦公室副主任，次年4月升任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正部長級），直至2016年10月調去主政北京。這次重返，熟門熟路，國安委實權大概就落到蔡奇身上了。蔡奇權勢之重，難有人比擬了。
疑慮心重的習近平為何要如此人事布局？應是對黨內鬥爭的極度不安全感。和習近平的可信者極少、乏人可用，寧可老將勞累，也不輕易冒人事風險。
第二，外部安全環境急劇惡化
習近平在會上強調，國家安全形勢複雜嚴峻，稱當前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複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其中，外部安全環境的逆轉已令中共焦頭爛額。
這與習近平「二十大」報告中關於國際形勢的如下判斷是一脈相承的：「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要知道，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作出「戰略機遇期」的國際形勢判斷後，「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沿用，「二十大」才改變。
想當年，2001年中共加入WTO，主辦北京奧運和上海世博會，一時春風得意。不料，2018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2020以來的疫情以及中共變態的「動態清零」、戰狼外交等等，已使中共處處碰牆。就拿5月召開的三大國際會議來說，無論是G7峰會，還是14國參加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會議，或者60國參加的第二屆歐盟與印太外長論壇，都不邀請中共參加（21世紀頭十年，胡錦濤可是多次參加了G7主持的南北會談），而且會議議題、公報或者達成的協議都劍指中共。中共的國際處境真是天差地別了。
第三，掩蓋不了的亡黨危機
中共所謂的「國家安全」，核心是其一黨專政的「政治安全」。這次會議強調「國家安全工作」的五個方面，「政治安全」排在第一。這顯示亡黨危機，讓當局日夜不安。
今年以來，從「白髮運動」到國人不顧生命危險「走線」美國，從胡鑫宇案件的全民關注到「農管」製造的全國騷動，從「人礦」一詞的躥紅到重罰脫口秀演員的輿論反彈，以及殺村官事件的一再發生等等，說明中國遍地乾柴烈火，社會形勢岌岌可危。
其實，高層或者黨內、體制內既得利益者群體，普遍認為中共這艘船快要沉了，挽救不了，得趕快找救生艇、穿救生衣。習當局也是心知肚明，所以這次會議一是打雞血——「國家安全戰線要樹立戰略自信、堅定必勝信心，充份看到自身優勢和有利條件」；同時，也對黨內外、國內外進行恐嚇——「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結語
「底線思維」一詞習近平多次講過，但這次多了個詞：「極限思維」。「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這話習近平可能內部講過，也在一些中共官員的公開講話中出現過，但在中央層級的會議中，在國安委會議上或許這是第一次。這兩個詞聯用，顯示出這次國安委會議的殺氣騰騰。因為中共的一貫做法是，在最危險的時候表現最凶狠；而最凶狠時也是它最虛弱的時候，用凶狠的表現來掩蓋內在的虛弱。
中共的「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是甚麼？看看歷史就明白了，不過是搞「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迫害無辜百姓或者「炮打金門」之類的瘋狂運動了。不過，今非昔比，4億多老百姓公開聲明「三退」（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少先隊），國際上臭名昭著、遭遇圍剿，中共的輕舉妄動恐怕只會把小命丟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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