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陰霾下,香港公共圖書館除了下架多本書籍和館藏,其館藏新增量亦不達標,遭審計署詬病。數據顯示,在國安法實施的2020至21年度起,公共圖書館中文的成人館藏資料的新增數量,與館藏發展計劃中所訂的數量差距擴大。就不達標情況,管理公共圖書館的康文署指是同「出版界近年愈見萎縮」與「維護國家安全」有關。有在台從事出版界的港人認為,此對市民影響不大,但或會令公共圖書館「死快點」。另外有學者表示,此現象明確反映香港社會的思想也在萎縮。
審計署4月26日發表最新的《審計署署長第八十號報告書》中,提到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增量連續幾年不達標,當中以中文成人館藏情況最嚴重,2021至22年度的新增圖書館資料的累計數量 ,只達館藏發展計劃所訂的新增圖書館資料所需數量的72%(見表)。
近年香港公共圖書館外借館藏中新增圖書館資料的落實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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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 / 年度 |
2017–18 |
2018–19 |
2019–20 |
2020–21 |
2021–22 |
成人館藏 (中文) |
108% |
99% |
92% |
81% |
72% |
成人館藏 (英文) |
107% |
84% |
98% |
119% |
100% |
兒童/青少年館藏 (中文) |
106% |
91% |
90% |
84% |
95% |
兒童/青少年館藏 (英文) |
117% |
88% |
87% |
99% |
111% |
整體 |
109% |
93% |
91% |
88% |
89% |
註:落實率為「年內新增圖書館資料的累計數量」佔「館藏發展計劃所訂的新增圖書館資料所需數量」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審計署署長第八十號報告書》
康文署歸咎出版界萎縮
審計報告引述康文署在3月告知審計署,稱採購圖書館資料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過程」,實際採購數量取決於多項因素,例如市場供應、書籍價格和讀者建議。康文署解釋,以市場供應而言,受之前疫情的負面影響,出版界近年愈見萎縮,例如因書展停辦或規模縮小,令新書發布量減少,其中「中文書籍所受影響尤為顯著」,包括中港台出版的書籍。
康文署另一解釋,直指「為維護國家安全,揀選圖書館資料需要更多時間,而可供採購的合適書目亦減少」。就國安方面,康文署亦回應審計署建議,加強檢視圖書館資料的工作,以維護國家安全,表示「同意採取行動以維護國家安全實為重中之重」,又指會檢視圖書館書籍以維護國家安全,屬持續進行的工作,並已完成檢視「顯然不利於國家安全的圖書館書籍」,並已將之從館藏中移除。當公共圖書館收到公眾投訴,指有書籍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時,會先暫停有關書籍的服務,並檢視其內容。如發現書籍不利於國家安全,即會註銷並永久從圖書館館藏中移除。
在台港人出版界人士:萎縮在於利潤 非少書出版
在台港人成立的「一八四一出版社」總編輯孔德維28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反駁康文署聲稱疫情令出版界近年愈見萎縮、新書發布量減少的說法。
他說以台灣的出版業界而言,近年「錢是賺少了」,但原因不是書少了,反而「愈印愈多」,例如過往一間中小型出版社只是需要每年出版8本書,以正常水平每本賣2,000本便足夠回本,然而現時要出12至15本才能回本。「萎縮」的原因,是源於網上買書風氣愈趨盛行,例如有台灣賣書網站推出六二折到六五折的超級大減價,故萎縮「並不是因為少了書(出版)」。
至於香港方面,孔德維認為出版業界過去數年「都幾蓬勃」,稱按他的了解,獨立小型的出版社愈來愈多,例如有人出版《圖解香港燒賣》、香港航空發展等「以往不會有的書」。
歷史學者楊穎宇表示,疫情只是當局一個方便的借口,大眾都知道出版界的萎縮,主要是由於政治打壓,形容國安法下的香港,「出版自由已進入寒冬」。他舉例,「山道圖書」等有理念的獨立出版社受到打壓,被拒參加香港書展,連自行搞「香港人書展」亦遭打壓而不能成事。
國安紅線不清 各方就維護國安交KPI
孔德維認同現時在國安法下,康文署的員工有「少做少錯,無做無錯」的心態。現時香港並無公開的「禁書名單」或法例禁止的「禁書」,但康文署的員工或認為「買少兩本比較好」,「買多些兒童書、愛情小說,或買多兩本金庸(武俠小說)算了,無謂為兩萬多元人工搵命搏」。
他認為,事件反映香港社會現時不同的政府部門、民間團體等,都盡量就「如何維護國家安全」交出KPI(關鍵績效指標),是在香港的人無法抵抗的「主旋律」——現時香港社會無清晰的「紅線」,大家都要嘗試表達自己的立場,「保障自身安全也好,什麼都好」。
資訊單一 中港同化 傳統普世價值式微
楊穎宇認為,出版是思想的表達和傳播,出版業萎縮、公共圖書館採購不達標,「明確反映香港社會的思想也在萎縮,香港人不能自由思想,思想也不能忠實紀錄下來」,令政府可以購買或願意購買的書籍大幅減少。
楊又分析,對於依靠圖書館作為資訊來源的人來說,所接收的資訊便會轉趨單一,中港因而同化,傳統普世價值式微,香港的獨特性消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他指出,近日不少人在網上哀悼今年最後一屆的文憑試通識科,「很大程度上也是哀悼香港人的思想獨立、出版自由,在大步邁向只能唱好現政權的公社科前,懷緬曾經擁有過的光輝歲月」。
孔德維:館藏增量不達標 對市民影響不大 令公共圖書館「死快點而已」
不過孔德維則認為,公共圖書館館藏增量不達標,對市民影響不大,除非香港實施網禁,納入大陸的防火牆中,否則當局不能控制資訊。
他進一步解釋,香港的社區圖書館在街坊之間有「普及文哲」的角色,同樣在英國亦有社區圖書館(community library),但後者不時舉辦讀書講座、周末的親子活動等,以推廣閱讀風氣;不過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同類活動較少,社會功能相對「弱化」。孔德維認為即使沒有國安法,亦需要花很多努力維持香港的公共圖書館對社區的貢獻,加上現時康文署員工或需要摸索購書標準,就會帶來問題。
總體而言,孔對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發展感到悲觀。他指出,公共圖書館對教育、社區文化、文化傳承很重要,但現時的情況是「將一樣開始被其他東西取代的設施,你(政府)是令它死快點而已」。
楊穎宇:沒有人會想做下一個林榮基或富察
楊穎宇同對出版業和公共圖書館的前景感到悲觀,「畢竟,沒有人會想做下一個銅鑼灣書店林榮基或八旗出版社富察」。他又指出「開心香港」活動於4月29日,重映黃百鳴兩套電影《家有囍事》和《花田囍事》,「雖然主題呼應『開心』,但也象徵着電影業開始『炒冷飯』」,認為出版業和公共圖書館也一樣,「不容許思想衝擊,就沒有新書,便只能原地踏步」。
台灣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3月赴大陸探親後失蹤,疑遭中共國保拘捕,被形容是2015年銅鑼灣書店事件翻版,當時林榮基等書店的股東及員工被中共擄走。
望市民支持獨立小型書店、出版商
講到在香港的出版環境,孔德維表示近月前港督彭定康的回憶錄《香港日記》(The Hong Kong Diaries)中文版在台灣出版,一八四一出版社亦將出版其2017年的回憶錄《First Confession》(首次自白)中文版,反問「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最後港督的回憶錄,又怎會輪到台灣的出版社去出?」;但相信香港的出版同業,現在會有經濟以外的考慮因素,於是只能在台灣出版。他補充,出版界要出價向書籍原本的出版商,爭取不同語文版本出版,原本的出版商會考慮一籃子因素,但一般情況下「不會是台灣出的價會爭取到,香港與台灣的物價差一截」。
對於香港人在當局收緊自由的環境下,在圖書、出版方面可以做的事,孔形容香港公民社會的力量現時無處發揮,但如此環境下仍然有人做文化事業,非常欣賞仍然營運的獨立、小型書店、出版的同業,因為「賣書不是會發達」,認為「香港市民要給錢支持」,「如果無社會支持,做這些事情的人就會愈來愈少,真正的死亡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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