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願意背井離鄉生活。中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我出生在中國，成長在中國，我對這個5000年歷史的文化故土有很深的迷戀。
很多中國人分不清中共和中國的概念，他們以為愛國就是愛黨，貶低中共就是貶低中國。我不怪他們，這種人長期生活在中共的洗腦宣傳下，他們混淆了愛國和愛黨的概念。這正是中共的陰謀，把政黨和國家混淆在一起，當你抨擊中共的時候，會有「愛國者」來攻擊你，說你生養在中國，卻抨擊自己的國家。
近五年來，中國網絡上關於「潤」（Runxue, runology, and run philosophy are internet memes originated from mainland China, referring to the study of how to leave China and immigrate to developed countries.）的話題甚囂塵上。側面反映中國的經濟在下行。
《玩偶之家》是挪威戲劇家亨利克·易卜生創作的戲劇作品。該戲劇是一部典型的社會問題劇，主要圍繞過去被寵的女主人公娜拉（Nora）的覺醒展開，最後以娜拉的出走結束全劇。今天的中國，有很多像我一樣的Nora。
很多人想潤，卻「貧賤不能移」。美國簽證對於中國人的拒簽率是很高的。根據一項數據表示，2021年，中國公民申請美簽拒簽率高達79%，世界所有國家拒簽率第二（除北韓100%拒簽外），超過巴勒斯坦，伊朗，古巴，俄羅斯等美國傳統敵國。只有吉布提88%拒簽率高於中國。
於是產生了很多「走線」的偷渡者，從香港或者澳門出發去南美洲，然後一路穿梭在熱帶雨林，走到墨西哥然後進入美國。這些「走線」偷渡者在中國國內是醜聞，在社交媒體是不能發的，中國執政者自我感覺良好，大國自居，戰狼外交，民粹主義盛行。然和自居天朝上國，自己的人民卻整天想著離開國家，去別的國家生存。
我為甚麼離開中國？
我從前一直對中國抱有幻想。認為15億人口大國可以實現自給自足，打破百年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東亞病夫」的刻板印象。中國在過去40年來，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確實飛速增長。但是，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努力，不是中共的執政能力體現。中共從1949年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以來，做錯了很多事，唯一正確的就是改革開放。現如今又有開歷史倒車的跡象：和獨裁者普京合作，加大言論自由的管控，戰狼外交政策，教育國內民眾與西方國家為敵，民粹主義盛行。
來紐約之前，我在中國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我based在福建廈門，這個小島與台灣面對面，隔著台灣海峽。我的同事都是福建人，按理說對台灣應該是手足連襟的兄弟姐妹情。但是在中共的戰狼外交政策洗腦下，我的同事們都支持武統台灣。
記得去年八月，習近平下令在福建增設兵力，廈門島突然出現了很多坦克。我身邊的同事個個氣焰高昂，揚言「打台灣」。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沒有讓國內的民眾反思戰爭，反而高漲了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支持烏克蘭是錯誤的，應該支持俄羅斯打烏克蘭。
去年十月份我因為工作的關係，要去芝加哥和洛杉磯一趟，參展和拜訪客戶。當時中國還堅持新冠清零政策，境外回國需要在香港隔離3天，在中國境內隔離14天。
在香港的隔離是自由的，基本上可以自由活動。但是飛往中國隔離14天的經歷是非常絕望和痛苦的。
我們是在天津隔離，因為其它城市的機票臨時買不到。總共隔離14天，費用3500人民幣。
落地天津的時候是下午四點多，我們已經在香港做了2次核酸檢測，落地還需要再次檢測。
三百多人的飛機，核酸檢測效率慢，總共花費2小時。晚上六點多，冬天的天津已經天黑了。
我們的行李和人是分開的，行李被拉到單獨的空間全部大消毒一遍。
我們排隊等候大巴車接我們去2小時車程以外的隔離酒店檢測。期間，等車花了1個小時。
大巴來了，一輛坐50人，一共6輛大巴。
當時我看到大巴車司機全副武裝，穿著很厚重的防護服，又近視度數高，戴著很厚的眼鏡，除此之外還要再戴一層防病毒的護目鏡。我想起上個月（9月19日）發生在西南城市貴州的大巴翻車事件。同樣的大巴車，同樣的黑夜，我潛意識感受到危險，不想上這輛「死亡大巴」。
於是我跟工作人員聯繫，說能不能讓司機摘掉護目鏡和防護服，他本來高度近視，又全副武裝的，又是黑夜，很難看清楚道路，萬一翻車了，後果很嚴重。
完全合理的要求。而且考慮到上個月發生的貴州大巴翻車事件，我以為他們應該理解我，採取更有效的行動。但是貴州大巴車沒有讓他們吸取教訓，繼續延續這種不合理的，有巨大安全隱患的政策。
他們拒絕我的要求，還嘲笑我年紀輕輕這麼怕死。他們不顧我的反對，把我的行李箱塞到大巴車內，把我趕上車。我當著全車乘客的面，說貴州大巴事件的嚴重性，也有人附和我。但是他們不夠堅定，工作人員也不鬆口，說他們只是執行者，無法改變上級的命令。
我說如果這輛車出事，誰來承擔責任？他不說。
無奈之下，我說我無法上這輛車，請讓我下車。他們想直接無視我的需求，所以想直接開走。
我說如果你們拒絕我就直接從車窗跳下去。他們才放我下車。
我和行李都下車了，寒風中等他們的解決方案。其他人跟著車走了。
這時他們叫來了警察，來了十多個警察，圍著我。他們都戴口罩，穿防護服，怕我傳染病毒給他們。我說了我的合理訴求，要麼白天轉運到隔離點要麼司機不能全副武裝。他們無視我的需求，說辦不到，並且一邊說一邊手機錄影我。
在寒風中等了一個多小時，已經九點多了。他們叫了輛救護車把我拉去就近的空港醫院。到了那邊，我不能進去，只能在外面站著等。因為他們沒有預知我的到來，所以不知所措。
裏面的人打了好多電話，終於讓我進去，但是我的行李只能放在門口。在一樓的一間病房裏，沒有床，只有一個椅子，一台儀器。他們讓我等通知。
半個小時後，等來了一通電話，是自稱是天津衛健委的主任，她問我有沒有任何精神疾病，我說我沒有病。她問那家庭有沒有任何精神病史，我說沒有。她說需要安排人給我做精神鑒定，我依然堅持說自己沒有病。
她問我為何反抗防疫規定？我說我不想發生貴州大巴那樣的事情，她說不會的，我想太多了，那個只是意外？我說誰知道意外會不會發生呢？她說理解我的恐懼。然後繼續問我是不是精神上有受過甚麼迫害？
這個對話無法繼續，我掛掉了。
後來他們說會派一輛救護車送我去隔離酒店。但是零下2攝氏度的冬天，沒有暖氣，他們的車一直沒來。我就這樣苦等，等到了第二天天亮。期間我要求要防寒的毛毯，他們說沒有。
期間我去外面衛生間上廁所，他們派了一個護士專門盯著我，就在衛生間隔間外面看著我。
然後護送我回病房。
沒有毛毯，沒有水，沒有吃的，就這樣過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還是打算這樣對我，我說我要餓死在這邊了，求你們安排車子送我去酒店吧。
我主張了5次，才有一次回應。早上九點多他們叫了一輛救護車送我去隔離點。
中午十二點，我終於到了酒店。
在香港一起排隊等飛機的一個女士在微信跟我說，因為我的反抗，他們工作人員跟那些乘客說我有精神問題，並且廣為傳播。
我和這位女士在香港機場排隊等飛機的時候認識，她行李太多，叫我幫忙託運幾件。因為在香港，我們是大陸人，備受歧視，行李超過一定量就要被收取高額的費用。
我們被安排到了面對面的酒店房間。
有一天夜裏，她微信私信我說，她很餓，問我有沒有食物。我說有，有朱古力和餅乾。於是我把朱古力和餅乾投擲在對方的門口。酒店內隔離的門一打開就會發生巨大的警報聲。五分鐘後，她打開門，也發出了巨大的警報聲。
第二天早上八點，我接到一個電話，自稱是警察的男性問我昨晚有沒有開門扔東西，我說有，並且解釋了原因。警察說，這些他不管，重點是我違反了防疫政策。還警告我如果有下次，他要對我依法刑事拘留。
14天後，我回到了廈門，我工作的城市。在溫水裏泡著的青蛙很難知道自己即將走向死亡。這就是我出國以後再次回到廈門的感覺。我在芝加哥和洛杉磯的機場，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餐廳和酒吧開放，人們的生活回到正常。在中國大陸城市裏，一切像是世界末日。機場一個人也沒有，餐廳被貼上黃色的封條。從機場出來，打車回家，一路上沒有任何車輛。
十一月，回到辦公室後，我工作不如以前那麼積極，總是坐在電腦面前發呆，需要別人大聲叫我才能反應過來自己在走神。當時我以為是自己的問題，經過天津的隔離，周圍人的質疑，我當時以為自己真的有某種精神疾病。
整個十一月我過得很恍惚。
十一月底，大量的白紙運動在大城市年輕人群中發生。我當時想發起在廈門的白紙運動。還沒策劃，好朋友就告訴我，在上海已經有很多年輕人因為參加白紙運動被捕入獄。
11月29日，我買了張機票來到美國紐約。誰也沒告訴，辦公室的咖啡杯還剩下一半咖啡。娜拉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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