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因為得罪眾神，遭懲罰必須將巨石推到山頂，但到達山頂後巨石又自動滾落山腳，得不斷重複這個徒勞的過程。在觀看完紀錄片《憂鬱之島》後，我頓時覺得幾代香港人就像薛西弗斯，為了自己所相信的理想而付出，但一切彷彿徒勞無功，究竟這樣的生命有甚麼意義？
《憂鬱之島》是《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地厚天高》監製任硯聰及《十年》監製蔡廉明的作品，早在2016年開始製作，當年香港正值2014年雨傘運動後的社運低潮。在2017年拍攝時，曾考慮將電影命名為《14/67》，以表達1967年至2014年之意。由於2019年爆發了反送中運動，所以目前上映的版本在2020年重新拍攝。
《憂鬱之島》結合劇情片和紀錄片，手法非常有趣。由被控暴動的反送中抗爭者飾演在「六七暴動」期間因印製文宣而坐監的石中英；由2019年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飾演在八九民運到北京聲援的前學聯代表林耀強；由兩名年輕人（其中一名是大陸移民）飾演一對在1973年從中國大陸偷渡來港的戀人。
由多位年輕人重演「六七暴動」、「70年代偷渡潮」和「支援八九民運」的三段歷史時刻，再訪問演員的感受，演員與角色之間出現了一種「奇幻」的互動，刺激觀眾反思。《憂鬱之島》比我預期中客觀，沒有強烈地灌輸觀眾某種立場，亦不是反送中「宣傳片」，觀眾能夠有大量反思空間：「究竟甚麼是香港？甚麼是香港人？」不過，戲中未有非常清楚交代香港的歷史事件，所以對一些不熟悉香港歷史的外國觀眾來說，未必能夠理解紀錄片的重點。
片中出現了六七暴動參與者、支援八九民運的學生代表、反送中運動抗議者、70年代從大陸偷渡來港的人、在大陸出生的90後香港移民，還有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各人為了自己所相信的理想和價值而付出，幾代香港人都經歷這個過程，但一切彷彿徒勞無功。
《憂鬱之島》的「憂鬱」在於我們暫時看不見希望，但反思過後領悟到原來仍有意義。香港人的悲慘命運，象徵著反抗命運和覺醒的精神。或許，生命的意義在於過程，不在結果。不論是生活在地理上的香港，抑或是海外，對反抗與自由有所覺醒的香港人，就是真正的「香港人」。
另外，關於《憂鬱之島》「洗白」六七暴動的爭議，我認為未必成立，因為片中曾經用文字簡單介紹六七暴動發生在「文革熾熱氣氛下」，是一場由「香港左派對港英政府發動的鬥爭」。觀眾亦可以從戲中得知石中英一直以來都是親共人士，例如組織學生到四川參加「愛國」交流團；石中英跟其他人去拜祭六七暴動參與者，主持人說「要用選票踢走反中反共的候選人」；石中英表示拒絕參加反送中遊行。
因此，任何政治立場的觀眾都不會認為石中英是「民主派」，觀眾或許只會同情石中英，覺得他與一些六七暴動參加者因為「愛中國」或「愛中共」而坐監，但現在淪為了中共棄卒。石中英在片中感嘆：「為何九七回歸後，香港政府沒有取消他們的案底。」另外，觀眾亦不會變得支持六七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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