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二十大後 西方需防中共基於意識形態政策

在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後，美國亞洲協會主席、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連續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兩篇長文，說明習近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表達，不光是說說而已，習近平自己認真對待這些話語。

他表示，西方人可能覺得難以理解或不相干，但如果西方忽視了這些信息，就會給自己帶來危險。無論習的思想多麼抽象和陌生，都能對中共政治和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這些意識形態的轉變，以及由此產生的新的政策方向，清楚表明中共現在正在打破幾十年的實用主義。西方應該消除任何一廂情願的想法，即習近平的中共，可能會和平地開放其政治和經濟。

以下是兩篇文章的一些要點：

習的意識形態不是說說而已

長期以來，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傾向於認為，當中共領導人用意識形態說話時，不應該認真對待，或者說，即使是認真對待，這種意識形態也純粹是適用於黨的國內政治。

他們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實際上在中國已經死亡，在二十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將意識形態爭論拋在一邊，選擇了更類似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實用主義，他的繼任者追隨他的步伐，迅速擴大市場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並最大限度地參與由美國領導的全球經濟秩序。

但現在不是這樣了，習近平使那個務實的、非意識形態的治理時代戛然而止。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就宣布，未來黨的意識形態上的主要挑戰，將是糾正鄧小平啟動的市場化政策改革出現的「不平衡和不充份發展」。

二十大後，習近平帶領新任常委訪問延安，延安是毛澤東的基地，1945年中共七大確立了毛的絕對領導地位，之後毛對蔣介石發動第二次內戰。與毛澤東一樣，習近平在經歷十年無情的權鬥後，取得了勝利。習近平延安之行的政治信號相當明確，他正在為重新與老對手：台灣的強硬人士進行長期鬥爭做準備。

在二十大報告中，「鬥爭」一詞被提到22次，之後又針對公眾和黨員開展了密集的宣傳活動，這說明中共需要通過加強其「鬥爭精神」為困難時期做好準備。這種鬥爭並不限於黨在國內挑戰，還包括中共在全世界遇到的挑戰，包括美國。

政治

習近平發表的理論著作，比毛澤東以來的任何一位中共領導人都要多得多。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意識形態驅動政策的情況，也比以往更多。

2013年，在習被任命為中共總書記僅五個月後，他在一次講話中就談到，「我們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

他鼓勵在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不要「迴避、怯懦或沉默」，西方國家的目標是「與我們爭奪人心和大眾的戰場，最終推翻中共的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這種言論意味著，要加強打擊任何「煽動異議和製造分裂」的人，並要求中共黨員不僅對黨、而且對習本人必須表現出忠誠。隨之而來的是對中共的內部「清洗」。

習近平還利用二十大報告，向黨和世界表明，中共現在有一個「中國式現代化」的願景，這一願景要求將經濟現代化與西方政治和社會規範及基本文化信仰脫鉤，提供了一個以中共而不是美國地緣政治力量為基礎的新國際秩序。

在中國共產黨內，話語權很重要，成為一個關鍵的解釋機制。習近平二十大報告，充滿了一系列新的和持續的意識形態旗幟性術語，這些變化表明，中共現在專注於民族主義和國家安全。

經濟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政府行政部門技術官僚的管轄領域，習近平的個人職權範圍則更多地在於黨史、政治意識形態和大戰略。但是，隨著黨的機器越來越多地控制國家經濟部門，中共關於國家和市場作用的政治辯論，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中國本土金融危機之後，習近平逐漸對市場經濟失去了信心，它導致中國股市價值暴跌近50%，直到2016年才最終穩定下來。

習近平為了增強黨對私營企業的影響力，中共政府開始獲得私營企業的股權，國家也鼓勵成功的企業家投資國有企業，在更大程度上將市場和國家結合起來。

與此同時，中共經濟規劃者設計出「經濟雙循環」，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共想在所有經濟領域自力更生，而想讓世界經濟越來越依賴中共。

2020年底，習近平提出了一種被稱為「共同富裕」的收入再分配方案，通過這種方案，富人「自願」將資金重新分配給國家支持的項目，以減少收入不平等。到2021年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顯然已走到了盡頭，「改革開放」被一種新的國家主義經濟的觀念取而代之。

外交

習近平還利用民族主義，取代了鄧時代標誌性的韜光養晦，對於民族主義重要性的認識，早在習上任初期就顯露出來了。

2013年，中共正式放棄了鄧小平自1992年以來傳統的「外交方針」，即中共應該「韜光養晦，等待時機，永不當頭」。習近平強調了「國際力量對比」的快速變化和「東昇西降」，這是超越美國的委婉說法。

習近平的說辭不僅是理論上的，還是許多外交政策的基礎，這些前任領導人不可想像的。

比如，中共在南中國海進行了一系列填海造島並派駐軍隊，無視早先宣稱的不駐軍的公開承諾。對台灣島的海上和空中封鎖進行了模擬演習。中共還通過多次中印邊境衝突，加劇與印度的邊境爭端。

中共在打擊國外批評者方面，也變得更加咄咄逼人。2021年7月，北京首次宣布對西方膽大妄為批評中共的個人和機構實施制裁。「戰狼外交」也鼓勵中共外交官公開攻擊所駐在國政府，這與中共過去35年的外交實踐大相逕庭。

習近平的共產意識形態，讓中共致力於建設一個習所說的「更公平、更公正」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以中共而非美國實力為基礎，並反映了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價值觀更加一致的規範。

比如，中共一直在推動取消聯合國決議中所有涉及普世人權的內容，並建立了一套新的以中共為中心的國際機構，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和上海合作組織，以此對抗並最終取代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對「更公平」世界的追求，也讓中共在全球南半球推廣自己的發展模式，以替代自由市場和民主治理的「華盛頓共識」。北京還在世界範圍內，向諸如厄瓜多爾、烏茲別克和津巴布韋等拒絕西方傳統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廣泛提供監控技術、警察培訓和情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