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共鼓吹「崛起」之後,中國模式陷入了困境。它不僅經濟上掉進了盲目發展的陷阱,政治上集權體制的運轉掉進了「囚徒困境」,價值觀方面則掉進了道德困境。這三方面的困境環環相扣,彼此「鎖定」,因此難以解脫。

一、中國流行「陷阱」論

2019年是中國形勢出現重要轉變的一年。關於中國崛起的議論餘音在耳,中國模式已步入困境。但是,真正看清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在西方國家中就更是寥若晨星。過去30年來讚美中共政績的西方人相當多,而他們最常見的一種說法就是,「多年來北京的經濟成就很出色」,然後便用「簡單外推法」得出中國今後會延續過去的經濟輝煌之類的結論。他們的共同錯誤在於,由於缺乏對中共處境和中國經濟的深入了解,往往得出幼稚可笑的結論。

今年11月5日發表《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一文的路透社市場分析師John Kemp就是其中的一位。而深受John Kemp推崇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研究則更不靠譜。IMF在今年10月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認為,2013年到2018年中國在全球增長中佔28%,該比例是美國的2倍多;據此預計,接下來的5年間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佔比將維持在類似水準。

其實,這樣的讚美除了被中共的官媒引用來對國內民眾洗腦之外,連中共的御用智囊們都未必相信,在他們當中早就開始流行「陷阱」分析了。近年來中國似乎被五花八門的「陷阱論」給纏住了,如「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等。這些陷阱的名稱是國內學者從國外搬來的,不管用得對不對,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國內開始關注中國模式可能掉在陷阱裏這個問題。為何國內那麼多人熱衷於中國掉進陷阱這個話題?一個原因是,各種「陷阱分析」中包含著一些真問題,他們面對現實和未來時不再自信滿滿,而是充滿了不確定感和迷茫心緒。

國內的「陷阱論」分析者們為了「政治正確」,當然也要講一點「光輝前景」,而他們的依據往往就是舶來品,像上引路透社的文章和IMF的報告便提供了具有「國際眼光」的「論據」。於是,不真懂中國政治經濟的「國際眼光」給了既擔心中國落入陷阱,又不敢全說真話的國內學者不少可以糊弄上面的說法。

然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國內的「陷阱論」分析往往迴避的一個關鍵問題:如果發現自己掉進了陷阱,而從陷阱中很容易就能爬出來,那當然不是個大問題;但如果掉進陷阱後不容易出來了,那就是落入困境了。事實上,中國的形勢表明,中國不僅僅是落入了陷阱,而且也步入了困境。關於這一點,官方其實已經分別在經濟、政治、道德這三個層面加以確認,只是不願意把這三方面的困境綜合起來做一個整體上的結論。

二、共產黨資本主義能否自我支撐?

所謂的中國模式,4年前我就發表英文和中文文章指出,其實質是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來鞏固中共的集權統治,從制度層面看,這種模式就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那麼,究竟共產黨資本主義本身是否具有足夠的生命力,這要用事實來檢驗,而2019年的中國形勢提供了一系列證據,表明中國模式已全面陷入困境。

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共的全盤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在改革中處處碰壁,最後把經濟拖入了潛在的金融危機,國有銀行系統全面資不抵債。為了擺脫社會主義經濟體製造成的這種必然後果,朱鎔基推動了國企的全面私有化(即「改制」),同時拋棄了計劃經濟體制,最後連計劃經濟的管控架構(從中央的指揮中樞國家計劃委員會到省市、地區乃至縣一級的計委)都取消了,於是共產黨資本主義終於成型。而藉著市場經濟旗號,中國順利加入了WTO,出現了將近20年的經濟繁榮,也強化了中共的集權政治體制。

假如這段經濟繁榮能夠長期延續下去,或許它可以被歸結為共產黨資本主義制度的作用,而中共的集權體制似乎也可以藉此穩固下去。那種鼓吹中國未來是帶動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之論,以及中共的「發展是硬道理」之宣傳,就是這樣推論的。但是,這種推論完全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現實,那就是,共產黨的集權體制本身確實可以通過行政的力量來集中資源(主要是財政、金融、土地資源)、加快經濟增長,但是,這樣的做法同時也會在經濟繁榮的過程中自挖牆腳,造成一系列嚴重的後果,最後動搖(undermine)經濟發展的基礎。

2019年就是這樣的負面後果全面展現的一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專家們之所以看不到這一層,是因為他們不懂集權體制的運作規律,於是犯了「中國繁榮幼稚病」。

三、二十年繁榮為何短暫?

中共的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和中國短暫的經濟繁榮充份說明,集權體制可以推高經濟繁榮,但同時也必然縮短繁榮的時限,使得緊日子早早來臨。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並非真正的市場經濟,因為各級政府直接介入經濟活動成為推手,而讓官員藉此升官的政治體制把這種政府干預的效果放大到了極限,結果樂極生悲,經濟繁榮只延續了兩個十年,就被緊日子所取代。

所謂經濟繁榮的兩個十年,我分別稱為「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各為十年左右。我在今年10月10日刊登於《大紀元時報》的文章《增長困境——中國經濟進入「蹺蹺板年代」》裏談過。從2002年到2011年這十年間,政府通過出口退稅等政策,大力推動中國的出口以每年25%以上的高速增長,於是出口狂奔帶動了經濟增長。

從國際經濟平衡的角度來看,「出口景氣」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長期支柱,對中國這樣的人口超級大國來說,更不能指望靠「出口景氣」的延續把中國送上世界最強經濟體的寶座。

因為貿易必須互利,才能維持久遠;若中國一國賺盡了全球的錢,長期多賣少買,積累起巨額外匯儲備,以後誰還有能力持續從中國進口呢?所以,中國不可能依賴靠出口來不斷推動經濟增長的道路,「出口景氣」總有結束的一天,而美中經貿談判最後宣佈了中國的「出口景氣」一去不復返了。

當中國還陶醉在「出口景氣」帶來經濟高成長的成就感當中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突然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度減少,中共決定採取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措施,通過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來拉到房地產開發,由此帶動了一輪「土木工程景氣」。但「土木工程景氣」也有它自己的剋星。如果說,「出口景氣」的剋星是國際市場無法向無窮大擴張,那麼,「土木工程景氣」的剋星就是,在國內市場上房地產開發不能向無窮多邁進。最終,中國房地產業的供大於求成了不爭的事實。

前幾天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調研員王立元的一篇文章《供需失衡加劇樓市下行壓力》在網上刊出,該文指出了房地產泡沫的三大問題:

一,從2011年到2018年住房的年均供給和需求分別為14億和10億平方米,供大於求;

二,當前的待售住房要6年才能售完;

三,城鎮住房空置率已高達10%,房地產市場進入危險區,空置房約為3,400萬套、22億平方米。「土木工程景氣」因此終結,它創造的繁榮也隨之消失。

簡單來說,中國經濟失去繁榮的根本原因是,盲目擴大出口走到了頭,房地產泡沫也走到了頭,於是經濟下行成了「新常態」。這些困境都不是改革可以改變的,再怎麼改革,出口都無法像十幾年前那樣狂奔,房地產泡沫也始終是巨大的威脅。

四、從短暫繁榮到過緊日子

很多人出於對過去經濟繁榮的懷念,盲目的相信,眼前遇到的只是暫時的困難,中國肯定會重建經濟繁榮。但這樣的判斷並非建立在對真實情況的客觀分析的基礎之上,而是以一廂情願為前提的主觀想像。其實,過去20年中國經濟繁榮的成因,正是目前繁榮消逝的緣由,有彼必有此。

中共也承認,「出口景氣」和「土木工程景氣」都指望不上了;它提出的新說法是,靠產業升級可以重造經濟繁榮。但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言行是相互矛盾的。雖然中共對國內強調,中國有足夠的能力搞技術創新,實現產業升級,但在中美經貿談判中,它卻千方百計地繞著侵犯知識產權問題兜圈子,儘量迴避這個美方認為最敏感、最重要的問題,堅決不肯作出停止侵犯西方國家知識產權的承諾。

它之所以不肯停止侵犯知識產權,乃是因為,所謂的產業升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侵犯知識產權,一旦真停止了知識產權侵犯活動,產業升級也就停頓了。美國參議院最近公佈的《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對美國研究型企業的諸多威脅:中國的「千人計劃」)》有詳細介紹。

為了安慰國際商界和國內民眾,中共當局還宣稱,中國有十幾億人口,消費潛力巨大,靠國內消費足以帶動經濟繼續保持增長。事實上,中共放縱房地產泡沫膨脹的痛苦後果現在已經顯現出來了,房地產泡沫造成的過高房價一直在擠壓國民的消費能力。不僅如此,「房地產景氣」消失造成經濟下行之後,首先表現為企業虧損,然後影響到職工收入下降,再進一步就影響到企業不但停止僱人,而且開始裁員,失業率將逐步上升。

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顯示:2019年1至8月全國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7%,其中8月下降2.0%;經濟發達地區的工業企業利潤出現2位數下降,北京下降14.4%、河北下降11.2%,山東下降13%,作為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上海則下降19.6%。實體經濟不振表明,中國經濟已陷入困境。

當前的經濟困境不單單是企業開始虧損和經營困難,而且已經延伸到了居民收入方面,城鎮居民的收入開始下降。我分析了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今年上半年和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居民稅後可用於消費和儲蓄的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淨收入、財產性淨收入和轉移性淨收入),發現今年第三季度全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低於上半年的平均收入。需要先說明一下,去年10月1日起,當局為了刺激消費,把個人所得稅的起徵線從3,500元提高到5,000元,過去需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數為1.9億,修改個稅起徵點後納稅人數降到6,400萬人左右。

這意味著兩點,第一,1.3億職工的月均收入低於5000元;第二,降低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後,大約有3,200億元不再作為個人所得稅被收走,而是留在了職工手裏,因此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本來會有一定幅度的上升。然而,在這一背景下,今年的實際情況是,上半年的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是3,557元,而三季度的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3,532元,比上半年平均每月少25元,這是上世紀末以來首次出現的情況,而且,工資減少數完全吞掉了個人所得稅減少帶來的收入增加。這只是經濟下行對居民購買力負面影響的開始,今後的情況將因失業人數增加、就業人員工資進一步減少而惡化。

顯然,中國已經在經濟下行過程中走過了一個從經歷繁榮到告別繁榮的轉折點,現在開始進入過緊日子的歷史階段。

五、中國模式面臨經濟、政治、道德三大困境

經濟困境並非當前中共面臨的唯一難題,與此同時,中共的黨政系統也陷入了「囚徒困境」,這個說法是中共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網》提出來的。最近幾年中共官場出現了一種新「氣象」,那就是官員們普遍有了「二心」,最典型的表現是消極怠工,官場與高層的關係已從江胡時代的「上下同心、悶聲發財」之「同夥」關係,重回類似於毛時代的那種「貓鼠」關係,「眾鼠懼一貓,貓在鼠愁困」。

中共官媒用「囚徒困境」這個博弈論概念來解釋這樣的官場矛盾。關於官場的這個困境,我在今年5月1日和11月5日於《大紀元時報》刊登的兩篇文章,《中共官場新「氣象」》和《中共四中全會:「囚徒困境」中的「國家治理」》,分別作了分析。

所謂官場的「囚徒困境」之實質是,高層反腐之後官員們失去了撈錢和腐敗生活的機會,對現狀普遍不滿,因此消極怠工,因此中南海的政令推不動,而高層希望基層官員群策群力、設法擺脫經濟困境的指望落空。集權體制之所以能短暫地推高經濟繁榮,其制度內因是官員們有利可圖;反過來,「囚徒困境」之下官員們怠政、惰政,這種體制就開始失靈了。

官場政治上的困境表明,腐敗可以「掏空」國家,而反腐敗則「掏空」了官心和官員的「幹勁」;集權體制令出難行,就只剩下政治高壓這最後的「維穩」手段了。

與官場政治上的困境相關的是與官德敗壞密切相關的全社會的道德困境。自從中共建立政權以來,中國社會就出現了價值觀畸形、道德惡化等問題,從80年代後期開始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

中共在10月27日頒佈了一個《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再次把中共面臨的道德困境擺到了桌面上。官媒對道德困境是這樣描述的:「這些問題包括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突出;是非、善惡、美醜不分,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造假欺詐、不講信用」。

當下中共高層所談的道德建設,主要是針對官場,因為官德惡劣是整個社會道德惡化的根源之一,此刻官場上的「囚徒困境」就是官德敗壞的最好註腳。

過去中共面對官德敗壞,只是用正面宣傳走走過場;現在官媒承認,「在江澤民時代……腐敗和拜金現象氾濫……中國道德領域的諸多弊端一直未變」。最近習近平改了一下方法,不再強調正面宣傳,而是把糾正「官德」側重放在整頓官場這方面;也就是說,以後不按GDP升官,而要看「官德」來決定是否提拔,同時用紀檢監察機關施加壓力。靠政治壓力能糾正「官德」嗎?官場上的「囚徒困境」證明,官員們一直在消極抵抗。

從經濟困境到官場的「囚徒困境」,再到道德困境,說明中共確實在經濟、政治、社會三個主要方面都陷入了困境,而這種結局具有必然性,是共產黨資本主義體制的產物。經濟困境是中共多年來為了短期經濟目標而盲目發展所造成的必然後果;眼下中共希望官員們為擺脫經濟困境而努力,但政治困境之下高層的這個願望落空了;而道德困境其實是產生政治困境的原因之一,也與造成經濟困境的盲目發展有關,因為官員們推動盲目發展的動力之一就是有腐敗的機會。這三方面的困境環環相扣,彼此「鎖定」,難以解脫,這就是當前中國局勢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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