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號人物李強在他的職業生涯中表現出個性的兩個方面：親商的實用主義和對習近平的忠誠。而習近平為擴大國家控制而實施打壓企業的做法，將使李強不得不在親商和執行習近平政策之間走鋼絲。
習近平的「清零政策」抑制了消費者支出、影響企業正常營運，重創經濟。與此同時，習當局對房地產行業、諸多科企的打壓造成房地產市場陷入危機，科企市值蒸發，大幅裁員，令大批中國人失業。這一系列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前景堪憂，也嚇壞了外國投資者。
在中共二十大後，新一屆權力核心的成員被認為全部是習近平最信任的官員，這讓投資者越發擔憂習將更加注重推動他的意識形態驅動政策，並為此不惜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
曾為習近平大秘的李強被普遍視為將在明年3月接替李克強的總理職務，成為主管中國經濟的最高級官員。李強能否對習近平的扼殺商業政策施加影響，引發關注。
李強個性的兩個方面
《華爾街日報》報道，李強一方面在國內被稱為親商的實用主義者，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個忠誠者，會在需要時有效、積極地執行習近平的政策。李強上任總理後的一個問題就是，哪一方面將佔主導地位？
李強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與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等科技巨頭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知情人士告訴《華日》，去年習近平打擊私營企業時，李強為其中一些企業充當了調解人。他是支持在中國使用西方開發的mRNA疫苗的少數高級官員之一。
但在重要時刻，李強又和習近平保持一致立場。在控制疫情方面，習堅持執行「清零政策」。在上海，李強在最初嘗試了較寬鬆的疫情控制方法，同時儘可能地保持城市的開放，儘量減少經濟干擾。然而，當疫情惡化，最高領導層決定採取更嚴格的方法時，李強很快就同意對上海實施嚴格封控。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長期與中共高級領導人對話的伍德克（Joerg Wuttke）說，李強對應該做甚麼有很好的倡議和很好的直覺，但一次又一次，也證明了他是極其忠誠的，結果就是最後沒有按照自己的直覺做事。習近平「想要一個不爭吵的團隊」。
商業界的許多人將李強視為是更喜歡討論商業交易而不是政治的人。一名來自一家國際投資公司的高管回憶起2017年與李強就商業擴張進行的一次會面。這位人士說，當時大多數中共高級官員都會以習近平的話作為談話的開始，而李強在整個談話中切除了政治術語，討論了商業問題。
與習關係密切是否意味李強會有更多空間執行親商政策？
一些與李強接觸過的人說，他們認為，李強與習近平的密切關係意味著他可能有更多空間來嘗試新的想法，並變得比即將離任的李克強總理更有影響力，因為李克強自上任總理以來，一直遭到習近平的排擠。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告訴大紀元，「無論李強會否更多得到習的支持，中國經濟的政策只會越來越左轉，因為這是習和中共的要求。李克強在，可能在具體操作時會更平衡一些，僅此而已。」
「但是我相信當局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也會顧忌到政權的穩定性問題。也就是說，一旦經濟政策再出現大的問題，造成民眾生計困難，習應該也會再三考慮，因為這直接牽涉到其是否能穩固掌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李克強、還是李強成為總理，區別應該不會太大。」他說。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吳木鑾（Alfred Wu）認為，由於習近平控制一切，習領導下的總理由誰當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
澳洲前總理、亞洲協會政策院院長陸克文（Kevin Rudd）近期在《華爾街日報》上發文，也提到了中國經濟政策左轉的問題。他說，習近平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者，他把經濟推向馬克思主義的左翼，把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推向民族主義的右翼。意識形態是主要問題。習近平認為私營部門是對共產黨權力的長期挑戰。
李強會指出習的錯誤政策嗎？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和東亞商業高級講師孫鑫（Xin Sun，音譯）告訴CNBC，「現在，新的政治局常委都是習近平自己挑選的人，而那些敵對派別的人……都被踢出來，很明顯，沒有其他政治精英敢於挑戰他的政策錯誤，甚至不敢輕微偏離他的首選政策議程。當然，在過去幾年裏，他的政策議程主要是以犧牲私營企業為代價，支持國有企業。」
「因此，這些政策不太可能被逆轉或糾正，導致經濟前景極為黯淡。」
包括李強在內，孫鑫認為，政治局常委的「任何人」都不太可能挑戰習近平所犯的任何「政策錯誤」，而這些錯誤可能會阻礙科技行業的發展。
彭博社報道，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研究院副教授、中國政治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說，這些官員都是通過在所有事情上附和習近平（而升職），他們不會開始「挑戰他（習）的決定」，不管這些決定是否合適。
鑒於上述擔憂，市場在新政治局常委人選公布後的首日，中國股在香港就經歷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糟糕的一天，外國投資者急於拋售中國股票，人民幣則大幅貶值。
李強已經有過嘗試改革失敗的例子。據熟悉討論情況的人士告訴《華日》，2014年，當中國在浙江籌備一個國際互聯網會議時，時任省長的李強提議將主辦城市變成一個試驗區，向西方公司開放中國的互聯網，不受中國「防火牆」阻隔。
這些知情人士說，這個想法與官方關於需要加強互聯網控制的觀點背道而馳，由於這個問題需要多個政府機構簽字，因此在北京的反對下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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