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上星期六（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這是1949年以來兩岸最高領導人首次見面，也可能是習近平為即將開啟的歷史性變革做出的「驚人之舉」。
因此，有評論說，蔣經國沒能做到的「會面」，他的秘書馬英九趕上了；也有網民稱習近平可能是「大陸的蔣經國」；更值得回味的是，習近平2013年10月2日在印尼訪問演講時，曾出乎意外的引述了蔣經國的一句座右銘——「計利當計天下利」。
下面不妨就來看看，蔣經國在推動台灣的民主轉型上對習近平有哪些深刻的啟示？
在中國，有兩位推動現代社會成功實現民主轉型的歷史巨人，一位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他領導推翻專制的滿清皇朝，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帝王專制，創立五權憲政，用三民主義在亞洲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第二個推動中國歷史的巨輪進入現代文明的是蔣經國。他順應民意，順應歷史潮流，下令解嚴，解除在台灣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隨後開放「黨禁」，開放「報禁」，從此開啟了台灣民主憲政的大門，「以專制手段來結束專制制度」，實現了「不流血」的政治轉型。
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為總統，他完全可以像中國的歷代封建皇帝一樣，將這種權力世世代代繼承下去，讓台灣的百姓「選擇」蔣家王朝或國民黨，直到被一股新興的力量所推翻。
蔣經國心裏非常清楚，要結束一黨專政，要開放「黨禁」，要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就必定會損害包括自己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利益，就等於拿刀割自己的身上的肉。
然而，曾經狂熱地信仰過共產主義，而後又接過三民主義大旗的蔣經國，深感這個主義、那個主義都不如「民主和憲政主義」。他考慮的不再是蔣家王朝的利益，也不再是國民黨的利益，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他決心放棄蔣家的利益，犧牲國民黨的利益。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在台北正式成立，因當時「黨禁」未開，民進黨從形式上尚屬非法，一些國民黨要員要求對民進黨進行鎮壓，情治部門也向蔣經國提交了抓捕名單。但蔣經國沒有批准「抓」、「殺」。他忠告這些人：「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甚麼時候不去用它」。蔣經國默認民進黨成立，是台灣政治轉型的重大突破。對此，國民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很有意見。
1986年10月，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再次強調：「個人的生死譭譽並不足惜，重要的是國家、民族的命脈。」同年「雙十節」，蔣經國發表了著名的「向歷史交代」的講話：「一、一切作為向歷史交代，不在乎目前的譭譽，而在於將來歷史上的評價。二、因應現實情勢所作成之決定，常不受他人之影響左右。三、企圖建立制度，求國家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方便。」
他還明確指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和民眾永遠在一起。」
馬英九在蔣經國逝世15周年的時候寫過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說：「蔣經國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敢想敢做，有承擔歷史責任的勇氣，更有推動社會進步的能力」。儘管政治體制改革會導致亡黨，他也要堅持改革，他不能因一家一黨之私而危及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所以，當國策顧問沈昌煥提醒他：「這樣做，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失去政權」時，蔣經國淡定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正是因為蔣經國具有偉人的心胸和氣魄、敢冒政治風險，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也不擔心放開黨禁報禁之後會導致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丟掉政權……才使台灣終於結束了國民黨一黨專政，走上了民主憲政的道路，並使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從而讓台灣不僅為大陸樹立了民主憲政的樣版，也使台灣成為「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
據說，近二十年來，在「誰對台灣貢獻最大」的民調中，蔣經國始終高居第一。台灣《天下》雜誌的民調也顯示，蔣經國在去世十幾年後依然被民眾視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儘管他曾經也有過「獨夫」的惡稱。
正如中華民國開國元勳于右任1961年給蔣經國題的條幅，後來成為蔣經國的座右銘所寫的：「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習近平與蔣經國兩人的經歷、地位、政治承擔和歷史機遇頗為相似。如果習近平能效仿蔣經國，解體中共，結束一黨獨裁，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不僅能像蔣經國一樣青史留名，還有機會成為未來中國第一任民選總統。其歷史地位將無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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