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聲播報：在灣區，人們沒有安全感。
霍拉米：沒人被追究責任。你可以去偷任何你想要的東西，然後走出商店，第二天再來搞一次。如果（盜竊品）低於950美元，就屬於輕罪。
西雅瑪克霍拉米調查了加州犯罪率飆升的根本原因。
今天，我將採訪《加州內幕》（California Insider）節目的主持人霍拉米（Siyamak Khorrami），討論他的這部新紀錄片《加州犯罪潮》（California Crime Wave），該紀錄片現在正在《Epoch TV》上播放。
霍拉米：在加州政府，我們看到了與我在中國看到的同樣的文化，即沒有人承認犯錯。
是甚麼導致了加州犯罪率的急劇上升？為甚麼官方統計數字嚴重不準確？
這裏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
楊傑凱：霍拉米，歡迎你作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霍拉米：謝謝你！楊。
過去十年 加州通過很多法律使犯罪不受懲罰
楊傑凱：我很高興來到《加州內幕》節目的工作室，我一直非常喜歡你的新紀錄片《加州犯罪潮》。它其實在很多層面上都讓我有些震驚。我聽說加州的犯罪率在上升。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但是，有一件事真的讓我印象深刻，就是一位接受採訪者基本上斷言，基於一些立法，在加州偷竊幾乎成了合法行為。所以，請給我講講這方面。
霍拉米：在過去十年中，（加州）通過了許多各類法律，使得犯罪份子能不受約束地犯罪而不必面臨任何後果。現在，偷竊是不合法的，但有一個門檻，如果（盜竊品）低於950美元，就屬於輕罪。結果是，只要你偷的東西低於950美元……有時你會看到有人拿著計算器走進商店，計算、（把價格）相加計算他們要偷多少東西。
如果低於950美元，那麼如果你被捕到，你會收到一張傳票，你必須上法庭，但是他們不會把你送進監獄，因為監獄已經滿了。所以你會被釋放，然後你可以再去犯罪。甚至有這樣的情況，某人在一天內被捕了三次。重複犯罪沒有任何後果。你可以繼續偷下去，一直偷下去。
楊傑凱：真是匪夷所思，因為表面上看頒布這些法律是有充份理由的。起初的原因是，有太多的人因為犯了也許不值得嚴加懲處的罪行而在監獄裏被關押得太久。這似乎是這些法律得以頒布的原因。
霍拉米：是啊，是啊，我們曾制定了這個「三振出局」（註：棒球術語）的法律：如果你犯了罪，如果你犯罪達三次之多，那麼你可能會被判處終身監禁。有一個案例：有人偷了一個甜甜圈，最終進了監獄，這就是後果。所以公眾不想再這樣做了。
因此，加州人希望變得更加寬鬆，於是出現了一種轉變，加州人希望更多關注「教養」（rehabilitation，註：將節約的監獄開支投入到防止曠課輟學、受害者服務、心理健康、藥物濫用治療以及其它可以減少監獄服刑和在押人數的專案上）。因為，囚禁需要很高的成本。一旦有人入獄，每年要為一個囚犯花費近11萬美元。這比上長春籐盟校還貴。因此，加州人希望改變這種情況。可是通過的（將一些非暴力犯罪重新歸類為輕罪）所有法律似乎使犯罪更不受約束，而且犯罪份子幾乎不被追究。
犯罪率下降 因小偷不算犯罪
楊傑凱：那麼，現在加州的犯罪狀況如何？
霍拉米：如果查看統計數字的話，統計數字表明犯罪率還可以——犯罪率沒有上升，看上去似乎，在某些地區的大部份地方幾乎是下降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研究統計數據，對其進行分析：統計數據顯示的是，在三藩市每天有8宗商店盜竊案；而一家商店的一名保安說，他在一天之內就在這家店裏看到了20宗入店行竊。而在三藩市有10,000家商店。
如果在整個三藩市每天只有8宗案件，就不會有14家沃爾格林（Walgreens）藥店關閉了。這告訴你，統計數字沒有反映現實。因此，就像於每天只有8宗入店偷竊案件一樣，隨著我們深入調查，我們被告知這（被統計的案件）可能是暴力案件。只有這種暴力案件才被報案。如果不是極端案件，可能不會被報案，因為不會有任何影響——你丟失的東西又找不回來，何必費事呢？
楊傑凱：另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是，有一種統計數字是無法偽造的。
霍拉米：是謀殺案（的統計數據）——謀殺率。我們意識到的是，謀殺率明顯提高了，在兩年內幾乎翻了一番。當有屍體時，你無法隱藏屍體，而且在幾乎百分之百的（這類）案件中，人們必須報警、上報謀殺案。這就是為甚麼說這些數字是可信的。根據我們與專家的談話，通常情況下，如果謀殺率上升，所有其它類型的犯罪也會上升。因此，從本質上講犯罪率在飆升，但統計數字和數據並沒有顯示這種上升。
楊傑凱：那麼，這種脫離現實的做法，是報案不足，還是故意為之？
霍拉米：有多方面因素。首先，不同部門提供不同的數據。一些地區檢察官的數據顯示犯罪率下降了，因為他們想證明他們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不同部門提供不同的數據，而有時他們不與對方分享數據，是有這方面的因素。
人們不想針對「小偷」去報案
還有一個因素是人們不去報案：如果有人撬了他們的車，他們就不想報警。因為報警又能怎樣呢？毫無結果，他們拿不回自己的東西，浪費時間而已。還有一個因素是你可能害怕報警的後果。所以你可能不想報警。如果你報警，你可能面臨犯罪份子的報復。如果你認識罪犯，如果他們認識你，你可能不想為此報警。因此，有多種原因導致數據不正確。
楊傑凱：加州是一個經常聽到「撤資警察」（Defund the Police，削減警察經費）的口號的地方。那麼，實際情況如何？其影響如何？
霍拉米：我認為在洛杉磯和三藩市等一些城市，確實出現了「撤資警察」。而結果是……這些地方幹的事情是，洛杉磯的許多政客和市長出來說警察都是殺人犯。他做了這樣的評論，又試圖改變以往的口風。他們削減了警察經費。在三藩市，他們確實削減了警察經費，拿走了一些資金，想把這些資金用於社區的其它方面。
根據我們的調查，根據我們的研究，我們在當地看到的情況是，許多警察變得士氣低落，因為削減警察經費不僅僅是經費問題。這關乎，哦，我們還要不要投入資源給警察部門呢？警察現在人手嚴重不足，因為維持治安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你必須處理各種類型的電話，每天一醒來就要處理社會上最瘋狂的事情，你必須處理，那是你的職責。
於是，三藩市的一些警官辭職了，很多人提前退休了。在洛杉磯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作為這場運動的結果，警察的尊嚴和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對他們工作的自豪感受到質疑。因此，所有這些部門現在很難招募到警察，都人手不足。這都是那場運動造成的。現在很多縣和市都意識到他們必須重新資助警察，因為「撤資警察」不是一個好主意。但是，從招聘方面來說，重新資助警察已經來不急了。他們仍然非常缺乏人手。
在加州生活不再感到安全
楊傑凱：西雅瑪克，你是如何對這一切產生興趣的？
霍拉米：我製作這部紀錄片的原因之一是我曾在墨西哥城生活過。在那裏，當你覺得不安全的時候，不要緊，有最善良的人（可求助）。在那裏，他們有最善良的人，但並不安全。當你沒有安全感的時候，你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圍繞著安全問題：你去哪裏？你開甚麼車？你走路，還是開車？你做甚麼？你的孩子在哪裏玩？你送他們去哪所學校？你必須時刻警惕：你今天會被綁架嗎？是否有人會拿著槍走到你面前，搶走你的車，搶走你的手錶？
所以這些都是你必須擔心的事情。而墨西哥城發生的事情，在加州正在發生著。我們正朝著那個方向走。我在墨西哥城的經歷讓我看到，我們正朝著那個方向走，我們不再感到安全。我們不能駕駛我們想要開的汽車，不能去我們想去的地方，我們不得不時刻提心吊膽。
在加州，從刑事司法系統發生的事情看，從已經完成的（司法）改革看，我們不是在應對犯罪因素。在墨西哥城，也是同樣的模式，那裏的人非常友善，但是犯罪份子不會承擔任何後果，因為政府腐敗。不幸的是，加州也在朝著同樣的方向發展。我們想向加州人展示正在發生的事情。
還有一個因素，大多數加州人不去分析他們投票支持的政策，不問這些政策是否有效，因為媒體沒有實際說明這些政策。很多人都知道犯罪率上升，但是他們並沒有真正把它與我們的政策聯繫起來看。但是他們知道，哦，現在很危險，我不能把東西留在我的車裏。或者，在洛杉磯，你去餐館吃飯時，必須小心選擇你去哪裏的餐館，你從哪個門出來，你開甚麼種類的車，是否有人跟著你回家。你必須要小心。
我們將繼續採訪霍拉米，他的紀錄片是《加州犯罪潮》，你在《Epoch TV》上就可以觀看。
楊傑凱：我們早些時候在線下交談時，你談到了一些事情，讓我非常感興趣，就是法律眾多反而可以在社會上造成更普遍的問責制缺乏的現象，不一定是對某一具體的犯罪行為缺乏追責，而是對各種犯罪行為缺乏追責。
霍拉米：是的，在加州我們有很多法律。每年，僅去年，我們這個州就有超過700項新法律。請記住，有縣級的，也有市級的。在洛杉磯縣我們有一項法律：如果顧客沒有要塑膠刀叉你就向他們分發，你可能會受到懲罰，如果你多次違規這樣做，就會被處以巨額罰款。問題在於，作為一個餐館老闆，你該如何控制這種情況？
你該如何確保你的員工不會把塑膠刀叉遞給顧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法律，很容易違反。問題在於，我們可能會形成不遵守法律的文化，因為人們很難遵守所有這些法律。與我以前居住過的國家相比，在美國，人們真的尊重法律，人們遵守法律，而在第三世界……
楊傑凱：相對來說吧。
在中國 有政府官員幫你擺脫法制亂局
霍拉米：對，對，都是遵紀守法的人。在第三世界國家，或我曾經生活過的國家，基本上都有法律，但是沒有人遵守，因為你有朋友在政府，他們可以包庇你。在某些情況下，在我住在中國期間，我見到的情況是，有些政府官員實際上幹的活兒就是幫你擺脫法律制度中的亂局。所以，從本質上講，你必須始終與他們保持關係，大肆賄賂，因為他們的權力很大。
不幸的是，從我收集到的訊息來看，加州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我們有很多法律，我們正在制定越來越多的法律，而其中一些法律是不可能被遵守的。我可以是一個非常好的餐館老闆，但是我從學校僱用的員工，也許其中一人心情不好，（不問顧客就給其）分發了塑膠刀叉。我告訴他不要這麼做，但是他還是這麼做了，也許分發給了10個顧客。我得為此支付巨額罰款嗎？那我該怎麼辦？我得認識在政府辦公室工作的人，管理此事的人。如果我和他們關係非常好，他們就不會對我強制執行。所以，這就是加州可能發生的事情。
楊傑凱：真是匪夷所思！你的基本意思是：制定了太多的法律、制定了這麼一大堆法律，實際上反而導致腐敗變得更加猖獗。就因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應對。真的匪夷所思！請給我講講你的背景吧。
霍拉米：我在伊朗長大，直到16歲。後來我在墨西哥城生活，然後來到美國，再後來我去了中國，幫助一個家族成員創辦了一個公司。所以，我在中國工作過，了解它的運作系統。我不得不經常與政府打交道。然後我創辦了公司，之後我就回美國了。我試圖建立一個對沖基金，在2008年的時候時機非常好，不幸的是沒有成功。後來我建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決定加入《大紀元》 這裏看到美國文化和制度運作
那以後，我決定加入《大紀元時報》，我在這裏看到了美國文化和美國制度的運作方式。我在很多公司內部看到了這一點：我們承認犯錯，但不害怕犯錯。我們談論錯誤，我們說我們很抱歉，然後我們可以糾正。在中國，這都是不會發生的。沒有人承認犯了錯，這種事你不會看到的。不幸的是，在加州政府，我們看到了我在中國看到的同樣的文化，即沒有人承認犯錯。
我們看到了一場大規模的詐騙案件。就業發展局（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EDD）——加州的EDD，在大流行期間給人們發放了200億美元的失業支票，甚至把它給了那些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總額達）200億美元。沒有人站出來說，「對不起，我們犯了一個錯誤，我們本來應該更好地管理這個部門。」沒有人這麼說，而這正是我們這個州正在失去的東西。美國這裏還存在其它價值觀，其中之一是意見和思想的多樣性。
我看到這是美國特有的價值觀，比如你去看一場足球比賽，你可以看到不同球隊的不同球迷，他們在交談，他們玩得很開心，他們在一起看比賽。再比如，在一個公司裏，高管們允許、尊重其它的意見，可以把它們擺到桌子上，進行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案。
在加州，我們只用一種思維方式來管理這個州。這是相當極端的。即使是民主黨人（內部），加州的大多數人是民主黨人，但在民主黨內部，只（能）有一種聲音，他們甚至不接受自己黨內的其它想法。我的意思是，這裏的民主黨人害怕質疑，害怕公開談論任何可能對其意識形態有負面影響的東西。他們害怕談論。
我還看到另一個因素。在企業界我注意到，我們非常注重行動，我們研究問題，我們解決問題，我們推動事業發展。不幸的是，在加州政府中，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的問題，比如無家可歸者、火災、缺水、乾旱、缺電。我們並沒有真正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只是設立一個又一個項目，一個又一個項目，沒有人採取行動，我們沒有採取任何認真行動。這非常類似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做法。
北京一年連60個晴天都沒有 政府沒有作為
我這裏有一個故事。我在中國時曾被邀請參加一個美國商會的活動。北京市市長也在場。有人問了他一個問題，他們（作為美國人）敢問這種問題，比如，「你們如何解決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市長把這個問題推給了他的負責空氣質量的官員，該負責官員站起來說：「北京（每年）有260個晴天，我們正在非常努力地工作，讓空氣變得更好。」與我同桌的人都笑了，因為我們都住在那裏。
我們知道在北京（一年到頭）連60個晴天都沒有，但是政府沒有任何作為。這也是加州政府現在的情況。當州政府官員討論無家可歸者等問題時，當他們想撥出150億美元或50億美元來為無家可歸者建造住房時，當他們站上台然後說，「這個項目運作得非常好」時，沒有人提出質疑。
所以我們在這個州搞了這個項目，要在洛杉磯為無家可歸者建造單間公寓，每個單間公寓12萬美元。市政府撥款1.2億美元，民眾支付了稅款來實現這一目標。每個單元的成本在60萬到80萬美元之間。
當洛杉磯市政府官員站在講台上說，「這是一個偉大的項目，它運作良好」時，報紙會進行報道，但是他們不會給你數據說明項目如何進行，在哪裏進行，建了多少房子，有多少無家可歸者受益於這個項目而不再露宿街頭。媒體沒有告訴人們這些，而人們信任媒體。而政府……
楊傑凱：鑒於你現在所看到的一切，你的紀錄片的記錄以及更多方面，你認為這一切將如何發展？
加州人正在發起一場運動 想要改變
霍拉米：一方面，我們剛剛在加州舉行了選舉，投票率非常低。這表明加州人還沒有，在某種程度上，大多數加州人還沒有到了想要改變或者挑戰這些政策的地步。但在另一方面，我們有一群加州人正在發起一場運動。
在三藩市，有一個罷免學校董事會成員的活動。在三藩市，有罷免地區檢察官（註：Chesa Boudin，他推出了一系列縱容罪犯的激進左派議程）的活動（成功了）。在洛杉磯，也有一個罷免地檢官（註：George Gascon，他推行激進的刑事司法政策）的行動，剛剛獲得（足夠啟動特殊罷免選舉的）簽名。
可見，參加這些運動的人們已經開始對現實感到厭倦和沮喪，想要作出改變。這些運動的有趣之處在於，其中很多罷免活動都是民主黨人主導的。
罷免學校董事會活動的發起人是民主黨人，是移民；罷免（三藩市）地檢官博徹思（Chesa Boudin）的發起人是民主黨人；洛杉磯的（地檢官）罷免則是由無黨派人士發起的。也就是說，在加州似乎有一群人開始厭倦了，實際上，他們可能啟動這種變化。
隨著事情不幸地變得更糟，人們看到了這些政策的結果，越來越多的加州人將會站出來，想要改變。畢竟這是個很棒的地方，氣候真的很好，這裏有很多企業家。也有很多人是推動者和風雲人物，他們成立公司、做實事、搞創新。當這些人受到影響時，他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離開加州，二是留下來，造就加州，或改變加州。
楊傑凱：鑒於你在完成製作這部紀錄片後所了解到的一切，你認為可以立即作出甚麼樣的良好的政策決定？
霍拉米：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我們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正變得情緒化，我們實際上採取了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處理問題。我們想進行刑事司法改革，但是根據我在當地收集的情況，我們實際上已經廢除了刑事司法系統。而我們必須做的是：我們必須恢復這些法律，恢復某種程度的控制。當我們看到這裏有一兩宗案件時，這裏或那裏有不公時，我們必須明白，有時會發生不公正的事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因為有人沒有受到良好的對待，我們就必須改變整個系統。
很多時候，當人們質疑警察部隊，或質疑刑事司法系統時，（要考慮到）有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這些組織中工作。你可以有幾個害群之馬，他們可以造成大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系統都是壞的。我生活在墨西哥城時，如果我在墨西哥城迷路了，我最不想問路的人是警察，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好是壞。其警察隊伍中存在大量腐敗現象。
犯了錯誤 必須追究責任
在美國，在我們這裏的警察隊伍中，在大多數情況下，99.999%的人是可以信任的。我們可以理所當然地認為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好。會有一些不公正的案件，但是我們不應該感情用事，不應因為這樣那樣的案件而改變我們建立的整個系統。我們應該嘗試弄清楚如何在內部修復它，或者嘗試如何更好地認識清楚這些案件，逐一糾正。
楊傑凱：所以，必須追究那些需要被追究責任的人的責任，他們要麼是犯了錯誤，要麼是參與了腐敗，等等，但是不需要進行徹底改造。
霍拉米：不需要進行徹底改造——廢除系統並創造新的系統，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才取得現在的成果。最重要的事是改變政策，同時改變政策制定者的心態。他們需要真正迅速地認識到，我們正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沒有（對犯罪行為的）追責。
你可以去偷任何你想要的東西，然後（大搖大擺地）走出商店，第二天再去偷。你可以去偷然後用錢去買毒品，再睡在街上，沒有人會去管教你。這樣不對！你應該換一種方式做事。因此，務必存在的機制是：作為一個社會，我們不應該容忍有人走進商店，拿了東西就走，這不是一個好的文化。
這對人們來說不是一件好事。做事不承擔任何後果，這對社會是不利的。起初，當時是（因不算重罪而）去偷900美元，現在盜竊金額變得越來越大。在洛杉磯，你會被人跟蹤回家，有人會搶你的車。如果我們對此不採取任何行動，這些犯罪份子就會感到越加放心，越加自信，越加大膽。我們走的路線讓偷竊變得越來越容易。而原因是我們想善待這群人，或者想善待那群人，可是我們正在失去整個社會。
楊傑凱：好，霍拉米，謝謝你接受本節目的採訪！
霍拉米：非常感謝你邀請我，楊！
楊傑凱：感謝大家觀看我對霍拉米的採訪，他的紀錄片名叫「加州犯罪潮」，現在就可以在《Epoch TV》上觀看。我是節目主持人楊傑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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