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她只有16歲,懷孕了,很害怕。
那是1972年。少女名叫克里斯蒂‧巴洛爾(Christine Ballor)。
現年67歲的巴洛爾仍然住在她的出生地──俄亥俄州的阿利安斯(Alliance)。她對記者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墮胎後的康復之路,並講述了目睹羅訴韋德案在整整50年後的歷史性顛覆的感受。
她的父母並不了解情況。由於缺乏指導,巴洛爾與當時的男友非婚懷孕,在恐懼的驅使下,她參觀了坎頓計劃生育協會(Canton Planned Parenthood),在那裏,她被告知她未出生的孩子只是一個「細胞塊」,就像一個「腫瘤」。
她現在為自己的愚蠢而後悔。
「回頭看,我想,我怎麼能相信這樣的說法?」她對記者說,「人們不是一次兩次這樣說,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現在他們不再公開說那麼多,因為有太多的科學證據反對這個說法,但是,私下裏,他們還在重複。」
抱著「沒有人會知道」的想法,她(像其他懷有恐懼的年輕女性一樣)計劃了一次逃跑。
16歲時越過州界在多布斯渡輪計劃生育協會墮胎
巴洛爾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她的男朋友。他說這完全是她的選擇。她覺得他不願承擔做父親的責任,但他支付了她的航班費用。她飛到紐約,在多布斯渡輪計劃生育協會(Dobbs Ferry Planned Parenthood)做了墮胎手術。當時,墮胎在俄亥俄州並不違法,但缺乏設施。
回想起來,青少年為墮胎而跨越州界的想法聽起來很瘋狂,甚至可能是犯罪。但計劃生育協會並不在乎。
「他們不在乎有年紀的人帶我跨州去墮胎」,她回憶道,「我當時16歲。我是未成年人。但他們不在乎。」
她上了飛機。在診所旅行車到達機場接巴洛爾時,她鬆了一口氣,因為車上還有其他5或10名出於同樣原因旅行的女性。她想像著她的男朋友在身後跟著她,懇求她不要這樣做。但當他們離開機場時,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我突然覺得自己和其他沉默、悲傷和絕望的女性一起沿著傳送帶移動」,她告訴「生活行動」(Live Action),「從那時起,我只是像機械人一樣在這個過程中移動,壓抑著任何想法和感受。回想起來,我真的不需要他們給我的鎮靜劑。我的心已經充滿了絕望。」
她描述說,多布斯診所是一個「巨大的機構」,「就像一個墮胎醫院」。她和其他人都沒有手術前應有的諮詢幫助。
「有人問,『你有甚麼問題嗎?』。但是,誰會問問題?」她說,「誰會說,『我不確定我是否想這樣做?』我這不是剛從俄亥俄州飛到這裏來嗎?」
巴洛爾試圖忘記那個冰冷無菌的房間裏的聲音和氣味。醫生告訴她,「放鬆一下,這不會花很長時間。」但事實並非如此。手術之後,她聽到候診室裏其他女人的哭聲。她自己的眼淚開始順著她的臉頰滾落。
「我一生中從未感到如此空虛和絕望」,她說,「我被欺騙了,我以為我的孩子只是一團肉。但我立刻擦了擦眼睛,咬緊牙關,告訴自己不要哭,因為這是我的選擇。沒有甚麼能把我的孩子帶回來。我發誓要假裝這從未發生過。所以,我走出了那個死亡和絕望的地方,就像我走進去一樣,就像一個機械人在運動。我長期生活在否認中。」
用她自己的話說,巴洛爾殺死了她的孩子。她馬上就意識到了。「我也從其他女性那裏聽說過這一點」,她說,「在你剛剛切除腫瘤後,你不會感到空虛。」她在情感上自閉了幾十年,並花了幾十年的時間來否認、壓制引誘她墮胎的惡魔。
陷入絕望之後找到信仰並治癒 成為反墮胎者
她說,在大學和她作為小學教師的職業生涯中,她尋求非婚戀關係,因為性濫交被社會接受,是「正常的事情」。「今天,更難考慮其後果。我們的身體是珍貴的,不能僅僅因為有人說他愛你,就毀棄它。」
在潛意識裏,她尋找冷酷無情和有虐待傾向的伴侶,以至於她的前未婚夫闖入她的公寓,用槍指著她,並強姦了她。出於內疚,她覺得自己「一文不值」,就好像她應該得到這種可怕的待遇。
「這就是我所走的道路,我濫用酒精和毒品」,她說道,「我仍然保持(表面上的)向外,我能夠開始教書……但沒有甚麼令人滿意的。我戴上了假面具,我是個好演員:『一切都很好。』」
她陷入了無邊的絕望。一手拿著一瓶龍舌蘭酒,一手拿著西科納爾酒,她祈禱道:「上帝,如果你存在,如果你認為我的生命還有價值,請幫幫我!」
接下來發生的是一個奇蹟。
「上帝的答案不是用言語刺穿了我的靈魂,而是以一種瞬間知道我被一種難以形容的、深不可測的愛的形式,這種愛似乎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告訴Live Action,「我感到被包裹在一種我無法形容的溫暖與和平中。是的,上帝愛我,我的生命有意義。我的父母沒有提供宗教教養,所以我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去尋找這位告訴我他愛我的上帝。」
對於巴洛爾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她描述了神聖的力量如何引導她走向反墮胎行動主義。首先在華盛頓特區(沒有人認識她),在那裏她參加了一場即興抗議,攜帶了一個標語牌,上面寫著「我後悔我的墮胎」。
巴洛爾皈依了天主教,加入了墮胎療癒計劃,並成為反墮胎的「生命捍衛者」,這些都是她在隨後幾年中在療癒道路上鋪下的磚塊。
一個活動家的角色形成了:作為教育者,她向女性傳授她十幾歲時所需要的真理。她在「生命行軍」(the March for Life)中擔任步行者,並作為「不再沉默,覺醒」(Silent No More Awareness)運動的發言人,在最高法院的台階上作證。
然後,在2022年6月24日,又出現了另一個奇蹟。
醞釀了50年的判決開啟了反墮胎的新篇章
最高法院駁回了羅訴韋德案——巴洛爾墮胎整整50年後。她「興高采烈」。
「那天我在計劃生育協會之外祈禱,我只是碰巧在那裏,那是我經常去計劃生育協會祈禱的日子。」她說,「我和我的禱告夥伴一起祈禱,然後我們的手機響了,我只是跪倒在地。」
「我哭了,我跪倒在地,開始禱告,為此感謝上帝。」
她承認,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決定只是一個開始。「但這是一份禮物。」
羅訴韋德案的終結推翻了在聯邦層面對墮胎的保護。合法性問題現在落入各個州和人民的手中。
現在,「鬥爭將在各州進行」,她說,現在的任務是改變人們的想法,同時抵禦聯邦支持墮胎的挑戰。
與像《簡的復仇》(Jane's Revenge)這樣的墮胎倡導者發起的破壞和令人不安的示威活動相反,巴洛爾的活動涉及教育,講述她的故事,並揭示墮胎的真正真相。
巴洛爾說,現在需要擴大用反墮胎健康中心取代墮胎設施的基礎工作。她把這歸功於誰?
「我們的懷孕中心數量超過了所有計劃生育協會和墮胎設施」,她補充說,「我真的相信上帝賦予反墮胎運動大好時機,特別是賦予懷孕健康中心一個真正建立起來的機會……這些中心會在墮胎成為非法後照顧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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