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5名理事，因發布「羊村系列」繪本，被控煽動。前天（7月18日）控方在區域法院結案陳詞。我看了相關報道，對「開新章」後的香港「法治」，又添幾分認識，而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對「煽動罪」的說明，亦令我大開眼界。
原來港府要告你甚麼「串謀刊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以下簡稱「煽動」），門檻不高。據伍淑娟說，控方（一）不必證明有人被煽動，也無需考慮受眾感受或想法；（二）不必證明被告具煽動意圖（seditious intention）；（三）只須證明涉案刊物具煽動意圖，以及（四）證明被告明知該刊物具此意圖，而仍然繼續刊印發布。
法官郭偉健——即那位曾經稱讚連儂牆斬人兇手「有高尚情操」的法官——要求控方伍淑娟澄清一些概念，伍於是舉了一個關於「檢控官」的例子：
「若於一個律師聚會稱讚某大狀是『明日之星』，並不會構成煽動；但若有網民批評法官和檢控官作『政治檢控』、『濫告無辜』，又威脅要襲擊他們，此時有人轉發訊息，並形容某大狀是『明日之星』，此話便具煽動意圖，可見語境可改變一句說話的意思。」
翻查香港刑法，「煽動意圖」有七項內容，包括「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等。若有人公然威脅襲擊檢控官，控告他「煽動」也許合理。但轉發訊息加一句「明日之星」也算煽動？入罪門檻之低，似乎比得上中國有些人「跟外媒談話」，即能被控「海外間諜」。
伍淑娟舉的例子，證明她連「目標」、「結果」也分不清。在她的例子中，有人寫「明日之星」，不必然代表他想表達「目標」，即「呼籲他人暗殺檢控官」，也可僅僅表示某些「結果」，即「該檢控官將成某些人的襲擊焦點」，或「該檢控官將會因為受人威脅，備受公眾關注」等。單憑「明日之星」四字，即使伴隨「威脅」訊息轉發，也不可能被證明具有「煽動意圖」。
話說回來，按照上述（一）至（四）的原則，若有人聲稱要襲擊檢控官（具煽動意圖），那麼就算你甚麼也不說，光是轉發，港府已可告你「煽動」了，對不對？伍淑娟所說的「明日之星」四字，根本多嚿魚。再細想一下，若有人轉發「煽動」訊息時，不寫「明日之星」，而寫「丟那星」、「我反對暴力」或「支持香港檢控官」……又是否不算「煽動」呢？
諸如此類的問題，多不勝數——歸根究底，就是「煽動」如何定義、由誰定義的問題。由於「煽動罪」往往跟人權抵觸，容易淪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很多文明國家若非廢除，就是大幅提高定罪門檻。
我去年評論「唐英傑案」的文章，已清楚指出：「在美國的煽動言論若要受法律懲罰，須先通過『布蘭登伯測試（Brandenburg test）』。法庭要定罪的話，要考慮下列三點：一、言論的意圖是甚麼？二、非法行為是否即將發生？三、非法行為是否有可能發生？三者若不成立，即使有人發表煽動言論，他的言論自由仍受第一修正案保護。」
香港不管是否有人能被煽動，也可入罪，但美國則要求控方證明，某些言論能導致「非法行為即將發生」才算煽動。識字的也看得懂，同樣名叫「煽動罪」，但兩地法律根本不能同日而語。
伍淑娟又引述英國和澳洲等案例，指「煽動罪」源於普通法，涵蓋範圍廣闊，包括所有破壞社會安寧、煽動人反政府的言行，是嚴重的反社會罪行，「可引發叛亂和內戰」云云。
其實上一次英國以煽動言論作檢控，已是1972年的事。當時有3人被指徵召人民到北愛爾蘭參軍，被控以「具煽動意圖的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言論」。結果串謀罪被撤銷，「煽動言論」罪成，判以緩刑。五十年前的英國，叫人參軍打仗也是「緩刑」，但在2022年香港，只是繪畫，也可未審先坐牢一年。伍淑娟憑甚麼把兩地司法相提並論？
2009年，英國更索性廢除了那條在香港借屍還魂的「煽動罪」。不妨趁此機會，重溫一下當時司法大臣Claire Ward所說的話：
「煽動叛亂、煽動性誹謗是隱秘費解（arcane）的罪行——它們源於已消逝的年代，其時言論自由不像今天那樣，被大家視為權利。」
「今天，我們都知道言論自由是民主試金石，要維護自由，每個人都必須有權批評國家。」
「本國這些過時罪行的存在，曾被別國用作保留類似法律的藉口，他們一直利用這些法律，落力打壓政治異見和限制新聞自由。」
「廢除這些罪行，可讓英國帶頭挑戰別國的類似法律，在那裏，這些法律是用來壓制言論自由的。」◇（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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