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鄭州村鎮銀行儲戶無法取錢的事件繼續發酵。7月10日有數千人上街抗爭，這個事件本身的金融危機是中共怎樣的政策背景下形成的呢？
問題的根本：中國所有金融機構都具政策性
旅美經濟學家Davy Jun Huang7月11日對大紀元分析表示，問題的根本是：中國所有金融機構都有強烈政策性，村鎮銀行不例外。
「中國大陸的銀行體系與目前主流的不同，分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與其他（其實就是泛金融機構，按照西方經濟應該屬於金融投資機構類別），雖然表面上嚴格意思的政策性銀行只有3家，其實是所有銀行和金融機構都具有強烈的政策性，接近於官僚機構或者行政事業單位。」
中共對地方金融機構疏於管理
Davy Jun Huang表示，本次的主角鄭州村鎮銀行，屬於商業銀行的全國1,633家村鎮銀行裏面。中國大陸1998年開始，大銀行採取集約經營方針，撤併縣級網點，退出中西部省份的縣域經濟，信貸資金向中心城市、向優質客戶、向建設項目集中。縣域金融出現了真空，在此背景下，中國大陸的監管部門放開鄉鎮金融開辦，村鎮銀行設立的宗旨就是所謂「農民銀行」，城鎮銀行被賦予「立足地方、服務村鎮」的市場定位。
他說，相對來說，村鎮銀行是在中國銀行體系的監管中比較獨立分散的存在，當然也是北京的監管之下，但是由於屬於地區末端，業務量較少而零碎，相對監管上比較松。
而說到這些銀行信用問題，國有銀行一般有國家背書，央行管理特別嚴格，12家股份銀行雖然也叫「股份公司」，但是其實基本都是國有控制。只有各地的城市商業銀行與村鎮銀行，涉及面主要是地方層面。這些銀行就是以「地方層面」作為信用的背書，國家層面就沒有對國有銀行那麼「上心負責」。
Davy Jun Huang表示，中國大陸的地方層面銀行（金融機構），歸根到底就是中共特有的政策性的信用體系，並非國際主流的商業信譽、國家信用、商業擔保等。它都是基於政策（行政）力量實現，並非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運行邏輯，當然，對於國有大型銀行，北京還是儘量維持正常信用體系的健全與健康。
他表示，地方金融機構的管理水平日常營運水平大不如中國國有銀行，但中國大型銀行與國際主流專業銀行差距也是不少。地方金融機構處於底層與非發達地區為主，「山高皇帝遠」，而且近年通過所謂「互聯網金融」悄然把業務進行跨地區發展，導致管理水平、監控程度與快速發展的業務的嚴重不匹配。
中共吹噓的互聯網金融結惡果
Davy Jun Huang據他研究資料和基於對體制的熟悉，分析鄭州村鎮銀行的事件，認為直接與互聯網金融有關。
他說，村鎮銀行本來「吸收存款」能力就很低，前些年碰上所謂「互聯網金融」野蠻生長時代，在所謂「理財產品」洗腦形式宣傳下，監管與管理水平沒有跟上。互聯網企業嗅到機會與這些中小銀行合作，通過互聯網打破地區限制吸收存款，於是各大金融「攜客」也蜂擁而來。
但是各方利益瓜分完這些「拉客存款」分成後，問題來了。因為存款利息是要支付，這些銀行必然把錢儘量貸款出去才可運行下去，那麼必然導致管理水平與管理財富規模不匹配的問題，導致貸款質量問題。
而另一些資金，相當大是支持了當地，購買了地方債券或者貸款給對方融資企業。而這些資金如果不及時歸還或者出現問題，就會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尤其是近年疫情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碰上，導致這種銀行無法兌付。
「整體看，這些銀行爆煲事件，其實是大概6-8年前大吹甚麼互聯網+、互聯網無所不能、互聯網大金融的結果罷了。這些年已經陸陸續續爆出，相信還有在後面。」Davy Jun Huang說。
行政過度干預市場
Davy Jun Huang還表示，村鎮銀行出問題，也是行政過度干預市場的結果，一個「新方向」出現，也沒有考慮正式嚴謹調研，就一窩蜂大躍進，出現風險是情理之中了。
據多家大陸媒體調查，涉及這次村鎮銀行存款爆煲的村鎮銀行，至少包括河南的四家及安徽的兩家家村鎮銀行：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鎮銀行、上蔡惠民村鎮銀行、柘城黃淮村鎮銀行和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安徽固鎮新淮河村鎮銀行、安徽歙縣新淮河村鎮銀行，涉及到儲戶幾十萬，存款約4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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