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良懋談香港電影：中共懼文藝創作傳真相

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當天，一部榮獲加拿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大獎的香港電影《憂鬱之島》與溫哥華觀眾見面了，然而這個「東方明珠變成憂鬱之島」的故事並不喜慶。資深媒體人何良懋認為，遭中共不斷打壓的香港電影前景不容樂觀。

香港今非昔比生存空間收窄

何良懋認為，香港在九七之後不斷向後走，出現了「大躍退」。經過2003年的23條立法、2012年的教育思想「大躍退」、2019年在司法方面要用逃犯條例將香港拽回中共那個體系的「大躍退」失敗後，中共使出了「霹靂巨招」——《港區國安法》，凌駕與香港普通法，全面取代香港現行的法律。

國安法實施兩年，結果是掐死香港的活力，導致外資急於撤退。現在香港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判斷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堅尼系數越大，年收入分配越不平均。）是0.53。香港的貧富懸殊跌回1977年，比九七前還差。

去年年底香港「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的立法會選舉，不同的政見人士連入閘的機會都沒有。已經很溫和的泛民，稍微有點行動的，就已經被送進了監獄，很多甚至未審先囚超過一年。

何良懋表示， 2020年7月開始實施「港版國安法」之後，同時也修改了香港的電檢條例，在裏面加了國安的因素。強行用國安法這些法西斯加上納粹式的法例將香港降伏，其實某種程度上是針對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政治大報復。

他談到：「都不要看電影了，我們先看香港電台製作的紀錄片，包括『鏗鏘集』，以至一些時事幽默的節目，例如『頭條新聞』。這些全部都是九七之後香港政府拍的，現已被香港政府取消，甚至連檔案的作品都下架。這個顯示中共在國安法的時代，對香港的創作自由是絕不留情的。」

所以在海外得獎的作品，包括2022年上半年在北美甚至很多地方放映的《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在香港也成了禁片。

《憂鬱之島》劇照（《憂鬱之島》製片方提供）

沒有言論自由何來創作自由

何良懋指出，現在香港社會各方面是黨委治港不是港人治港。現在學校使用的通識科，明年就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還要改寫香港教科書的內容，進而向學生灌輸共產黨的史觀。現在香港的學生在學校唱那些紅歌，那是蘇聯式的。真是難保香港未來真的會出現香港樣板戲。

香港電影《十年》是在「佔中」之後產生的，還得到金像獎。不需要十年，裏面那些顯示香港被中共專制壓制的片段、畫面，以及一些社會的實況，已經「陸續生效」。

何良懋認為，中共現在「君臨天下」。「港版國安法」不但扼殺了香港的創作自由、政治自由、公民自由，是把香港所有的自由都扼殺了；而沒有自由，創作不可能出現。所以香港的電影文化怎麼可能會有活力，電影創作哪會有明天呢？所以香港電影在香港不可能在中共這樣一個專政獨裁的體制下有任何生機。因為只會出現一些中共主旋律的作品，這些不是電影作品，而是宣傳的工具。

何良懋指出，不只電影，文學藝術也只能夠風花雪月，一但涉及到社會政治題材就「行人止步！」

他舉了一個最近發生的例子：你看張學友，最不「政治」的了，但是，香港「回歸」25年，中共的官媒幫他拍了段短片，就是因為沒提到『回歸』、沒提到『祖國』，再加上他又說了『香港加油』，就被封殺，就被中國大陸那些小粉紅全面圍剿。張學友不明白為甚麼可以說「武漢加油」、「上海加油」，卻不可以說「香港加油」；為甚麼因為有些人穿了黃色、穿了黑色，我們就不能用這些顏色。

何良懋問道，1997年生效的這個「一國兩制」《中英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的。可是現在中共不買帳。中共不承擔向國際承諾的義務，說了不算數，香港又怎麼可能有自由創作的環境？

何良懋提到，現在在大溫地區列治文市由香港政府搞了一個有關香港的「超越界限」的展覽，是一個「說好香港故事」的展覽。全部都不涉任何政治議題，是完全把香港塑造成了一個與世無爭，好像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六四燭光集會、沒有發生過反送中事件、沒發生過反23條。全部都被消音。結果就被這裏支持香港抗爭運動的青年人和一些市民去踩場，放牌在它那個導言那裏：「沒有自由何來創作？」這八個字正正說出了香港現在的電影和文化藝術的狀況。

他借用剛剛去世的倪匡的話：沒有了言論自由，這個社會甚麼也不是，其他自由全部都會死。在香港言論自由是諸自由之母。

何良懋認為，香港電影創作就是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最重要的一個行業。但是現在紀錄片也不讓拍，講香港實況的東西又敏感。就算在局部放映的《香港本色》，如果去申請放映，估計也難逃香港電檢制度的剪刀。所以，「現在香港的作品只能在香港以外放映，是不是很諷刺？」

香港前景黯淡但留守電影人勇氣可嘉

何良懋談到，剛剛看過的《憂鬱之島》，僅僅上半年就在參加了4次不同地區的國際影展，也拿了三個獎，得到一些電影節的觀眾和主辦單位的讚賞。但是他們也不嘗試在短期內在香港申請放映，因為知道是白費力氣。其實《憂鬱之島》比起《時代革命》要輕微得很多。

《時代革命》就是記錄2019年到2020年，基本上是一年半香港的抗爭運動的街頭實錄。《憂鬱之島》用導演的話法是一部「偽紀錄片」，因為它有劇情、有重組的部份，也有真正的實錄及記錄的成份。以往叫做紀實片（Docudrama），就是用電影電視那種方式，帶出信息。

《憂鬱之島》是用三組主人公的遭遇帶出香港怎麼會變成憂鬱之島，他們憂鬱些甚麼呢？涵蓋了六七暴動、八九民運、2019的社會抗爭，也帶出了香港曾經是一個自由的地方，是一個令大陸一些在中共水深火熱的統治下追求自由者的天堂。但是它憂鬱的DNA竟然一代一代這樣傳下去。文革的時候要逃難，八九民運要逃難，到九七前要逃離香港，2019之後繼續逃。香港是一個出逃的城市，從來沒有停過，就是因為中共。

對於現在還有一批年輕的香港電影人，像《憂鬱之島》這個導演，還留在香港；《時代革命》的導演周冠威都還留在香港，他們還想堅持在那裏進行一些創作。何良懋認為他們「勇氣可嘉」！

何良懋很欣賞他們戰到一兵一卒的專業態度，但是對他們的安危實在是很擔心。他表示：「我說他們勇氣可嘉！是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去嘗試那個觸碰的紅色底線。但是，以中共這種殘酷政權要將這些敢於觸碰紅色底線的人投入監獄是易如反掌。」「他們要守住『我城』這片土地, 繼續尋找他們的作品的生命力，這個我很理解，只不過碰著中共這種非人的政權，值不值得用我們有限的生命，去交換這個政權給你的一些殘羹剩飯？」「長期來說，是無可為的。」

他覺得，他們可能只能夠在香港獲得一些拍攝的片段，然後運到外國去做後期製作，然後就像《憂鬱之島》那樣在外國放映，或者在網絡上放映。這也不失為一個創作方法。但是，用這些這麼傑出的電影人，以他們這麼高昂的的個人成本去達成是有相當大的風險的。而要做一些作品在香港能夠流通，機會是零。

辛辛苦苦用巨資拍攝的影片，一送電檢就「不准公映」，就血本無歸。到時還有甚麼人願意投資去拍攝如此高風險的電影？而且電影人還有被抓的風險，說不定還會包括整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