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作「今年香港最被低估的紀錄片」的獲獎影片《憂鬱之島》,在溫哥華國際電影節主辦機構(VIFF)的安排下,在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之際與溫哥華觀眾見面了。影片表達了甚麼?只有進場的觀眾才能真切感受。影片聯合監製蔡廉明(Andrew Choi)在溫哥華放映期間就影片接受了大紀元記者的採訪。

多倫多首映獲大獎 溫哥華加到12場

《憂鬱之島》由《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執導,《地厚天高》、《亂世備忘》監製任硯聰和《十年》監製蔡廉明聯合監製。

據蔡廉明監製介紹,《憂鬱之島》是今年4月在多倫多的國際紀錄片電影節HotDocs做了首映,並在加拿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榮獲「最佳國際紀錄片大獎」。

這次來溫哥華放映,其實不算是溫哥華國際電影節的參賽電影。電影節平時是在9月份,但主辦機構溫哥華電影節電影中心(VIFF Centre),全年都會挑選一些好的電影來放映。所以這不是一個正式的上映,而是一個特別放映。在溫哥華的首場放映就有近百觀眾捧場。其實這次最初是安排5場的,後來才知道主辦機構加到12場了,就是從7月1日一直演到13日。

《憂鬱之島》海報。(《憂鬱之島》製片方提供)
《憂鬱之島》海報。(《憂鬱之島》製片方提供)

巡影展開 最想香港的電影在港上映

蔡廉明表示,因為這是關於香港的電影,其實最主要、也都是很想香港人能夠看到。

但是因為《港區國安法》和現在這種情況,所以《憂鬱之島》都未必會嘗試在香港劇院上映,但是希望之後可以以網絡、或者一些不同的方式與香港觀眾見面。

蔡廉明談到,以前一部香港電影可能主要都是在香港本土上映,但是現在發現,原來放映電影是全世界的。現在是希望以海外作為主要的放映地,海外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放映地,是一個很重要的渠道。有香港人、有華人的地方,也都是一個放映的地方。因為移民潮過來,一定是有幫助的。之前在海外推廣的很多電影,其實反映都很好。

據蔡廉明介紹,現在也都是很初步的,主要是北美洲,接下來會在歐洲不同的地方做很多的放映。

《憂鬱之島》本月將在北美國不同的地方,包括即將放映的西雅圖、三藩市、紐約等城市,都會陸續特別放映。也可能再有機會在加拿大不同的城市一些電影院、一些社區放映、包場放映。

七月份《憂鬱之島》會在日本正式上映,因為影片有日本的投資者和眾籌(crowdfunding)支持者。

圖為《憂鬱之島》監製蔡廉明。(楊欣文/大紀元)
圖為《憂鬱之島》監製蔡廉明。(楊欣文/大紀元)

電影表達了港人對香港問題的思考

蔡廉明介紹,陳梓桓導演在2017年的時候就開始有想法去製作這部電影。其實5年前,當時香港的氣氛跟現在是完全不同的。可能是經歷了雨傘運動,之後消沉了一段時間。

當時,導演在完成上一套紀錄片影《亂世備忘》之後,就開始想是否可以做一些關於香港不同的歷史、特別是社會事件的紀錄片。所以最開始的時候構思了:六七暴動、包括70年代大陸逃港潮、八九民運的三位人物。透過他們在當年所經歷的事情,直到經過幾十年後今天的變化,表現他們是怎麼看香港,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他們的身份。他覺得導演最初是想探討一個關於香港的身份、香港自己是甚麼的主題。

後來製作到2019年,發生了反送中運動。蔡廉明很記得,當時導演覺得發生了這麼大一件關於香港的社會事件,是一定要做一些記錄的。但是因為這次這套電影,基本上是橫跨50年,涉及到的時間和人物都挺多的,當時還沒有很具體的方法,就是怎麼樣去把它擺進電影、放進原來那三條歷史線索裏面。

後來導演就用了這樣一個方式,包括是一些戲劇的重演,包括找了一些有參與2019年運動的年輕人來做演員,也都帶出了2019年發生的事情。當然,對反送中的事情表現得未必是很詳細的。

關於影片想表達甚麼,蔡廉明表示,這部電影並不是要很詳細地重述這三四個事件,反而是要突出那些個人物在當中的一些記憶、回憶,一些平凡事。而最後帶出的都是一個:究竟香港是甚麼?我們的身份是甚麼?這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主題。

他覺得要帶出的另一個信息就是,通過歷史再去看,就像一面鏡子那樣去看今天的香港、甚至乎再想像未來的香港會是怎麼樣的。

香港紀錄片的崛起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對於最近在本地看到的這些影響比較大的香港電影,主要都是紀錄片的現象,蔡廉明是這樣看的:「我覺得這跟2019年發生的事情是有關係的。其實2019年之後很多人去記錄這件事情。當然,已經出來的有幾部,大家都很留意。其實不但是紀錄片,還有像《少年》這些劇情片,也都有一些短片都是關於這件社會事件的。其實都有一定的不同種類的製作。但是我想對於紀錄片來說,都是挺好的。因為以往香港的紀錄片一般觀眾不會很留意,通常是遊戲劇情片為主。所以如果有紀錄片是大家都關心、關注的,我覺得是好事。」

蔡廉明表示,其實拍電影時,有時未必會想到那麼遠,要怎麼去影響人。都是想講、記錄關於香港的故事、事件。當然他自己覺得這套電影是有一個空間讓人去思考。

他覺得最重要的是電影引發人們去反思。「比如我剛才所說的,香港人再去看香港人自己的身份。就算離開了香港、或是在香港,大家還是要去面對。因為香港已經變了。留下來的人都要想:在香港究竟我是一個甚麼樣的人、怎麼去面對我的香港;又或是有些甚麼去堅持。離開了的人一樣可以為香港去做一些事情,為香港繼續去保存、守護一些東西。所以我想對於不同的人都是一個問題。對於每個觀眾,每個人去看,他自己是怎麼樣去看香港和他自己的身份。」

過去這兩年的移民潮、很多離港潮,蔡廉明覺得光是這一點就已經很有趣了。

令他感慨的是,其實不同人,不只是抗爭者、或者是上一代,這一次進場的有很多都是年紀大一些的觀眾,他們看完都會感同身受。這部電影講上一代是因為文革所以要逃難來香港。到今天輪到下一代的時候,好像又要再走回那條路、又要移民。每個香港的觀眾都有機會去思考究竟他們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是甚麼。

當然這部影片的另一個意義就是,當時能夠記錄下香港的一些事件,而現在就未必那麼容易去拍攝、去記錄。「五年、十年之後再看,我覺得都是會有一定的意義。就是去保存一些香港的歷史。」

新一代香港電影人對理想的追求與堅守

《憂鬱之島》首演後的Q&A環節,現場監製蔡廉明和導演陳梓桓通過連線,與觀眾互動。(楊欣文/大紀元)
《憂鬱之島》首演後的Q&A環節,現場監製蔡廉明和導演陳梓桓通過連線,與觀眾互動。(楊欣文/大紀元)

記者注意到,與以前很不相同的是,現在拍攝這一類電影的很多都是年輕的、新的導演。蔡廉明表示,這同香港這近十年八年的發展是有關的。

蔡廉明認為,上一代的電影人、導演,好像就是以拍攝主流、商業電影為主,後來一些人也都北上去拍片。這個現象之前也都有很多人在討論的。近六七年以來,本土的年輕導演是多了。原因可能是:一來是很多的大專院校開設了與電影相關的科目,很多年輕人就能夠修讀電影,然後有機會參與製作;二來是也有很多做短片的渠道等,於是多了很多這樣的新電影人。

蔡廉明表示,其實香港真的是有一群很出色的、未必很多人認識到的年輕導演。這些年輕的電影人對於社會事件的觸角是比較敏銳的,他們願意去講一些關於香港的故事、記錄一些關於香港的故事。最近很多電影也好、電視製作也好、紀錄片也好,都有很多年輕的導演,他覺得對於香港電影是一個好的現象。這與香港電影的創作前景也會有關係的。

在溫哥華首日放映的答問環節裏,很多觀眾關心留在香港的導演的安全。蔡廉明也有同感。他認為《港區國安法》實施以後,或者是新的電檢條例之下,對於做電影創作的人,大家一定會小心點。最近也發生了一些事件,就是有些影片都過不了電檢。但是很多事情不是能預算的,那條紅線在哪裏是不告訴你的。

從這一年多來參加各種電影展的香港電影來看,蔡廉明相信,其實很多香港的年輕導演,都願意去表達關於香港這段時間裏的經歷,特別是2019年之後那種離散、那很多的情緒。不是只有少部份人繼續去堅持,是很多人都繼續去堅持一些創作。作為導演、作為創作人,他們會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去表達、去創作。

蔡廉明覺得,縱然現在香港那個外在客觀的環境變化了,各種限制多了,一定要抱有希望。無論是不是電影人,就算是在香港的人、離開香港的人,都要有一種希望,抱著一種不放棄的(決心)。他相信,就算生存都很困難,但是你抱著一種信念、抱著一種希望,自然是有空間去做多一些事情。

蔡廉明談到有一次跟導演溝通,覺得其實導演對於香港的創作前景是很樂觀的,覺得一定有人會繼續去製作、去拍攝關於香港的故事,雖然外在的情況可能都不是最理想的。而蔡廉明自己就覺得要繼續觀察下去,大家都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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