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拜登政府正在考慮縮減對華關稅，但中共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廣而言之，中共的國際經濟處境），已深度惡化，處於重置過程中。這個潮流相當強勁，且看如下四件事。
其一，經濟版「第5條」構想
6月9日，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和前美國駐北約大使達爾德（Ivo Daalder）共同撰文提出，建立一個經濟版的「第5條」（Article 5）共同防禦承諾的計劃。北約第5條載明，對一個盟邦的軍事攻擊將被認定為對全體盟邦的攻擊；經濟版「第5條」則在民主國家經濟領域上，產生與北約在安全領域上相同的嚇阻與團結效果，更有效地反擊中共、俄羅斯等對民主國家的經濟脅迫。「現在是時候告訴這些霸凌者，如果戳我們當中一人的眼睛，我們全體將戳回去。」
經濟版「第5條」構想，將在6月26日至28日的G7峰會（德國巴伐利亞）、29至30日的北約峰會（西班牙馬德里）期間討論，而北約峰會屆時亦將推出戰略新概念。美國是北約的領頭羊，如果在美國的主導下，經濟版「第5條」構想能夠成型與推行，那麼中共再想搞經濟霸凌，面對的可能就是銅牆鐵壁了。
其二，美國建立海外投資審查機制取得重大進展
6月13日，橫跨兩黨的4名國會議員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宣布就美國海外投資政策達成立法共識，並將其納入龐大的《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的兩黨兩院協商程序；稱建立海外投資審查機制是國會努力確保美國重要行業供應鏈不被中共等問題政權控制的一項關鍵措施。根據這項草案，美國公司在向海外輸出對國家經濟和安全至關重要的工業技術和生產能力前必須事先向聯邦政府部門報告；政府可以運用現有的授權禁止相關海外投資，或要求公司採取降低風險的措施。據信，拜登政府原則上支持這項立法背後的精神。
中共視《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為大敵，以至於拜登公開點名說：現在中國共產黨正在游說，要讓這個能讓美國與中國（中共）競爭的法案無法通過。不過，納入海外投資審查機制的《跨黨派創新與競爭法》在國會通過，將只是時間遲早的事。
其三，美國力推「印太經濟框架」，加速全球產業鏈重組，重點轉向IPEF成員國
5月23日，拜登在其任職總統後的首次亞太行中，正式啟動排除中共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首批13個創始成員國，佔全球GDP的40%。雖然出於國內政治考慮，拜登政府避開了「降低關稅、開放美國市場」這個領域，但為IPEF提供了另一個推動力：以蘋果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重組過程中，IPEF成員將是首選。（關於IPEF對中共的更多影響，請參看筆者《「印太經濟框架」是中共的深憂》一文。）
蘋果目前是美國市值最大的公司，在中國有巨大投資，並帶動了中國智能手機行業的崛起。但是，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蘋果公司已經告知一些供應商，由於中共政府實施嚴格的防疫政策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今後希望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提高產能，印度與越南的角色尤其受到矚目。《日經亞洲》（Nikkei Asia）報道，這是蘋果首次將iPad的部份生產活動從中國轉移至越南。
對此，5月31日，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表示，「當美國公司考慮要離開中國，或停止在中國的進一步擴張，他們會更傾向選擇在印太經濟框架的成員國。」「我可以保證，IPEF成員國會是美國企業（設廠投資）的首選。」
雷蒙多說，IPEF成員國代表著更透明的商業環境、更高的勞工及環保標準，「我可以告訴你，在過去的一年半里，我與美國製造商有無數的對話……他們有些人希望在五年內完全撤出中國，有些說他們想停止在中國的擴張。在是否加倍（投資）在中國製造這個議題上，美國製造業者正三思而後行。」的確，許多美國企業也都對這個框架表示歡迎。5月31日在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的線上研討會中，四位分別來自美國電子、汽車、運輸、能源領域的產業代表都對IPEF表示期待，並特別關注供應鏈的討論。
事實上，近年來越南已成為中共的主要競爭者之一。據越通社報道，從2015年至2020年，僅南韓和日本對越南製造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資金達3760億美元。有媒體甚至稱，越南已成為全球各科技公司首選製造目的地。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且放大，中共的國際經濟處境可想而知。
其四，億萬富翁科斯拉：美國和中國將發動一場為期20年的「技術經濟戰爭」，不會投資中國
矽谷風險投資家維諾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是印度移民，因對美國技術的成功投資成為億萬富翁。他在6月14日播出的彭博電視專訪節目中預測，美國將很快與中共打一場持續20年的「技術經濟戰爭」。這場衝突將使每個國家價值體系所塑造的企業——一個受民主啟發，另一個受共產主義啟發——相互對抗；而科技投資者在決定哪個國家的公司將取得成功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科斯拉說，「我對風險投資在使美國經濟具有競爭力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感到特別自豪。實際上，我認為愛國主義最重要的部份是發展美國技術。」對比中共與印度，他說：「與印度，我們將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因為這是對投資價值的信仰——民主投資價值，而不是中國（中共）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並明確表示，「我們不會在中國投資，因為美國公司在中國（中共）很難取勝。」
科斯拉的立場和態度對中共不啻是一記重錘。中共已與美國開打高科技爭霸戰。中共業已認識到，沒有資本市場，高科技產業是難以發展的（資料顯示，中國科創板上市企業，超80%企業背後有VC/PE的支持）；但中國的資本市場，長期投資卻資金不足，因此中共渴求海外私募基金（PE）、風險投資基金（VC）能夠大規模湧入，湧入高端製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科斯拉給做美夢的中共澆了一盆冷水。
順便說一下，美國並非孤例，其它國家也有類似動向，僅舉一個例子：德國政府首次以人權為由，拒絕福士汽車在華業務續保請求。5月27日，德國經濟部長披露，「一家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開展活動的公司想延長（公共）投資擔保」，「我們沒有批准」。投資擔保是德國特有的政策工具：政府為鼓勵本國企業投資發展中國家，開放企業申請投資擔保，由政府分攤可能的政治風險。大眾是德國第一大汽車製造商，不過對中國高度依賴，在中國擁有40個生產據點（包括大眾與上汽集團在新疆的合資工廠），中國市場佔集團總銷量的比例高達四成。遭此拒絕，大眾必須獨自承擔30億歐元的投資風險。德國政府首次拒絕支持在中國的投資，顯示德國政府正鼓勵企業從中國轉移到其它市場。德國《明鏡周刊》說這堪稱是德國對華政策的分水嶺。《華爾街日報》則稱「這標誌著一個在國際關係中長期將貿易置於政治之上的國家出現了轉變」。
結語
美中現在處於極度的「戰略競爭」。對美而言，戰略利益大於經濟利益。而即使就經濟本身而言，經濟也從過去中美關係的「壓倉石」變成了現在的「導火線」。也就是說，美中經濟關係也從過去的互補型，正在演變為競爭型。因此，即使仍有美國商界領袖主張修補對華關係（如保險公司安達行政總裁Evan Greenberg），中美經濟關係也回不到過去了。
本文所舉的近期5個事例表明，從應對中共經濟霸凌（經濟版「第五條」）到針對性的全球產業鏈重組（IPEF重點推動），從美國對華風險投資到美國政府建立海外投資審查機制，中美經濟關係的新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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