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透過視像會議跟英國國會連線，成為史上首位在英國下議院演說的外國領袖。現場座無虛席，英國政要都來了，有官員甚至得坐在階梯或靠着欄杆聆聽。這場歷史性演講結束後，全場起立鼓掌，英媒更將之比擬為邱吉爾的演說。
澤連斯基的演說不長，約10分鐘，言簡意賅，還援引莎翁與邱吉爾名句，英國人聽來，自然特別容易被打動。他先講述過去13日，俄羅斯如何炮擊醫院、教堂和平民，殺死超過50名兒童，罪行滔天；又講述烏克蘭舉國上下如何負隅頑抗，保衛家園，令俄軍傷亡慘重，萬兵喪命。反覆強調的重點，是烏克蘭人絕不投降。
在表明了烏克蘭決一死戰的意志後，澤連斯基針對他的英國聽眾，接連引用了兩段在英國家傳戶曉的話，首先是莎劇Hamlet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e question for us now is to be or not to be. You know this Shakespearean question well. Thirteen days ago, this question could have been asked but now I can give you a definitive answer. It's definitely yes, to be.（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存在抑或死亡」，大家都知道這條莎士比亞問題。十三天前，你還可以這樣問，但現在我可斬釘截鐵回答你：要存在。）
To be or not to be，其實很難中譯，因為那「be」字不僅指「生存」，也涉及「是誰」的問題。如果純粹為了活命，烏克蘭人在Day 1投降不就一了百了嗎？烏克蘭人知道要付出龐大代價，包括痛失至親，也決心要打這場仗，就是因為「所欲有甚於生者」——即烏克蘭人的身份和尊嚴。
澤連斯基以莎翁金句明志後，復引用邱吉爾的著名演說，勾起英人對二戰的集體回憶，希望鼓動他們進一步相助，共抗邪惡：And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the words that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already heard, which are important again. We will not give up and we will not lose.（但願你們記起那些英國人早已聽過的話，那些話再次顯得重要。 我們不會放棄，我們不會輸。）
We will fight until the end, at sea, in the air. We will continue fighting for our land, whatever the cost. We will fight in the forests, in the fields, on the shores, in the streets.（我們將戰鬥到底，在海上，在空中。我們將繼續為國土而戰，不惜一切。我們將在森林，在田野，在海岸，在街道上戰鬥。）
以上一段話，呼應了邱吉爾1940年6月4日在下議院發表的「我們將在沙灘上戰鬥」（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的經典演講。邱吉爾表明絕不與虎謀皮，必須與納粹德軍戰鬥到底，並重申勝利即使如何遙遠和艱難，最終仍會來臨。那演說最廣為人知的一節，正是澤連斯基今日所講的那段。
邱吉爾那段話為何那麼震撼人心呢？讓我們看看其中幾句精華：We shall go on to the end. We shall fight in France, we shall fight on the seas and oceans, we shall fight with growing confidence and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air, 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我們將堅持到底。我們將在法國戰鬥，我們將在海洋戰鬥，我們將信心日堅，力量日強，在空中戰鬥，我們將保衛這個島國，不惜一切。我們將在海灘上戰鬥，我們將在着陸地上戰鬥，我們將在田野和街道上戰鬥，我們將在山丘上戰鬥；我們永不投降 [...]）
這段氣勢磅礴的講辭之所以那樣成功，除了刻意重複「We shall⋯」句式，以表達堅定的意志外，還有一較少人留意到的因素：邱吉爾選取的字，九成以上根源於「盎格魯-撒克遜語」（Anglo-Saxon），即「古英語」，而非以法語或拉丁語為源頭的字詞。
這個選字原則，並非為了彰顯本國民族優越性，而是因為由「古英語」衍生的字，都以單音節居多，短促有勁，易入人心。以上述一段為例，關鍵的「we shall fight」三字固然都來自古英語，而全段話不屬於盎格魯-撒克遜語的，原來只有五字——ocean、confidence、air、defend 和surrender。
特別留意最後「surrender」這個三音節字，若改成古英語系列的「give up」（像澤連斯基演說的英譯那樣），節奏就會顯得急促，少了一種審慎周慮的重量。可見邱吉爾的英語演說，的確字斟句酌，語文根柢淺一點都辦不到。
戰爭，除了是真槍實彈之戰，其實也是語言文化之戰。不要忘記普京入侵烏克蘭，其中一個他拋出來的理由就是：烏克蘭境內說俄語的族群正被「滅絕」，所以他要挺身而出拯救這些人。
澤連斯基的演說能力也許不如邱吉爾，但他面對邪惡勢力的勇氣、鬥志和決心，必然光耀青史，與昔日英雄互相輝映。◇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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