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香港依然延續著夏天的悶熱。一大早，陸耀輝從元朗的家出發，坐火車到達紅勘車站。她背著鼓鼓囊囊的粉紅色背囊，肩頭跨著一個大喇叭擴音器，一手拿小風扇、一手持盲人手杖，緩緩地向前行走去……
反送中運動由6月9日持續至今，失明的她一直在黑暗中緊隨抗爭者的腳步，足跡涉及香港大大小小的抗爭現場。她結識了很多朋友，但沒人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只稱她Joy、陸小姐、雞批。
「哪裏是前線？」她問旁人。她不知道自己身處的確切位置，也不知道周圍到底有多少人，只是憑腳踩著的磚路估摸自己走在行人道上。大多數時候，她只能憑藉手機的智能機械人和旁人提醒，來確認自己所處位置，憑藉氣味和聲音來辨識方向、規避危險。
幾經周折，她來到理工大學的A座出入口。在得到守衛允許後，她艱難的爬過堆積的雜物，進入理大校園。這天是11月17日12點30分。
中大（香港中文大學）激烈衝突剛過，戰事轉移到理大（香港理工大學）。 衝突在16日晚上升級，防暴警員向抗爭者發射多枚催淚彈，抗爭者隨後於漆咸道南與柯士甸道交界投擲燃燒彈還擊。17日中午時份，警民衝突越演越烈，警方出動兩部水炮車及銳武裝甲車，催淚彈和汽油彈飛來飛去。現場火光熊熊，硝煙瀰漫。
黑暗中前行 步步為艱
「我想到危險的地方去。」陸耀輝已來到巴士站下。下午的陽光異常猛烈，火辣辣的刺激她的皮膚。
她把頭髮束在腦後，將幾張濕紙巾捏成一塊塞進外科口罩，她已習慣用這種方法來舒緩催淚彈的氣味。她一隻耳朵插著耳機，專注收聽Telegram傳來的現場最新消息，以拉近自己與前線的距離；另一隻耳朵專著於周圍的動靜。一有風吹草動，她立馬用擴音器通知現場抗爭者離開。
「直走，前面就是。」陸耀輝根據旁人的指點，緩緩向前移動。 失明人不會走直線，走著走著就偏了，東撞西撞。有時走到沙地，她就不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其他人看不過去，就會過來幫她。理工大學她從未來過，環境不熟，儘管路上沒有路障，她還是摔了幾跤。
終於，陸耀輝來到了校外的衝突現場。這裏路況更遭，到處散落著磚塊、雜物、碎玻璃及燃燒的灰塵。她行走艱難，步步驚心，稍一不幸，就跌破腿。
「我不怪他們（抗爭者），根源在政府，是政府執意不聽民意造成的。」陸耀輝來到路邊坐下，神態鎮靜；現場的民眾和抗爭者都很警戒，時刻觀察警方的動靜。
「我最大優勢就是看不見，所以不怕。」陸耀輝說。別人都怕警察，她不怕，因為看不見警察的表情。即使街頭濃煙滾滾，她仍然悠然在路邊喝涼茶。
想當「坦克人」
她生下左眼失明，右眼只有3%的視力，在30歲前夕完全失明。在朦朦黑暗中生活，看不到前途，還要遭受很多有意無意的歧視，她曾想到過死。她曾就讀星光盲人學校，老師告訴她：「你雖然失去了視力，但你可以用聰慧的大腦、精靈的耳朵和靈巧的雙手去認識這個世界。」
「上天給我多少，我就發揮多大作用吧。」她說。經過刻苦努力，在沒有盲文書籍的情況下，她讀完大學，取得國際人權法碩士學位，成為香港第一位失明人律師。
陸耀輝的父親和爺爺來自大陸，上個世紀50年代，她的爺爺帶著她爸爸從深圳灣偷渡，游水到香港。前2次都被抓回，第3次偷渡成功。從小她就知道，大陸那邊是一個邪惡的專制統治。因此，她從中學開始，不缺席香港大大小小的社運。但經歷最多的還是這次反送中運動。
抗爭運動不斷升級，從最初的反修例，升級為反警暴。她一直跟隨抗爭者的步伐。一個失明人能做甚麼？很多時候，她被人拉到後面，或許怕她受傷，或許怕她擋路；連警察也把她當閒人。但她總想走的最前面，希望像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那個坦克人王維林一樣，阻止警察前進。
「我也可以擋警察和抗爭者之間，用我的盲人手杖攔住警察；還可以和他們理論，以拖延時間讓抗爭者離開。」過去幾個月，她屢屢成功的幫助抗爭者離開。
就在7天前的11月10日，她在沙田地鐵站，有一群抗爭者在裏面搞「工程裝修」，地鐵站準備關閘，她剛好趕到，直接橫臥在卷閘門下面，為抗爭者贏得10分鐘。
警方包圍校園
大約3點鐘左右，警方再次出動兩輛水炮車，發射長長的藍色水柱和透明水柱。緊接著，警察突然衝向抗爭者。頓時，喊叫聲、喝斥聲響成一片，場面非常混亂，抗爭者被迫退回校園。
當時，陸耀輝正在前方，這次已經完全不是她過去經歷那些場面：充當「坦克人」，擋在警察和抗爭之間，跟警察理論，拖延時間以便讓抗爭者逃離。混亂的場面使她一向冷靜的頭腦、靈敏的耳朵都發揮不了作用。 當所有人都往後撤時，她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還好，有人迅速把她拉過來後撤，但還是被水炮擊中，她受傷了。
大約下午4時，抗爭者獲得消息，警方發出指令，要求抗爭者在10時以前離開，否則將被視為「暴動罪」。隨後理工大學要求在場人士，包括學生及教職員全部離開校園。
晚上6時，陸耀輝已隱隱感到危險正在升級，她勸身邊一位女學生離開：「你還年輕，還要讀書。」陸耀輝是一位國際人權法律師，她決定留下：「當抗爭者被捕時，我可以利用我的法律知識，告訴他們有哪些權利。」
水炮車、裝甲車與抗爭者的燃燒彈已經持續對持了很久。此時，外面的人無法進來增援，而校園內大多數人還未意識到危險的升級，他們已經被包圍，所有的出口都被封鎖，此時已無路可走。
晚上7時，一些抗爭者按警方規定離開出口時，但被警方密集的催淚彈逼回校園。一些救護員和醫生、記者遭逮捕。
「我們已經出不去了。」現場氣氛變得緊張起來。
齊上齊落
晚上8時50分左右，警方出動兩輛銳武裝甲車沿暢運道天橋往理大方向推進，抗爭者向其投擲大量汽油彈，其中一輛著火，火勢猛烈，被迫後退至警方防線。晚上10點，警方呼籲人們從Y 座離開理大。
然而，當人們從該處離開時，卻遭遇警方密集的催淚彈、震撼彈，多名市民、急救員及記者遭逮捕；一些試圖離開的抗爭者被逼退校園內。
警方又發出最後通牒，同時播放一些歌曲，企圖以心理戰術摧毀示抗爭的意志。現場有抗爭者情緒崩潰哭泣。
此時，飯堂聚集了大批的抗爭者，經歷長時間的奮戰後，又累又餓的抗爭者正疲憊不堪的排著長龍，等待用餐。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有許多人受傷；許多人被水炮車射中，手臂、臉上呈現怪異的人造天藍色。
陸耀輝要了一杯檸檬茶和一盒飯。「說實話，飯菜很難吃。但戰時能吃到這樣的飯菜，已是三生有幸。」她說。她憑藉聲音，估計身邊的人很年輕，大多是十五六歲的男孩、女孩。
「他們原本是天天吃香喝辣的家寶，卻因為這場政治運動，甘心在這裏吃苦，還要陪上自己的前途。」陸耀輝感到自責：「其實是我們的問題啦，如果20年前我們能夠做多一點，早早認清共產黨，爭取民主，也不至於有今天這樣了。如今人到中年，卻讓這些年輕人來承受。」
外面激戰還在繼續，飯堂裏瀰漫著緊張、焦慮、恐懼的氣氛。大家都在談論下一步該怎麼辦。
突然，一個男生大聲喊道：「你們今天要不要在這裏保護大學？」
「要！」，全場異口同聲地響應，彷彿大家突然驚醒過來。
「怕不怕死？」男生又問。
「不怕。」全場齊聲回答，喊聲震天。大家紛紛表態，誓言死守理大，保衛校園，要齊上齊下，直到最後一個人安全離開。
陸耀輝有心臟病、糖尿病，又遭受水炮射擊，身體已感不適。但現場氣氛感染了她，她重新振作起來。
午夜時分，大部份抗爭者繼續在外面跟警察頑強激戰。陸耀輝明白，這個戰場比其它過去任何一次抗爭都凶險、激烈，她甚麼都做不了，只得隨其他人到體育館休息。她用背囊當枕頭，席地而臥，但她根本睡不著。
「會不會再次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 陸耀輝心裏一陣不安。對於被捕、坐牢、取消律師資格，她早有心理準備。「如果因為這場政治運動取消律師資格，無所謂。」
此時，她最擔心的就是關燈，停水、停電。「只要一關燈，他們（警察）甚麼都可以幹了。六四天安門屠城就是這樣發生的。」她感到死亡的威脅正在逼近。
「我不怕死。」她說。6月12日金鐘抗爭現場，她非常擔心立法會內抗爭者的安危，當時曾想用自殺來換取他們的安全離開。
「當一個人不怕坐監、不怕死、不拍失去前途時，其實已經無所畏懼了。」 陸耀輝說。可是這些年輕人怎麼辦？他們很多是15、6歲的孩子，外面是槍林彈雨，硝煙瀰漫，大家被警察圍困在裏面。他們怎麼辦？
凌晨3點左右，體育館內漸漸安靜下來，但是恐懼、焦慮並沒有消退。大家心裏都清楚，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要麼死，要麼成功離開，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許多人開始安安靜靜的寫遺書，陸耀輝也用手機錄音給家人留遺言。
速龍小隊進校園
凌晨5點30分左右，一陣急促的喊叫聲響徹體育館：「快起來！快起來! 速龍小隊進校園了，你們怎麼還有心思睡覺？」一個男生急促的跑進來，「我們已經為你們奮戰一整晚了，現在輪到你們上場了。」男生聲嘶力竭，幾乎情緒崩潰。
瞬間，體育館內慌作一團，跑步聲、哭喊聲響徹一片；有的女生情緒崩潰，發出絕望、驚恐的尖叫，現場氣氛恍若人間地獄。
慌亂中，陸耀輝的手機突然不見了。手機是她重要的生活助手，她要依靠它來辨識方向、聽新聞、跟外界聯絡。但此時，誰也顧不上幫她找手機了。
過了好一陣，場面漸漸緩和下來。除了有些女生仍在嚎哭，大多數人情緒稍微平穩，大家開始商量接下來該怎麼辦。
「乾脆，我們從這邊跳下去吧？」有人指著窗戶說。
「這裡是五樓啊，跳下去全都沒命了。」有人不同意。
過了一會兒，又有人說：「那我們要不要集體自殺啊?」一陣靜默。
「不用吧，他們（警察的速龍小隊）都還沒到我們這邊來，不用這麼緊張吧。」有人反對。
已經無路可走了，最後大家決定強行闖關，衝出去。當然，陸耀輝不能隨行，她也知道自己跟不上節奏，只得留下來。
6點之後，抗爭者開始強行闖關，但很快被警方密集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胡椒球彈逼回校園內。連續幾次闖關都不成功，突圍失敗。
上救護車
8點之後，陸耀輝來到飯堂，這裡已有不少抗爭者。陸耀輝有心臟病哮喘，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吃藥，加上水炮和催淚彈的襲擊，她身體狀況已很差。3個男女學生過來，發現她的狀況不好，趕緊把她送到救護站。
救護站的氣氛還算穩定，大家比較鎮定。陸耀輝身邊已經有2個人受傷，其中一個眼睛被打破了，血不停流；另一個腿被打骨折。陸耀輝遞給救護員一些醫生開的診療單，希望獲得一些藥物救助。救護員說：「很抱歉，我們已經無能為力。」
時間一分一秒的向前移動。11點左右，突然有4個穿救護員衣服的男女來到救護站。其中一人說：「我們是香港消防總署的救護員，誰需要救護？請跟我們走。」沒人回應，大家疑惑的看著他們，擔心他們是警察假扮的。
「我們的救護條件很有限，只能帶走一個人，請問哪個最嚴重？可以先走。」一位救護員又說。聽了這句話，大家才相信他們是真的救護員。最後，救護員認為陸耀輝的情況最差，讓她先走。
陸耀輝被兩個救護員拉著，一路上爬過重重的雜物、攀爬樹幹、走過小溪、越過破爛的梯級和小山坡，走了大約半小時，終於上了救護車。意外的是，有2個男生悄悄跟在她身後，一起上了救護車。
一路上，陸耀輝一直擔心警察會過來抓她，可是，直到上了救護車警察都沒過來。「他們（警察）可能擔心抓個殘疾人很麻煩，還會引起民憤；又或許認為我根本就是無足輕重的小人物。」陸耀輝說。
這一次，經歷一天一夜理大圍城，陸耀輝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走脫了。
黑暗中的曙光
2019年12月31日，當年的最後一天，陸耀輝繼續上街抗爭，終於引起警察的注意，她被要求搜查隨身物品。她憑藉律師的警覺，提出要到警署才能打開袋，以免被栽贓陷害。在警署，她照樣遭到值班警官的惡劣對待。
從此，陸耀輝出街有人跟蹤，出席抗議活動，警察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對她噴胡椒噴霧、大罵她瘋子、戲子、假盲人，背個大喇叭煽動暴動…………她的生活再也不平靜。
抗爭的烽火終於被威權壓制下去，隨之《國安法》的實施，環境更加緊張。陸耀輝感覺再也沒有自由的空間了。2021年底，她隻身來到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
2022年2月26日，在多倫多這個春寒料峭的日子裡，陸耀輝平靜的回憶當年的抗爭經歷，仍然歷歷在目，彷彿發生在昨天。
「我們的民主在哪？人權在哪？我們還有希望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6個月抗爭之後，陸耀輝發出質問。
「倘若現在放棄爭取我們應該有的人權和自由，讓極權不斷擴大，繼續殘害大家，這微弱的燭光可能真的會熄滅。」 她說，她相信香港目前處在黎明前的黑暗時期，曙光仍然在前方。
「作為國際人權法律師，一定得做點什麼。」 陸耀輝神態平靜的說，「即使蚍蜉撼樹，亦應竭力追求社會公義和普世人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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