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金原以為這個導致200萬人死亡的納粹戰犯是個怪物,可令他驚訝的是,他透過玻璃看到的這個走在街道上的人,居然如此普通, 甚至有些瘦骨嶙峋。
(一)
1960年5月的一天,清潔工馬爾金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家猶太人教堂擦玻璃,他在這家教堂幹了有一陣子了。跟其他工人不同的是,他有一雙鷹隼般尖銳的眼睛,實際上,馬爾金是以色列情報機構莫薩德的特工,正在執行一個重大任務,秘密抓捕一名納粹戰犯。
二戰已經結束,為甚麼抓納粹逃犯還要偷偷摸摸呢?原來,阿根廷有近三百年的殖民歷史,人口的90%都來自歐洲,其中五分之一來自法西斯的發源地意大利還有德國,所以阿根廷民眾很親近法西斯。二戰結束後,阿根廷政府走的就是親近國家社會主義路線,民間也有熱心包庇納粹的組織,所以德國很多罪惡纍纍的納粹高官,就躲在阿根廷。戰後以色列展開追捕納粹的要求在官方渠道受阻之後,便積極開始秘密抓捕行動。馬爾金執行的就是這樣的任務,他的目標就是國際社會一直在追捕的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
莫薩德本來是想暗殺艾希曼,但當時的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指示,務必把艾希曼帶回以色列接受審判,這個任務的難度可比暗殺大太多了。艾希曼當時已經成為阿根廷公民,受到阿根廷法律保護。
馬爾金原以為這個導致200萬人死亡的納粹戰犯是個怪物,可令他驚訝的是,透過玻璃看到的這個走在街道上的人,居然如此普通,甚至有些瘦骨嶙峋。馬爾金在心裏記下了這個瘦削男人出現的時間。莫薩德特工們早已對這個瘦男人實施了嚴密監視,摸清了他的生活規律,知道他每天在甚麼時間乘哪班公交車上下班。儘管馬爾金目測已經確認這就是他們的目標無疑,但是他們需要更進一步的證據。
在莫薩德的檔案中,三月底的一天是艾希曼的生日,就在這天,這個瘦削的男子手捧鮮花回到家中,與家人發出陣陣愉快的笑聲,生日祝福歌隱隱傳來。確認此人就是艾希曼無疑,準備收網。
(二)
五月,阿根廷要舉行獨立革命150周年大慶典,大量的外國人會出現,正是好機會。以色列莫薩德組成一個 30人的特別行動隊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值得一提的是,特別行動隊的成員大多數都是當年大屠殺的倖存者。
1960年5月11日,當天晚上八時多,艾希曼跟平常一樣出現了,馬爾金的夥伴在街上裝作修理一部汽車,馬爾金在大街上不動聲色的接近了他,對方也沒有格外警惕,因為這是一個常常出現的為教堂擦玻璃的工人。然而,就在兩人擦肩而過的瞬間,馬爾金出手了,一個漂亮的抱摔,「啪」,艾希曼被甩在地上,馬爾金第一時間摀住了艾希曼的嘴,幾乎同時,另外一個莫薩德特工拖住他的腿,二人把他塞入車中,「呼」的一聲,汽車疾馳而去,就像一陣拐角風,捲走了街道上的一片枯葉,沒有人發現有甚麼異樣。隨後艾希曼被注射麻醉劑,當作病人騙過了阿根廷警察,被送上飛機,秘密運回以色列。以色列特工對艾希曼的追捕成為莫薩德揚名的經典之舉。
艾希曼是納粹大屠殺的執行者之一。他在1942年出席了納粹「最終解決」猶太人「問題」的萬湖會議,艾希曼被任命具體負責整個猶太人的輸送、驅逐和毀滅行動,他把數百萬猶太人運到納粹集中營。人們叫他「大屠殺的建築師」。戰後他脫逃了十五年,以為自己的罪惡將被人遺忘,自己可以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頤享天年,直到這次莫薩德把他捉拿歸案。
(三)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以反人類罪等十五條罪名被起訴。審判持續了8個月,有100多名大屠殺受害者出面作證。這次審判也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很多國家的電視台都在轉播。為了防止在場旁聽的觀眾表現過於激動當場刺殺艾希曼,審判時特地設立了一個上面敞開的玻璃罩,艾希曼就站在玻璃罩裏面接受審判。但是審判席上的艾希曼說:我無罪。這個舉止彬彬有禮,會彈貝多芬名曲,會按照康德的道德律令生活的納粹軍官,為自己辯解的最大理由就是:尊敬的法官,我只是在執行命令,作為軍人我是在恪守職責,我本人不應對屠殺罪行承擔責任。
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辯解,並不是他個人的獨到辯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納粹戰犯的懲辦問題曾變得相當棘手。戰犯們普遍的抗辯理由是:他們是軍人,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們殺人是執行命令的行為,按照當時的法律,這樣的行為並不違法。
面對這種辯解,法官們是怎麼樣審理的呢?最後,法官以自然法為理論基礎,認為「惡法非法」,法律必須體現人性、人道,不然,不就等於一群強盜制定規則在內部進行分贓麼?!納粹軍官儘管是在執行法律,但執行的卻是惡法,出於人道和人的良知,他們都應該拒絕執行。
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把平等、正義、人權作為基本準則,對惡法予以否認,對惡法下的惡行予以制裁。最終,以色列最高法院判艾希曼反人類罪和戰爭罪等15項罪名成立。
1962年5月31日夜間,艾希曼被執行絞刑,成為以色列建國以來唯一被執行死刑的人。由於他的子女們不敢露面領取骨灰,6月1日,以色列海軍奉令將艾希曼的骨灰倒在公海裏,以免猶太國領土受玷污。
艾希曼被絞死了,但是留給人類的思考並沒有終止。
(四)
艾希曼帶來兩個最大的思考問題:一個是:國家在犯罪,全民在參與,認為法不責眾。艾希曼說他無罪,他只是一個巨大的齒輪中一部份,只起了傳動的作用。在艾希曼的審判旁聽席,來自全世界的媒體人當中,有一位猶太裔的美國政治理論家,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位女性教授、著名記者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審判後,她出版了一本書《邪惡的平庸》。阿倫特發現,與以色列法庭描繪的惡魔不一樣,艾希曼只是一個機械的執行命令的普通官員,腦子裏就是想通過出色完成任務來晉升,和普普通通的平常人沒有甚麼兩樣,正是這種沒有思考的平庸和順從,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
對權力順從而行惡、服從,就是「齒輪」的特性。
極權主義體制是一部製造惡的機器,把所有的人變成機器上的齒輪,一起運轉來絞殺人們的生命和思想。《雷鋒日記》裏說:「我要做一顆革命的螺絲釘,黨把我擰在哪裏,我就在哪裏閃閃發光,永不生鏽。」正像艾希曼當齒輪很自豪,去殘殺別的生命沒有任何道德負擔一樣,螺絲釘也會「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不思考,就會帶來這種螺絲釘的命運。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思考的參照系統。就像北韓,沒有馬列著作,他們就不會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們只信金家的主體思想,這就是沒有別的參照體系。為甚麼平型關戰役能夠被中共拿出來反覆吹噓也不怕吹破,就因為沒有台兒莊、長沙會戰的對比。因此極權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要矇騙人民,不讓他們有一個思考的參照系,說白了,就是不告訴大家真相。
每一個行惡者都要為惡行承擔罪責。但是對邪惡的平庸的思考,比將所有的行惡者判罪更有意義。
艾希曼帶來的第二個思考,就是當命令與良知衝突時,良知才是最高準則。
漢娜阿倫特非常深刻地指出,沒有職責作藉口,罪犯至少會在心靈深處受到譴責,可是有了職責作為藉口,甚至在極權制度中有所謂「高尚」職業的那些人就會說:國家讓我幹的、執政黨讓我幹的,對人民行惡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法官根據上級指令給無辜的人判罪;警察拘捕毆打正義善良的人;醫生摘取囚犯的器官,還依此撰寫臨床報告論文,還要參加國際研討會。
良知淪喪,罪惡必將迅速繁殖,如核裂變一般,波及整個社會。二戰德國民族的整體墮落和毀滅讓人痛心,而更令人痛心的是,同樣的罪惡以更大規模、更加普遍、漠然的發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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