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是眼睛而不是嘴。他不為黑暗歌唱,而是替人民找到黎明前那一束微弱的光。
早在1943年,蘇聯的情報部門就得知美國研製了原子彈,情報部門甚至還偷回了一些情報。史太林說:不用我們英勇的蘇聯紅軍,靠一顆甚麼蛋,就能打贏一場戰爭?史太林不太確定情報的真實性,加上蘇聯缺乏資金,也沒發現鈾礦,蘇聯的核武器研製沒有甚麼進展。
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這讓史太林意識到,原子彈將成為共產世界和自由世界對抗的大殺器,幾天後就成立了專門研製核武器的委員會,由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任主席。
1949年8月,蘇聯準備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實驗能不能成功,誰的心裏都沒有譜。要是不成功,「偉大領袖」怪罪下來,得找幾個替罪羊。於是貝利亞準備了一份一旦發射失敗就予以處決的人員名單,和一份立功受獎的名單。結果原子彈成功爆炸,本來可能被處決的人,胸口那個差點兒被子彈開一個洞的位置上,掛上了列寧勛章。1953年,蘇聯成功試爆了第一個氫彈,一名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維奇•薩哈羅夫的科學家,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薩哈羅夫被稱為蘇聯的「氫彈之父」,他在1975年獲得了諾貝爾獎。不過,他得的不是諾貝爾物理學獎,而是諾貝爾和平獎。一個搞核彈、搞殺人武器的人,怎麼能得諾貝爾和平獎呢?
我們今天就來講講薩哈羅夫的故事。
(1)
1921年5月21日,薩哈羅夫出生在莫斯科。他很幸運,沒有受到共產黨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相反,作為莫斯科大學物理專業的高材生,他很快就被選拔到共產黨的核子研究計劃中。在一個遠離城市的秘密試驗地,薩哈羅夫可以享受黨的高級幹部的特權生活。
在那裏,薩哈羅夫可以聽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冬天,壁爐裏有充足的木柴;蘇聯共產黨的年輕、忠誠的科學家們可以把糖含在嘴裏,慢慢品嚐俄羅斯黑茶,談論人生的意義和人類的前途。顯然,外界殘酷的政治運動和貧乏的物質生活,跟這批黨用得著的人沒有關聯。
1953年史太林去世時,薩哈羅夫還真心悲痛了一把,當年的薩哈羅夫顯然更相信在報紙中讀到的關於領袖的神話宣傳。但是現實生活的實惠並沒有讓薩哈羅夫變成犬儒,身邊發生的事情開始讓薩哈羅夫對共產主義產生了懷疑。
有一天,一位同事貼著他的耳朵,悄悄告訴他一個消息:「薩哈羅夫同志,我們今天自在生活的這個核試驗城市,你知道是誰建設的麼?是政治犯修築的,可這些城市的建設者,你知道麼,都被貝利亞給……」然後他用手做了一個槍斃的動作。
在一次核試驗之前,薩哈羅夫判斷爆炸地點故意選擇在一個距離居民點不遠處,這會導致超過一萬人受到輻射而傷亡。薩哈羅夫非常著急,直接打電話給赫魯曉夫,告知這個情況,他以為這種事情都是下面的人辦的蠢事,領導人還是英明偉大的,只不過被蒙在鼓裏了。赫魯曉夫說:薩哈羅夫同志,謝謝你給黨中央報告這個情況,我會下令推遲試驗。但第二天,「轟」地一聲響,操作員按照程序,依然按下了核按鈕,氫彈爆炸了。
薩哈羅夫為此哭了一場,他無法面對這個政權肆意剝奪無辜的生命。薩哈羅夫決定跟共產黨決裂。薩哈羅夫說,他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一把椅子是追求真理的科學家的良心,另一把椅子是摧毀真理的專制體制」。
(2)
發現了真相,要不要說出來、要不要反抗,這是對共產體制內的知識份子的靈魂拷打。共產黨擁有全部特權,對於反抗者,麵包、煤氣、俄羅斯黑茶乃至莫斯科的戶口,都會喪失,只剩下無神論者鄙夷不屑的正直的靈魂。
薩哈羅夫選擇了反抗。
1964年,薩哈羅夫聯合了24名著名知識份子和藝術家,致信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警告」他停止為暴君史太林恢復名譽。1968年,他把一篇題為《進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識份子的自由》的文章偷送到美國,發表在《紐約時報》上。他呼籲建立一個沒有共產教條的民主、多元、人道的社會。蘇聯著名的作家索爾仁尼琴當時激動地評價說:「在蘇聯那成堆成堆的腐敗、重私利、毫無原則的知識份子中」,薩哈羅夫的出現是「一個奇蹟」。
1975年,薩哈羅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被稱為人類的良心。
1980年,因為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薩哈羅夫和妻子被當局押解到距莫斯科250英里的高爾基城軟禁起來。薩哈羅夫居住樓層的所有鄰居都是克格勃。每次進出,鄰居就會探出個腦袋來。薩哈羅夫家裏早就沒有了奢侈品,家徒四壁,即使這樣,還是不斷受到小偷的光顧,誰都知道那些都是「公家派來的賊」。
但薩哈羅夫沒有屈服,他用自傳的形式來記錄政權對他的人權侵犯。
(3)
在此期間,美國列根總統上台,自由世界終於勇敢地說: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美國開始對蘇聯實行覆蓋眾多領域的經濟制裁,美蘇全面貿易戰開打。
美國分別在高端技術、農產品、軍事設備、電子、通訊、化工、機械、自動化設備等領域對蘇聯實行禁止貿易、出口配額、中止投資等嚴厲政策,以阻止蘇聯在廣泛領域的技術進步與實力提升,甚至還要求第三方國家對蘇聯相關領域的出口,必須經過美國的許可。一系列制裁措施起到了明顯的作用,蘇聯經濟實力大幅下降。蘇聯為了維持一定水平的軍事開支,不得不犧牲國內各部門經濟的發展,蘇聯的經濟困難日益加劇,爭霸能力也有所削弱。
1986年12月19日,蘇共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卓夫展開重建和開放的政策。
1986年底,突然發生了一件稀罕事兒——有人給薩哈羅夫家安裝了電話。第二天,六年來他第一次聽到了電話鈴聲。接起電話一聽,電話的那一頭是新的總書記戈巴卓夫:「哦,你受委屈了,黨要給你平反了,黨請你們搬回莫斯科。」
在極權社會,知識份子被給予平反之後,最容易做的就是歌頌和報恩,不再批評權力者,更不挑戰制度,但是薩哈羅夫不是。
(4)
回到莫斯科後,薩哈羅夫投入更積極的人權和政治活動中,當選為國會議員。新的國家領導人似乎要給世界一個印象:你們看,我們開明了、接受不同的聲音了。戈巴卓夫準備給全世界宣傳他的新思維,私下裏就跟薩哈羅夫商量:「達瓦利希薩哈羅夫,國會開幕時,準備安排你第一個發言,希望你能夠配合新思維,做一些中肯的發言。」
對於蘇聯共產黨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做法,今天弄個甚麼精神,明天弄個甚麼思維的折騰,薩哈羅夫沒買賬。在國會上,第一個發言的薩哈羅夫直接提出:一切錯誤的根源都在制度,要結束共產黨的專制制度。
1988年12月,歐洲議會決定設立「薩哈羅夫獎」,表彰那些奉獻自己、捍衛人權及思想自由的個人和組織。
當年,當蘇軍進入阿富汗時,薩哈羅夫公開出來譴責這是侵略。薩哈羅夫在這片所謂「愛國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葉孤舟,隨時都要被憤怒的群眾淹沒。但是,知識份子幹甚麼來的呢?就是要用智慧和良心引導民眾呀。薩哈羅夫的個人字典裏,「自由」高於國家。
「你不愛國!」愛國群眾大聲喧囂。「好,我愛,你告訴我愛甚麼?」國家是空泛的概念,你天天喊著「愛國」,自然而然的,國家機器、政黨、甚至國家領導人就會成為你愛和感恩的對象。
1989年,中國爆發民主革命的那一年,薩哈羅夫去世。同一年,東歐開始巨變。兩年後,蘇聯解體,歐洲的共產主義大廈轟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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