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陸續有港人移民到海外自由民主國家。已經移居英國數月的前沙田區議會議員丘文俊，接受本報《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初次透露，今年「六四」前夕，也就是5月底，他發覺自己被人跟蹤，不同的團夥整天在他的兩個議員辦事處外面監看著，有幾個晚上還尾隨他回家。
移民「東方之珠」
因緣際會 走上從政之路
1997年香港剛剛回歸的時候，丘文俊從大陸移民到香港。1999年是「六四事件」十周年，當時他還在讀中學，在課堂上聽到社會科老師說維園有一個悼念晚會，出於好奇跟同學一起去參加。「當時我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就當了解歷史，跟著同學一起去現場，第一次接觸到現代史上，在國內已經被空白的這一段歷史。」
當年，六四晚會結束後，丘文俊報名參加支聯會的義工，後來又加入剛剛成立的支聯會青年組。2005年，副學士畢業，他因緣際會成為立法會議員鄭家富的助理。原本，他對參選區議員猶豫不決，後來感受到社區裏街坊濃濃的人情味，覺得為社區做些實事很開心，於是在2008年決定落區參選。就這樣，原本懵懵懂懂的青年，一步步走上從政之路。
而後，第一屆參選區議員是最為艱難，因為丘文俊參選的乙明選區，是公民力量民建聯劉江華起家的地方。作為一個年輕人，他隻身挑戰一個建制派的老巢，花費相當大的時間和精力，最後在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險勝對方，從那時候起，他連續當選三屆區議員。
「六四」前夕
兩辦事處遭緊盯 輪流跟蹤
丘文俊表示，今年「六四」前夕，一開始他沒留意被人跟蹤，也不懂得害怕，後來發覺不對勁，「為甚麼我去到哪裏，都會有3個人一夥，在附近看著我呢？」
「我在乙明村的辦事處是在一樓，（平時）進進出出都是來酒樓喝茶的客人，或者住在那裏的街坊，一眼就看完了。」而盯著他的那些人，「帶著口罩，眼睛到處看，大家互相對上眼也不打招呼。」「幾次對望之下，那種眼神很是不同，一看就知道那些是警察，或者國安的人。」
丘文俊憶述，今年6月3日，他和已經坐牢的趙恩來等前支聯會青年組朋友商議，在6月4日出去發一些蠟燭，就往自己的辦事處運了幾箱白蠟燭。但是，當4日他們打算派發時，發現不行了，「外面那幾個人，在遠遠的盯著。」「發放蠟燭這樣一個簡單紀念『六四』的行為，似乎在當權者眼裏，都被列為相當高的戒備。」
丘文俊見狀，便步行走到不遠處自己的水泉澳辦事處，試圖在途中甩掉那些便衣，經過一番圍村兜圈子後，真的甩掉了。「但當我到達水泉澳辦事處，助理問我，你有沒有發現外面坐了幾個人，兩三天都在這裏？當時我震了一下，心想糟糕了，前面的被甩掉了，不料水泉路這裏還有。我立刻就覺悟了，原來他們盯得這麼緊。」
他強調，自己沒有殺人放火、傷天害理，純粹是推動民主、爭取公義，在政權所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框架之下。但是，「很多身邊的朋友，也都是因為這樣就被關進監獄，被指控是顛覆國家（政權），肆意羅織莫須有的罪名。」
離港驚魂
被入境處盤問幾分鐘
「其實，這次走得很急促，是在兩三個晚上的考慮之後，快速的一個決定，所以我走的時候相當匆忙。」丘文俊今年7月離港，他表示，當時在想究竟這樣被跟蹤，除了派蠟燭之外，還有沒有其它的案件？仔細推敲，自己只是在沙田協助初選的兩個票站而已，如果這都是「顛覆」的話，那就沒甚麼可說的了。
他坦言，自己離港前曾擔心走不了，不過也很平靜，「就想試一下買機票，看能不能飛，飛不了那就荔枝角見，如果能夠飛的話就走。」
到了機場，丘文俊不由得忐忑不安，是否等一下那部機器會響起呢？結果過機的時候沒有響，進去之後卻被入境處的人拉到一旁，讓他雙腳發涼，不知道發生甚麼事。「那個職員拿證件在電腦『嘟』一下，有一兩個人走過來問了我一句，你肯定要離境嗎？我說是的，後來又講了幾分鐘，就將證件交給我。緊接著，我就去了登機位。」
「他們能不能認出我？我不知道。但起碼他叫我過去多問幾句，那個問話（內容）我不覺得有甚麼特別，不過當時我確實嚇了一跳。」丘文俊補充說。
政治清算無休止 最不捨地區選民
實際上，丘文俊在區議員宣誓之前已經辭職。他解釋說，特區政府架空了2020年新一屆區議會；以疫情理由不給他們開會、不讓他們談民生，甚至連防疫的工作都不給。「當時，我作為沙田區議會財務常務委員會主席談議事常規，與他們定開會的日期，或者會議安排的時候，行政事務署就開始全面的不合作。」
他表示，原本務實的民主派區議員想在議會有所作為，結果政府不斷打壓，想做的做不了，令他心灰意冷。特別是「港版國安法」以後，很多東西都不敢講了，「（7月）傳媒朋友問我，你辭職是否因為『港版國安法』？當下很想回答說：是，但基於安全問題不敢講，不想成為政權的針對（對像）。」
「其實，從結束辦事處到辭職，我都不敢和選民、街坊講，我自己現在正做些甚麼。」雖然做的是正當的事情，但是「我們卻好像見不得光那樣，總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不過就是很無奈、沒有辦法，在這個政權的白色恐怖之下，走得很委屈，想跟街坊道別，我都不敢。」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現在的政治清算一定會無休無止。很多很荒謬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就連十幾歲的男孩，派張傳單都可以告他顛覆（國家）。」「它（中共）現在想打造一個氛圍，就是要讓所有的人都噤聲。」
丘文俊坦言，最不捨自己服務的地區及街坊。「10多年來，我每天都在地區做事，放下這些之後，其實是相當難捱的。所以來到英國，第一時間我登記了這裏的義工工作，希望能夠分散自己對香港、選民和街坊的那種記掛心。」
在英國安頓適應 會繼續幫助港人
談到1989年王丹等大陸民運人士，通過「黃雀行動」被香港人營救出來，逃離中共的魔爪，丘文俊感慨道，「誰知道，我們都得要步他們的後塵呢？」「人怎麼會輕易的放棄自己的家鄉，去那麼遠的地方呢？這個政權走到這一刻，都還在假大空。」
丘文俊覺得，在英國生活，並非像林鄭月娥所說的「很淒涼」。這裏有很多香港人，常常碰面、聚會，我們可以吃牛扒、健身或逛公園。而且，英國城市社區的規劃、公共空間的設計，全部是以人為主，與現時香港政府的差異很大。
丘文俊在英國接觸了幾十位前香港議員、區議員，他看到大家的心情和包袱都比較沉重，需要一些時間慢慢消化。所幸，在倫敦有很多香港人，沙田的街坊也曾給他提供住處。「家裏人的情況我不說太多，不過可以放心的讓大家知道，現在我在這邊安頓的相當好。」丘文俊表示，會調整、照顧好自己；並且今後義不容辭地繼續幫助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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