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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作孚以一艘70噸的小船起家。他是中國企業家的典型，吃苦耐勞，幾乎吃住都在船上，對三峽每一個險灘和暗礁瞭如指掌，對員工又非常好，把公司的船長和船員當做親人。盧作孚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決，大家的事情公司解決。」
國民政府即將遷都重慶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北平、天津陷入日軍手中。日軍攻佔上海，南京即將陷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這時的武漢已成為抗日的實質指揮中心，人和物品來不及運進四川，都壓在了武漢。儘管蔣介石早就為抗日進行大西南建設，但是蘇聯通過中共代理人策劃的西安事變， 至少提前三年把日本人拖進了中國戰場。蘇聯人踏實了，苦了中國人。這一點民族血脈，根本來不及往四川轉移呀。
日本陸軍部判斷，武漢匯聚了幾乎全中國的軍力和戰略物資，只要迅速拿下武漢，中國就徹底失去了再戰的能力。
1938年4月29日，日本航空兵組織了中國戰場規模最大的一次空襲，直奔漢口兵工廠。這一天是裕仁天王的生日，日本空軍要把這次空襲作為給天王的生日獻禮。
由於國民黨軍統戴笠早已截獲確切的相關情報，中國空軍與蘇聯航空志願隊早就做好了準備，日本人被中國空軍打下了21架飛機。天皇被蒙在鼓裏，不知道日本航空兵把自己的生日大蛋糕打翻了，繼續召開御前會議，說不願再見到「帝國雄師百萬受制於中國」，要給國民政府最後致命的一擊，迫使中國投降。
武漢上空的三次大型空戰，拉開了武漢大會戰的序幕。蔣介石定下來要打持久戰，說保衛大武漢，這其實是個虛招。實際上，國軍在消耗敵軍軍力的同時，國民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把堆積在武漢三鎮和周邊的全部中華民國家底兒遷入四川，就是要搬家。
咱們先說說這次搬家究竟有多難。內遷四川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走陝西進四川。「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一線的公路極其狹窄，雖然抗戰期間有大量的大學和知識份子就走的這條路，但是搬工廠運機器就不行了。另一條路是通過武漢水運和公路進川。從宜昌到四川的這條公路，常常為了讓對面的車過去，自己就得趴在懸崖邊上，半個輪子都得懸空了，多危險啊！所以日本人走了八年，也攻不進去。
長江水運是唯一選擇。但是有兩個制約因素。一個是三峽航道狹窄流急，從上海過來的船再「牛」，也必須在宜昌換乘川江輪——馬力大、船窄，才能逆江而上。這三峽鬼門關，擋住了日軍艦隊，此時也難住了國民政府。第二個制約因素是，原來負責航運的外資為主的航運公司，開戰後都撤了，沒有船了。這個時候，蔣介石叫來了矮個子陳誠：「日本人快來了，你把這個家給搬了。」搬家，說起來輕鬆，做起來難啊。
當時，宜昌小城所有的學校和禮堂，鋪個蓆子就能當旅店，上面躺著的，隨便叫起來一個，不是大知識份子，就是黨國要員，都在等著搭船入川。碼頭上的物資堆得老高，箱子綿延數公里長，上面全都寫著「特急」、「特急」，一個比一個急。此外，還有士兵把守的故宮博物院的一部份國寶等待運送；中國軍工製造行業上最寶貝的精密儀器都等著裝船運走。
陳誠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國營公司都有後台，軍隊派別林立；乾脆找民營公司，就找他！陳誠匯報說：這個人是第一線的行家，他最了解三峽鬼門關，更可貴的是……話還沒說完，蔣介石問：「他是誰？」「盧作孚！」
實業救國的航運鉅子
盧作孚出生在四川重慶，小時候家裏窮，剛讀到小學就輟學了，他就自學，成為中學教師，既教語文，又教數學，後來還到了教育局做官。當官不是目的，盧作孚有一個夢想：要以教育救國，但是他發現，教育救國的夢想沒有錢不行，於是，開始了實業救國之路。他看中了航運。
當時三峽水域都是洋人的輪船，價格高、服務差，還不管飯。盧作孚以一艘70噸的小船起家，速度快、安全、管飯，盧作孚親自上船服務。
盧作孚一下子就成功了，他是中國企業家的典型，吃苦耐勞，幾乎吃住都在船上，對三峽每一個險灘和暗礁瞭如指掌，對員工又非常好，把公司的船長和船員當做親人。盧作孚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公司的事情大家解決，大家的事情公司解決。」青年學生進了民生公司，就像進了一個大家庭，除了培訓技術規範，還有品德操守培訓。員工犯錯不開除，公司出錢讓他上岸吃喝玩樂，叫做「坐冰桶」。再無情無義、沒有良心的人，也熬不過兩個月，就會到盧先生那裏去，檢討過失，請求重新上船。經過這樣的反思和信任，比以前更用心、更賣力。當然，那時候人的基本善惡標準跟現在不一樣，要是現在，給他錢，他就真的玩去了。
在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民生公司得到了充份的自由市場和中國民眾的支持。那時候沒有「企業文化」這個詞兒，盧作孚用善念、孝悌、仁義贏得人心，迅速發展，成了「中國船王」。
宜昌撤退 委以重任
武漢會戰打響，國民政府對他委以重任。當年，發國難財的人不在少數，別說坐地起價，就算以市場價來做，都能成為中國巨富，因為那是給一個國家搬家呀。
盧作孚是公司老闆，但在這關鍵時刻，他還是像原來一樣，跟民生公司的大小員工一起商量：「我們這回的活兒，不是啥買賣，運送的是中國的血脈呀！」員工們聽了都忍不住掉眼淚。最終，民生公司收取的運費，還不到正常商業運輸費用的五分之一，完全是無償奉獻。
不過，盧作孚手裏當時只有24艘輪船能跑，武漢會戰就要結束的8月初，國民政府為了避免出現南京大屠殺那樣的慘況，要求武漢地區的50多萬市民疏散。大規模的難民潮和物資潮迅速湧現。同時，日軍的空中轟炸也頻繁起來。更殘酷的是，再有40天，長江枯水期就要到來。船長們說，到那時，神仙來了也只能運送1萬4千噸的物資，而岸上卻有近十萬噸，那都是兵工廠啊。怎麼辦？這個小學沒畢業，能自學當中學老師的盧作孚，除了才智以外，真的有了一份「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能耐，他搞了一個優化流程：根據吃水深淺、馬力大小，把船分成三類，分別跑航運的三段。這有啥好處呢？就是原來每艘船都是跑全程，會疲勞，現在搞接力賽，都是衝刺的速度。他又組織了3000條民間木船，運普通貨物。運人的倉位也進行優化，取消了臥鋪，這樣可以多拉兩倍的人，當然，服務還有，難民和孤兒有吃的——擔擔麵，有勁頭！逃難的中國人坐一趟民生的船，精、氣、神都回來了！
經過40天苦戰，奇蹟發生了。宜昌港口所有積壓物資和人員全部運送到四川了。到1940年宜昌被日寇攻陷之前，民生公司運送部隊、傷兵、難民總計150餘萬人，貨物100餘萬噸，其中包括兩萬噸空軍器材、十一間兵工廠、兩間鋼廠、三間機器製造廠，這些工廠到四川以後，幾乎立即就開始生產，武器彈藥源源不斷送到前線。此外還有大量國民政府機關、科研機構、大學、珍貴歷史文物等。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保住了中華民族的血脈。
盧作孚為了實踐平民教育，把重慶北碚這麼一個盜匪出沒的貧困之地，變成了擁有圖書館、醫院、博物館的城鎮。抗戰期間，更成了復旦大學、中央大學所在地。
決絕離世
1949年，中國大陸風雨飄搖，眾多民族資本家紛紛外逃。盧作孚於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組織的18艘海外輪船陸續從香港駛回大陸。回國兩個月後，民生公司與中共交通部簽訂公私合營協議。
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展開，同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主力船「民鐸」號在鬼城豐都觸礁沉沒，這似乎是一個很不好的預兆，盧作孚心情很不好。
三天後，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盧作孚的通訊員關懷跳上台批判盧作孚。看著這個自己曾經手把手教他認字、學文化的小伙子，現在青筋暴跳，一副邪靈上身的模樣，盧作孚想到，自己創業時期的助手，還有一個廠長，都在運動中遭到迫害，有的甚至被槍決，他突然感到了絕望。當晚，盧作孚回到家中說：「小孩子們不要進來，我要好好休息了。」進屋後，他服下大量安眠藥，離開人世。
盧作孚走了，很多人來送他。一個老船長拉響了汽笛，旁邊的人說他：「你不怕犯錯誤？盧作孚還有歷史問題沒有交代清楚呢。」老船長說：「怕甚麼，這樣清清白白的人也走了，有問題的是這個時代。」
是啊，時代是有問題了，當新的「民族資本家」壓榨員工的血汗時，我們還能指望他們搭救民族的血脈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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