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山之名 行共產之實

「振興中華」本是十九世紀末孫中山在海外成立興中會時喊出的口號，但今天這四個字卻已成為中共為其一切政策背書的萬能膏藥。孫中山既被中共當作其鼓動民族情緒的經典，又是其在海內外進行統戰活動的掩護。然而中共的黨魁們當真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嗎？

在中共歷年的國慶閱兵中，由孫中山畫像所帶領的方陣總是會排在毛澤東的方陣之前。然而中共的黨魁們當真相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嗎？本文想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為切入點，談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中共之共產式經濟發展模式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中共不得不借用孫中山之名為其統治地位塗脂抹粉的原因。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

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最為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允許私有產權，而後者否定私有產權。

2014年是中共對台統戰活動頻繁的一年，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而作為中共附庸的花瓶黨，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央）則發表題為「孫中山的經濟思想」的文章。該文煞有其事地說：「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孫中山主張推行國家資本主義，實行土地國有化，實現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是『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幕瞭若指掌，指出歐美國家雖富，『其民實困』，用『節制資本』的政策推行民生主義，既實現國家工業化，又避免資本主義的貧富懸殊。」

該文完全不顧台灣多元化私有經濟獲得巨大成功的現實和國際社會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度認同，肆意曲解孫中山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原意，充份體現民革中央為中共背書的傀儡功能。

孫中山所說的節制資本，講的是反壟斷。其涵義的核心與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制定的反壟斷法極為相似。孫中山雖然鼓勵國家資本，但卻不會強制剝奪私有產權，不會如中共一般在五十年代強行實施以公私合營為名義的所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工商改造的實質是強行剝奪資本家對私營企業的擁有權。

孫中山所宣導的平均地權，也不是簡單地將土地收歸國有，而是在尊重私人產權的前提下，以政府為中介，逐步實現耕者有其田。1949年後民國政府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的做法，是通過立法將地主手中過多的土地收購，然後以低息出租給無地的農民。農民則以農耕生產所得分期償還政府的地價開支，最終自己成為土地的擁有者。而地主在將手中過多的部份土地賣給政府之後，則從政府手中得到由政府支援的基礎工業的企業債券，成為工業企業的投資者。

台灣的土地改革成功地以不流血的方式達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同時為台灣社會的農業資本轉型成工業資本創造了契機，為台灣後來成為亞洲工業四小龍奠定了基礎。台灣一些後來成為工商界巨頭的家族，前身都是擁有土地的地主出身。託民國政府在台灣土地改革的福，成功轉型成了現代工商業的公司集團。

台灣的土地改革成功地以不流血的方式實現耕者有其田，為台灣後來成為亞洲工業四小龍奠定了基礎。圖為民國50年代耕者有其田與耕者有其糧的廣告文宣。（HuKi001／維基百科）

反觀中共在其奪取政權過程之中和統治中國初期在農村所推動的土地革命（土改），其內容就是打倒地主富農，而且基本上是村村見血。農民在中共的領導下殺掉本村的地主，分了地主的家產，這就算是向中共遞交了投名狀。然後分得了土地的農戶就在中共「保衛土改勝利果實」的忽悠下將家裏的青壯年送去參加共軍，為中共奪取和保衛其政權當炮灰。但中共在其統治地位得到鞏固之後，又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方式逐步將農民的土地收了回去。農民們流血流汗，最後是空忙了一場。

比較以民生主義為基礎的台灣土地改革與以共產理念為核心的中共土地革命，不難發現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台灣的土地改革是一個多贏的過程：農民得到了土地資源的實惠，地主獲得了轉進現代工業資本的機會，民國政府在其過程中則完成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而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土地革命則是一個零和的遊戲：地主受了害，農民受了騙，而中共則在最後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地主。

造成這兩者之間根本區別的原因，是台灣以允許私有產權為出發點，而中共則以消滅私有產權為目的地。

拉中山之大旗成共產之虎皮

中共為甚麼如此賣力地鼓吹立孫中山，從習近平2014年在比利時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中不難看出端倪：

習近平：「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後，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民革中央同年發表署名周萬國的〈孫中山的經濟思想〉一文則煞有介事地說：「孫中山認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對馬克思主義深懷敬意，他晚年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不是偶然。」

孫中山的政策是聯俄、容共，不是聯俄、聯共。聯共是中共篡改後的說法。把民生主義說成是共產主義更是信口雌黃。中共與民革中央一唱一和，不過是藉孫中山之名，為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塗脂抹粉。

孫中山晚年出於獲得蘇俄軍事與財政援助的需要，在蘇俄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的前提下才提出聯俄容共的方針。俄國的十月革命發生於1917年，中共成立於1921年，孫中山則逝世於1925年。孫中山晚年並沒有足夠的時間了解共產主義的危害，這是他所處時代給他造成的歷史侷限。但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卻絕不是共產主義。

孫中山振興中華的指導思想是建立在他將現代美國文化與中華傳統儒學相結合的嘗試基礎之上的，而中共與這兩者都完完全全背道而馳。

民有、民治、民享來源於林肯1863年為紀念南北戰爭而犧牲的官兵所發表的葛底斯堡演講。民生主義就是林肯所說的民享，但林肯甚麼時候贊同過馬克思主義？

民有、民治、民享來源於林肯1863年為紀念南北戰爭而犧牲的官兵所發表的葛底斯堡演講。民生主義就是林肯所說的民享，但林肯甚麼時候贊同過馬克思主義？圖為林肯資料照，1861至1865年間拍攝。（HO / Hhe National Archives / AFP）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與列寧是同時代的人，林肯與馬克思也是同時代的人。馬克思甚至代表歐洲工人聯合會致信林肯支持其在美國推動解放黑奴的努力，而林肯也請人向馬克思轉達對其支持的感謝。那麼在那些把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刻意混為一談的御用文人眼中，林肯是否也在聯馬甚至是通馬呢？

林肯支持工人為追求合理工資而進行的努力，其前提是對資本家私有產權的承認。而馬克思則把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看成是資本家奴役工人的手段，進而鼓動工人砸爛舊世界。兩者之間大相逕庭，如何能夠混淆不清？將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相等同，其荒謬成度無異於把林肯和馬克思混為一談。

孫中山所崇尚的儒學之中的為民之說則可見於儒學經典《大學》開篇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前有明德領路，後有至善保駕，親民方可達成。而古人講的明德——優秀的道德，則是建立在道的基礎之上的德。先有天道後有人德，如此是為道德。

中共不信天道，何來儒家所說之明德？

中共信奉鬥爭哲學，如何能夠至善？

既無明德又無至善，如何得以親民？

拜託，以中山之名行共產之實，可以休矣。

五星紅旗的不歸之路

成長於文革以及文革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中國人，很多人長期不知道五星紅旗上那四個小星所代表的真正涵義。在那個年代裏，中小學的課本上沒有這個內容，老師不教，官方也不解釋。

奇怪嗎？中共官方只告訴老百姓紅色代表鮮血——為中共奪取政權而流的血，而國旗之上那五顆星中最大的星代表中共，其它的四顆小星則沒有定義。於是乎，民間有了各種版本對那四顆小星的解釋：東西南北、工農商學、滿蒙漢藏等等，不一而足。

事實是，五星紅旗上那四顆小星的原始涵義是代表著1949年以前幫助中共奪取中國政權的四個階層：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但在中共奪取政權後不久，民族資產階級即在1956年開始的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運動中被消失了，小資產階級則在六十年代開始的文革中成為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如此這般，國旗之上的四顆小星所代表的四個階層就有一半被中共給消滅了。

國旗無法隨意更改，而中共又不願意擔當背叛盟友和恩將仇報的惡名，於是只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將國旗之上那四顆小星所代表的涵義付缺，不做解釋。直到八十年代，中共出於其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開始重新容許民營資本的存在，那四顆小星的官方解釋才終於在九十年代重見天日。

然而舊的謊圓了，新的問題又來了：對這四顆小星的官方解釋這次會存在多久？

中共由於其在文革期間的倒行逆施而使自己陷於困境，用其自己的話說就是文革將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度過其七十年代所面臨的經濟困境，中共不得不寄希望於西方的資本、技術和市場。於是，中共在1981年重新出台其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該理論在中共奪取政權的初期曾一度使用過，其核心是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在此階段私營市場經濟可以作為國營計劃經濟的補充而存在。

問題是：這個重新出台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從1981年到現在已經有四十年的時間，甚麼時候這個階段會結束？是五十年之後？十年之後？還是明年？甚至會是在今年？

這個所謂的初級階段理論，現在已經成為了懸在所有中國私營企業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誰都不知道這把劍會何時落下。而這個已經有四十年歷史的初級階段結束之日，就將是這把利劍的落下之時。

出台四十年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現在已經成為懸在所有中國私營企業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誰都不知道這把劍會何時落下。圖為上海外灘陸家嘴建築群。（Johannes Eisele / AFP）

中共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搞「大躍進」，口號是「五年超英（國），十年趕美（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然而用二十多年跑了一圈，又回到原點的初級階段。不但回到原點，而且還厚著臉皮去當年被其謾罵為「腐朽的、沒落的和壟斷的」西方世界，去請其當年口中的「萬惡的資本家」來投資，這本來就是一場國際笑話。然而中共會改變其本性嗎？

2016年，中共開始搞所謂的（國營和民營）混改，要求大型民營企業入股國營企業，說白了就是強迫大型民營企業向不斷虧損的國營企業輸血。民營企業表面上是被邀請去向國營企業投資的，但明白人都知道，民營企業的老闆們第一不敢拒絕混改，第二無法自己決定要投資多少。一切都是黨說了算。

再往後，接踵而至的便是馬雲辭職，螞蟻金服和滴滴出行被阻止上市，一些大的民營企業集團的老闆們紛紛退隱或退居二線。於是很多人開始擔心中共是否要開始第二次工商改造了。

但許多人也許沒有想到的是，2021年已經不是1956年。在中共統治了中國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共也許根本不用搞第二次公私合營的所謂工商改造，就可以控制這些民營企業，無論這些企業有多大。

馬雲、張一鳴這些叱吒風雲，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得以大展拳腳，締造出自己行業帝國的大老闆們不得不從CEO的位置上黯然退下，將公司的指揮棒交給繼任者。想過嗎，這意味著甚麼？

這就意味著中共完全有能力將他們之後的繼任者也從CEO的位置上逼退，而且把他們之後的再繼任者以及再再繼任者們也逼退。如此這般幾個回合下來，中共便可以兵不血刃地將一個中共的親信安插到這些表面上仍然是民營的「私人」企業中擔任其總裁。

這種設想絕不是異想天開，中國的八個所謂民主黨派的歷任主席中不少人的真實身份其實是共產黨員。由共產黨的黨員親信直接控制民主黨派這種方式，中共完全可以用於在對這些民營企業的控制上。

無論是宣布初級階段的結束，還是將民營企業的總裁換成中共的黨員親信，或者採取其它甚麼方式，中國的大型民營企業遲早都會被中共所收編。原因無它，中共的共產本性決定了其不可能將這些關乎中國經濟盛衰的大型企業，尤其是高科技的大型企業長期置於其掌控之外。

五星紅旗上那代表私有資本的兩顆小星，遲早會再次名存實亡。

至於另外那兩顆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小星，則早已從天上墜落塵埃。在當今中國，誰是曾被中共高高捧為領導階級的無產階級？是那些從農村到城市的農民工。他們既是農民、又是工人。他們本應是五星紅旗上那另外兩顆星的共同代表。但在中共官員和官媒的口中，他們被稱為「城市低端人口」。他們被呼來喝去，他們被到處驅趕。他們雖還活著，但他們在中共的眼中卻早已落入了紅旗上那無盡的血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