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與中山之路背道而馳的中共強權之路

中共之路與中山之路兩者之間雖只相差一個字，卻代表著背道而馳和互不相容的兩條不同道路。

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出現了兩條截然不同的引領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道路：一條是孫中山及民國所走的將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西方文化相結合的復興之路，另一條則是全盤否定東西方正統文化的馬列中共之路。這兩條路，一條的結果在台灣，一條的下場在中國。然而有趣的是，走在這兩條路上的兩股力量，似乎都與孫中山有著不解之緣。

台灣稱孫中山為國父，台北有紀念孫中山的國父紀念館。

習近平則在不久前於北京的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會上稱：「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並進而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來證明其「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的觀點。

問題是，中國與台灣的中學課本上都寫著孫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話的原意是指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並非中共口中的「統一大業」。而且台灣與中國二者在政治制度、文化生態、以及在國際社會的形象上均大相逕庭，如何能說二者皆是由孫中山而來？

我們姑且將台灣的民主之路稱為中山之路，將中國的一黨專政之路稱為中共之路。看看中共之路與中山之路之間的差別在哪裏。

真假民主之別

1949年之前中國憲政民主的歷程可回溯到1924年孫中山發表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1931年民國政府發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1946年民國政府在中共參與之下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1949年之後，中國和台灣則各自走上了自己的發展道路。

在台灣，1986年台灣民進黨成立，1987年民國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令，1991年結束戡亂時期，2000年首次實現政黨輪替。到目前為止台灣已經經過了三次執政黨的政黨輪替，今天的台灣已是亞洲不容置疑的民主典範之一。

而在中國，中共也在講民主，即所謂「中國特色的民主」。除中共是執政黨外，中國另有八個所謂的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許多不曾深究中國問題的西方人一聽說中國有所謂的民主黨派，而且還不止一個，有八家之多，就認為中共的體制改革是有可能的。殊不知中國的這些民主黨派都不是反對黨，而是協助中共執政的協政黨派。用更直白的語言講，就是給中共做擺設，為「中國特色的民主」當點綴的花瓶黨。

當然花瓶用不著太多，太多了既不好管，也容易亂。所以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中國的民主黨派也一直只有八個。幾十年來一個不多，也一個不少。他們既是中共的傀儡，又是中共的爪牙。

比如所謂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其在中國存在的意義就是統戰台灣的國民黨，並為中共將來與國民黨進行合作的模式做藍圖和樣本。至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其作用就是代表台灣社會支持中共的統治。當然，這些東西既騙不了台灣的政黨，也騙不了台灣的社會，但卻可以幫著中共為中國人洗腦，起到鞏固中共統治的作用。

這八個民主黨派和其他一些因為利益而為中共服務的名人富人和貴人們一起組成了所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表面上看其作用類似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上院或參議院。而另一部份由中共從中國社會各行業精挑細選出來的非常聽黨話的乖寶寶們，則組成了所謂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個從表面上看類似於西方國家的下院或眾議員的機構。

於是乎，有了參眾或上下兩院，也有了民主黨派，還有了兩院代表，好一個中國特色的民主氛圍。然而，在這個所謂「人民民主」的國家裏，人民卻永遠沒有投票選舉執政黨和各級官員的權利。

中共的所謂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其政治局常委會裏少數幾個寡頭的投票。政治局常委會裏或七個人，或九個人，四票對三票，或者五票對四票，就代表了14億中國人的多數意見。

中共的官媒前些年把台灣立法院打架的畫面大肆渲染，意在醜化台灣的民主。但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中國老百姓，至今也從未有過任何「人民代表」為他們挺身而戰。因為這些所謂的「人民代表」們，拿的都是中共的工資。他們只為中共的提案舉手，不為百姓的利益說話。

中共治下這些所謂的「人民代表」們，拿的都是中共的工資。他們只為中共的提案舉手，不為百姓的利益說話。2021年3月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山與中共這兩條道路背後的真假民主之分，由此可見一斑。

繼承傳統與毀滅傳統之別

文化即是行為，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行為方式。

概括地講，人的行為包含了兩個方面：一個是腦子裏信甚麼，另一個則是手上在做甚麼。前一個是信仰，後一個是人道。所以東西方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內容都不過是兩個方面：信仰和人道。

東西方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內容都不過是兩個方面：信仰和人道。圖為在台灣廟宇裏祈禱的人們。（Paula Bronstein/Getty Images）

說來有趣的是，延綿了五千多年的中華傳統文化與領導了過去兩個多世紀世界文化潮流的美國文化有一個共同之處：宗教信仰自由。美國的宗教自由來源於早期移民美洲的新教徒們對擺脫歐洲教會對其信仰控制的需要，而古老中華的信仰自由則來自於源遠流長的道家文化的開明。

孫中山出生於一個受傳統道教影響頗深的家庭，少年時代在香港逐漸接受基督教，最後成為基督徒。但在政治上他主張信仰自由，這一點可以說是同時受中國和美國文化影響的結果。

看看今天的台灣大選，你會覺得台灣是一個比美國更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候選人們馬不停蹄地上寺廟、進道觀、參加教會的祈禱，對各路神仙只怕沒拜到的，絕對不會有漏掉的。

反觀中共，從強迫和尚道士尼姑還俗、由黨指定天主教神父、破四舊、批孔批儒，到強拆基督教教堂，迫害法輪功。真可謂好事不幹，壞事做絕。對共產黨來說，憲法中明文規定的信仰自由就是一句空話。用中共的前任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的話說就是：共產黨最終要在地球上消滅所有的宗教，消滅人對神的信仰。

共產黨以無神論起家，不信因果，也不信善惡有報，做事當然就不擇手段，沒有任何人道的底線。與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基本的人道理念完完全全地背道而馳。

人性是不完美的。如何面對人性中的陰暗面是任何一種文化之中的關鍵部份。而共產文化對人性弱點的處理方式無論與東方還是西方的正統文化相比較，都是徹頭徹尾地反其道而行之。

孔子所講的仁愛，是克己復禮、是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也就是克制自身的私慾而包容他人的弱點。而西方建立在基督文化基礎之上的處理方式則是強調以榜樣的力量鼓勵他人向善（be the good example，be the good example，and be the good example again）。所以說，東西方文化對人性弱點的處理方式都是建立在包容的基礎之上的。

孔子所講的仁愛，是克己復禮、是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圖為北京孔廟裏的孔子雕像。（Frederic J. Brown/AFP）

孫中山曾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而這個基礎，就是孔老夫子所講的仁愛。孫中山所推崇的民權和民生來源於林肯所說的民治和民享，其基礎是對個體權利和私人財產的尊重和保護。而他所說的民族主義，講的是民族獨立，也不存在中共所刻意宣揚的大公無私之類的東西。

而馬克思主義從誕生第一天起，其所追求的按需分配的理想就是要徹底地否定人性自私的黑暗面。所以中共講大公無私，在文革中甚至極力鼓吹狠鬥私字一閃念。所以中共樹立的那些英雄，如雷鋒、王傑、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等等，都是死去的英雄。因為只有死去的人沒有人性負的一面，也只有死去的人不會否認其被官方捏造的英雄事跡。

共產黨將集體主義擺在了高高在上的位置，要求其追隨者「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共產黨員入黨誓詞）。也就是說共產黨員從入黨的那一天起，就要時時刻刻做好準備用自己的生命換取黨的利益。所以在共產黨裏，黨性永遠高於人性。在黨性面前，人性啥也不是。

在東西方正統的文化裏，高於人道的只有對天和對神的信仰。而上天和神對人性卻是慈悲和包容的。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共產主義這種需要為黨性犧牲人性的東西，恰恰是孔子所說的不可以為的邪門歪道。

綜上所述，中山之路是結合了東西方正統文化的尊重人道之路，而中共之路則是徹頭徹尾的反人道之路。

中共強權至上的未來

中共自毛澤東到習近平，其口號從百年前的所謂反帝反封建到今天的民族復興，夢想的畫餅越畫越大，已經忽悠了中國民眾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可惜最後圓了的只有中共奪權和掌權的夢，但民族文化卻被其毀壞殆盡。試問中共整天掛在口上的所謂道路自信是其自信要走復興孔孟老莊之路，還是重蹈已經崩潰了的國際共運之覆轍？一個失去了自己文化傳承的民族，又談何復興？

中共自毛澤東到習近平，其口號從百年前的所謂反帝反封建到今天的民族復興，夢想的畫餅越畫越大，已經忽悠了中國民眾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Hector Retamal / AFP）

習近平在北京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講話中說：「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堅定志不改、道不變的決心。」中共這是下定決心要在馬列共產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了。

中共在百多年前乘五四運動的浪潮，打著反帝反封建的旗號起家，然而卻走上了一條完全反民族傳統的道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這個民族能夠走過五千年風雨傳承之路並走向未來的核心凝聚力之所在。而中共在過去一百多年所做的事情，卻恰恰是在不斷地毀滅這個民族的核心凝聚力。

18世紀後半葉，蒸汽引擎與美國的民主制度相繼出現在人類社會。在之後的兩個多世紀裏，工業化的浪潮與民主的潮流同時席捲世界。歷史的事實證明現代工業社會的生活方式與人權民主的普世價值完全契合，民主的潮流勢不可擋。

馬克思主義出現於19世紀的中葉，其出現的原因也是因應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遷。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個幽靈，卻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被證明是一個完完全全非人道的魔鬼幽靈。人類為了認清這個幽靈的邪惡本質，已經付出了數億人的生命損失作為代價。

中共能逃脫如前蘇聯般的崩潰結局而一路走到今天，不能不說是得力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部份政界學界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所持有的幻想。縱觀過去大半個世紀的歷史，美國及西方對付共產極權國家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如對抗前蘇聯那樣將其不斷削弱，最後導致其崩潰。而另一種則是對待中共的方式，不斷地向其輸送資金、技術，向其提供市場，期待其經濟發展之後能進行體制改革。

中共在加入世貿之後的二十年間其GDP已增長了超過十倍，但其政治體制改革卻遙遙無期。而且在經濟增長之後，在南海建島，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整個的擴張態勢變得越來越不擇手段和無所顧忌。美國及西方的政界、學術界和媒體這才如夢初醒，明白過去對中共的綏靖政策已養虎為患，如今整個西方世界未來的安全已在中共的威脅之下面臨重重挑戰。

如果從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科技能力、控制的人口總量及其屠殺自己治下民眾的歷史這五個方面，將中共與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能在世界範圍內威脅到全人類的政權做一個比較，不難發現中共今天已是人類歷史上無出其右的對全人類人道和安全的最大威脅。

而反觀台灣，民國政府在1949年撤退到台灣之後，先是進行土地改革，以和平的方式實現了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遺願。繼而發展現代工業，將台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然後實現了民主轉型，挺進高科技領域，成為當今亞洲現代化民主的典範之一。

台灣的中山之路與海峽對面中國的中共之路，兩者之間明顯的區別是：台灣走的是一條延續傳統和符合現代普世價值的以求好而逐步變強的復興之路。而中共所追求的則是用馬列共產的理念否定傳統的中華文化和現代普世價值的單純求快求強的發展道路。

以求好而變強，其發展乃是在穩固的道德基礎之上的漸進式發展道路。而以否定一切傳統和普世價值為代價的一味只求快只求強的道路，強大的最後結果必然是成為一個赤裸裸的強盜。

中共這條一味追求快求強的發展道路，走到今天可說是走到了困境重重的地步。其國內的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過去數十年的經濟龍頭，如今已負債纍纍。不得不將其市場轉向海外，搞所謂的一帶一路。試圖將其掠奪式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後果轉嫁到其它國家，目前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警惕和抵制。但這種抵制卻不會延緩中共為解決其國內問題而不斷向外尋找出路的腳步。

中共在加入世貿之後的二十多年裏，從未兌現其承諾。最近一輪的中美貿易談判後，美方代表戴琪指出中共無意改革。可以預料的是，美國及整個西方世界在未來對中共的抵制將日益升級，中西兩個陣營的對壘也會變得越來越涇渭分明。

中共已經意識到其未來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不可能依賴改革的幌子繼續對西方坑蒙拐騙，所以急於樹立起其全球大國的國際形象，希望以此來吸引更多的中小國家加入其陣營。問題是，中共建立大國形象的方式與其經濟發展模式一樣，也是一味地求快求強。為了樹立其強大的形象，不惜搞戰狼外交，結果在西方世界為自己樹立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強盜形象。

西方基於對中共改革的幻想，在中共加入世貿之後的二十年裏一直對中共在西方盜竊知識產權和盜竊製造業的行徑聽之任之，並對中共在西方的種種滲透行為不聞不問。但前提是：中共只是一個小偷。一旦小偷變成了強盜，中美關係和整個東西方關係就將產生實質的變化。

人類文明的延續和世界未來的和平都將在中共的崛起中面對巨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