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年到1975年，甚至到2010年左右，大學校園都是充滿最多新思潮、新觀點的地方。

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自由言論和反戰思潮進入校園，隨之，同性戀、雙性戀思想在文人用性別平等、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等說法的包裝下，堂而皇之地有了一席之地。現在，批判性種族理論也進入了法學院和各種教育項目，把這作為培養合格教師的綱領之一（保羅‧弗萊雷的「被壓迫者教育學」仍是各類師範院校的課程內容）。所有這些內容都在挑戰傳統價值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的學校更不一樣了。今天的高等院校有著一種讓人窒息、令人顫慄的霸權主義。高等教育系統內從學者到學生再到管理者，都被這種無形的霸權和懲罰機制控制著。

現在流行一種所謂「覺醒」思潮。教授絕對不敢越界。大學生看到抗議者從身邊經過，哪怕自己有一些顧慮和想法也選擇低頭默不作聲。見到「覺醒」派的行動，大學內管理層二話不說馬上響應，就像亨利四世上朝的時候僕人接旨辦事一樣迅速。要快，要小心，注意安全！這就是規則。即使有終身資格的教授也是如此。只要沒有犯下嚴重的錯誤，他們的終身都有工資保障，但是現在一旦發生任何抗議活動，他們的所為就像沒有安全感一樣。他們看到同事被處罰也保持沉默，不想幫忙解決問題，只會在心裏想「天吶，還好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以前不是這樣的。學術界偏左已經有幾十年的時間了。這股政治傾向催生了各種異見人士、不滿資深同事用老方法行事的助理教授。但是，那還是以前自由態度下的產物，還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從六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變化是常態，每個人都不知道哪個新生代學者會突然出現，宣布甚麼新的理論。在傳統方式下，只能是權威壓制反叛者。這是當時學術界的對手文化，允許弱勢挑戰權威。這還算是允許批判性思維的年代，不願意墨守成規、積極挑戰任何理念。

可是到了現在面對所謂「覺醒」的思潮，這一套都不管用了。「黑人命也是命」、「特朗普」、「1月6日國會事件」、「種族主義」、「玻璃天花板」、「變性人權利」等一系列主題，一下子有了鐵板釘釘的看法，有著絕對的道德觀點，絕對不容許有任何不一樣的看法。所有學者心裏都知道這些議題有著明確的政策界限，有著讓所有人都感到害怕的一種壓制性觀點。質疑的氛圍消失了。少數有著獨立意見的學者，無畏地提出批評意見的文人，越來越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人一不小心就掉進「陷阱」，輕則被迫出來道歉，重則被開除回家。這導致所有的學者都看到了「大嘴巴」要付出的代價。

現在社會上對這些議題看法的「一致性」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1985年我上大學的時候，那時候主導的理論家像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和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全都是敢說話、直言不諱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們絕對不會盲從別人的意見。他們會怎麼看因為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在中世紀研究中發表了關於身份政治的言論，1,500人簽署了一份請願書向他發起攻擊？對於一家期刊以令人反感為由，同意撤回一篇為殖民主義辯護的文章，他們會怎麼說？「令人震驚和可悲！」他們會對此表示不屑，「挑戰公認的智慧正是我們應該做的。」

可是今天，所有學者都如此順從一致的觀點。在現在經濟動盪的情況下，擁有終身資格的教授比任何人工作都更有保障。疫情都沒損害到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去Zoom軟件上課，一切照常。他們可以在家備課、寫書，工資一分錢都不會少拿。可是奇怪的事，這些保障沒能保護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些教授的思想觀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統一，特別是對於2021年各種頭條和大事。美國的各方面事務都變得如此怪異，廣場的自由言論也要受到政治觀點的束縛，以至於人們還沒注意到學術圈已經突然具有如此怪異的一致性。的確，這是一種軟極權主義，卻沒有幾個人有膽量說出這個一目瞭然的事情。

他們都知道會發生甚麼事情。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很久以前說：「有不同的看法，這是世界用不愉快在鞭策你。」可是現在不是這樣了。最驚人的是，最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的地方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自由言論、自由思想和自由質疑，這些是學者的職責。即使你不是入流的學者，如果你的作品達到學術界的水平，你的同事和上司都應該接受你的意見。他們不應該否認你的智慧。這才是科學研究的態度，也是同行審議要保證做到的：不帶政治偏見地評估你的才華。

可是，現在一切事情都被加入了政治因素。這就是「覺醒」思潮的終極目標：把政治因素引入它本不應該存在的領域。學術界的守門人（主要是自由主義者）已經守不住了。左派已經扛起了「道德」的大旗，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信念不夠。而這兩派，已經把保守主義者幾乎完全趕出了學術隊伍，可能他們對此很滿意。但是，現在的校園已經不再是一個有挑戰性思維和新想法的地方。其實，「覺醒」聽起來更像是陳詞濫調，根本不是甚麼新玩意兒。（它們的確是老掉牙的概念了。）

以前那個充滿活力、激情、討論不同觀點的地方，現在變成了壓抑的、具有定勢思維的、令人乏味的工作場所。他們玷污了大學。#

作者簡介：

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大學英語教授。他的作品曾在《華爾街日報》、《標準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和《高等教育紀事報》上發表。

原文：The Strange Obedience of the Professorat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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