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國進民退」 中共不再掩飾

進入2021年，中共加速左轉，「國進民退」幾乎無人否認了，已經成了赤裸裸的現實，這在如下三個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第一，新聞業非公有資本「六不得」

10月12日，媒體報道匿跡多日的馬雲現身香港，並稱螞蟻集團已賣出持有財新傳媒全部股份，「徹底退出投資」。似乎，馬雲過去幾年建立的「媒體帝國」正在解散。這背後，除了政治角力因素，也反映了中共為確保「一言堂」，藉口「防止出現非公有資本因牟利目的而干預主流輿論」，一再升級新聞管控。

例如，10月8日，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就《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其中提到，非公有資本「六不得」：

——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

——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通訊社、報刊出版單位、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廣播電視站以及網絡新聞資訊採編發布服務機構等；

——不得經營新聞機構的版面、頻率、頻道、欄目、公眾帳號等；

——不得從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大社會、文化、科技、衛生、教育、體育以及其它關係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等活動、事件的實況直播業務；

——不得引進境外主體發布的新聞；

——不得舉辦新聞輿論領域論壇峰會和評獎評選活動。

雖然官方專家聲稱這是「一直以來執行的政策，這次是重申」；但是梳理《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18年版、2019年版、2020年版，可以發現中共的逐步升級。2018年禁止准入事項第4項的措施描述：非公有資本不得介入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業務；2019年在此基礎上，增加「任何組織不得設立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2020年與2019年相同；2021年則大升級，例如從「非公有資本不得介入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業務」，擴充到「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

進一步前溯，發現習當局是在逆轉上一任黨魁的新聞產業路線。胡溫在任期間，對新聞產業控制有所鬆動。2010年1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下發《關於進一步推動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通過引導和規範非公有資本有序進入新聞出版產業、鼓勵上市融資、資本重構等措施，繼續推動中國新聞出版產業的發展。

這次「六不得」，對新聞產業大幅度收緊，這就不僅僅是「黨媒姓黨」的問題了，而是在朝「黨媒之外無媒體」的目標飛奔了。

第二，義務教育「民轉公」

7月，在中國「民辦教育第一市」的河南周口市，知名的河南省淮陽第一高級中學（完全民辦），其校長遞交申請，將學校整體捐獻給政府（「民轉公」的形式之一）。以此代價，該校乃能招收1800名新生。與此同時，河南多地、江蘇、山西等多個省份都有經營比較成功的中小學「民轉公」。

義務教育「民轉公」的背景是甚麼呢？《民辦教育促進法》2018年第三次修訂，但其《實施條例》「姍姍來遲」，今年5月14日才對外發布，自9月1日起施行。與其說是「促進」，不如說是「促退」。例如，《實施條例》不僅新增民辦學校的外資准入限制，還禁止「公辦名校辦民校」、「公參民」（包括公辦學校單獨舉辦、公辦學校與地方政府及相關機構合作舉辦、公辦學校與社會力量合作舉辦等），並以反對「過度資本化」之名「設禁區」「亮紅燈」。

8月，中共又發布《教育部等八部門關於規範公辦學校舉辦或者參與舉辦民辦義務教育學校的通知》，具體要求「公參民」學校轉為公辦或停辦，原則上今後不再審批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力爭用2年時間將民辦小學初中在校人數佔義務教育的比重調減至5%以內。

這是政策大轉折。之前，中共政府長期教育投入低（1997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GDP的比例僅為2.44%，而發展中國家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已是4%），就盯上了民間的錢包。1994年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鼓勵社會力量按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辦學，並且允許開展「民辦公助」「公辦民助」等辦學形式。1997年、2002年分別出台《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民辦教育促進法》，稱對民辦教育「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民辦教育開始高速發展。1997年，民辦小學在校生數僅佔0.37%，民辦初中在校生數僅佔0.77%；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民辦義務教育在校生佔比2005已達4.46%（761.36萬），2020年再提高至10.80%（1684.99萬）。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共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18.67萬所，佔比34.76%。

現在中共立場陡轉，禁止「公參民」、迫使「民轉公」，強制將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在校生佔比減一半（約800萬學生），不僅衝擊教育現狀，而且對社會、經濟、地方財政等也有重大影響。

第三，房地產形勢劇變助推「國進民退」

10月13日，北京第二批次集中供地拍賣，有陸媒記者現場目擊，僅有2家民營房企參與現場舉牌，而最終買家多為央企、國企。

9月15日，成都第二輪集中土拍第一日，共賣地19宗，拿地開發商多為本地國企以及央企，比如成都市金牛國投產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成都城投置地、成都軌交，以及中鐵建、首開、華發、大悅城等，民企裏只看到龍湖、復地的身影。

這種情形，也在瀋陽、武漢等等城市一再出現。有陸媒評論說：「央企角力，民企吃瓜」。而這，正是習當局2020年以來強力的房地產政策，所追求的結果之一。

中國房地產二十餘年的迅猛、扭曲的發展，不僅被中共當局認為是「金融風險方面最大灰犀牛」（今年3月2日中共銀保監委主席郭樹清語），而且民營企業「已居於很難撼動的支配地位」（大陸一知名財經作家2018年就此舉例說，在房地產市場上，2017年，有三家公司的營業收入超過5000億元，另有13家的收入過千億，其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它們對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居民消費產生了巨大影響）。

2020年以來，習當局對房地產猛然發力，先後推出「三條紅線」新規、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土地集中供應制等等，促使恒大爆煲，房地產行業形勢劇變——在泡沫中狂歡的日子結束了，轉入到潮水退去的求生狀態。例如，2020年百強房企銷售總額超15萬億元，但再創新高的銷售額卻未能提振股市信心，Wind數據顯示當年房地產指數下跌達8.64%，50家上市房企市值縮水超8000億。又如，2021年，傳統的房市「金九銀十」破功，9月房屋銷售20年最殘。

但是，房地產形勢劇變，央企、國企卻利用中共為其提供的種種優勢，逆勢而上，活躍拿地，收編民企，欲重建其在行業裏的優勢地位。事實上，近些年來，各地出現的「地王」板塊，很多都落入國企、央企之手；2021年，更顯突出。

不過，房地產形勢劇變，有中共政策因素，更有中國經濟基本面因素，是中國經濟持續惡化的一種表現，「國進民退」並不是房地產的出路，如果執意追求「國進」，國企、央企也會更快裸泳了，畢竟中共用於扶持的資源是有限的。